像康德那样思考问题：专访《康德著作全集》主编李秋零
日期：2024-05-07“现在的普通人去把握康德的精神，可能最主要就是这两点，一是人本主义，一是科学思维。
我们过去说康德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那么严格，时间那么准确，他的生活肯定很单调。实际上康德是一个美食家，他对美食的追求，可以说是非常到位的。”
画家结合想象还原的康德居所，由19世纪德国画家费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比尔斯所作。资料图
“我总是希望，能够通过从他人的立场出发，无偏见地考察我自己的判断，从而创造出某种比我原来的判断更好的东西。”在给朋友马库斯·赫茨的信中，康德这样说。
就像18世纪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一样，康德写信时使用各种谦辞、敬语，书信不同于哲学著作，会流露康德的性情，信件里，他审慎、务实，又雄辩、情绪化，偶尔会抖露老学者的冷幽默。哲学家康德终身未婚，却在给年轻的诗人、学者席勒的信中说：“在两个有机领域，为了延续其种类，任何受精活动都需要两个性别。在我看来，这种自然机制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惊异的，都是人类理性的思维极限。”
这些康德书信的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秋零。李秋零主编了《康德著作全集》，目前又在主持《康德往来书信全集》的译注工作。既从康德哲学的内部入手，又从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康德入手，李秋零对关于康德的一切如数家珍。他想“变成康德”，并不是以康德自诩，而是希望在翻译中把自己完全代入康德的位置，像他那样去思考。
1980年代，李秋零参加了他的恩师苗力田先生主持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翻译完成后，苗先生决定翻译《康德著作全集》，他那时的身体大不如前，对李秋零说：“这次我就不再做主编了，因为怕将来名字被打上黑框。”他坚持让李秋零做主编。但翻译工作进展有些慢，一次，李秋零在给博士生上原著选读课，苗力田直接打来电话，把他叫去家里，一见面，就摔书发火。老师发了火，李秋零感到被“逼上梁山”，不能再拖了。
苗力田本打算担任所有译稿的最后审定。在序言中，他把康德从未离开的家乡哥尼斯堡译为“王山”，他说，哥尼斯堡的德文字面意思，不是城堡，而是国王的山岗，于是，仿造Oxford译为牛津的办法，把康德称为王山教授。第一卷的工作尚未完成，苗力田突然辞世。2010年，9卷本的《康德著作全集》出齐，之后又推出了注释本。
中文与德文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李科政认为，翻译中丢失信息不可避免，但丢失的信息与准确传达的信息相比，可能是0.01%和99.99%的关系，只不过专业研究者每天对着原文，便会夸大对这0.01%的感受。
2024年4月，康德300周年诞辰之际，南方周末记者对李秋零教授进行了专访。
李秋零。受访者供图
康德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南方周末：康德主要生活在18世纪，18世纪的欧洲对康德意味着什么，为他提供了哪些时代的和思想的背景？
李秋零：康德生活的时代，我们通常称之为启蒙时代，尤其以法国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甚至18世纪被称为伏尔泰的世纪。在近代的发展中，德国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英国和法国，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德国思辨的传统又使得后起的德国启蒙运动表现出与英法明显的不同。
我们把康德称为“启蒙之子”，他是在启蒙运动影响下形成他的哲学思想的，但是我们一般也认为，康德完成了启蒙运动，甚至是克服了启蒙运动在此之前发展的一些弊端。
南方周末：为什么康德的著作会给一般读者留下十分晦涩的印象？
李秋零：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康德思想形成的时代，西方哲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康德可以说是对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解释，同时也作出了发展。
他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哲学术语，按照他的理解进行了一种改造，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术语和哲学概念。所以读康德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哲学史的知识储备，是很难读的。
另一方面，康德又是一个深邃的思辨哲学家，他的著作在逻辑上非常严密，环环相扣。如果我们读康德，读到后边，把前面那些对概念的定义推演过程抛之脑后了，那么后面是越读越不明白。
所以我总是建议，如果读康德，包括我们哲学专业的学生，也包括非哲学专业的，都要静下心来，不要急于求成，读一点弄懂一点。弄懂一点，就成为你进一步读的一个准备了，必须得这样。
南方周末：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国的孔孟、老庄思想，这些所谓“轴心时代”的智慧，都已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用而不知”。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哲学跟当代的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李秋零：不要说一般读者，即便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也不可能真正去把康德的著作全都读上一遍。但是我觉得了解一些康德哲学的精神，知道他主要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他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可能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如果让我说康德哲学最重要的精神，一个是对人的尊重，康德对自己提出了三个要研究的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实际上这里的“我”都是一个普遍的我，是一个涵盖所有人的我，但是它又是一个具体的我，是每一个人的我。那么这些问题对于康德来说，都跟“人是什么”相关。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康德哲学概括成，他分了三个问题，知道、做和希望，来回答“人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个回答，人就是一个有知识、有道德、有希望的理性存在者。
我们谈到康德的时候，觉得他在伦理学、宗教学、法哲学等等领域很重视人，实际上康德在他的纯思辨著作，比如《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是把人放在研究的首位，比如说他研究所谓的纯粹先天知识，是把人的这种先天的思维结构，视为他哲学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对于所有的康德著作来说，都洋溢着对人的高度重视、高度尊重。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的尊严”等话题，也是这两年学界比较重视的。
其次，是康德哲学的科学精神。相对于之前的哲学家，康德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批判哲学，批判哲学的对立面就是独断论、教条主义，也就是说，他完全从人所能够认识到的东西出发，来进行缜密的哲学思维。他力图把所有的思想变成一种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思想。我们读康德的著作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康德说某个问题是从一个我不知道的根源出发的问题，或者说，他经常会提到，某个问题是我们无法继续探究的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一点在康德哲学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现在的普通人去把握康德的精神，可能最主要就是这两点，一是人本主义，一是科学思维。
康德三百年诞辰时，康德墓前的鲜花。受访者供图
康德是一座桥
南方周末：日本哲学家安倍能成把康德哲学形容为一个“蓄水池”，如何理解康德在哲学史上这种特殊的重要性？
李秋零：蓄水池的比喻指的是，在康德之前所有哲学的精华都流入了康德哲学之中，像一个蓄水池那样，把之前两千多年哲学发展的精华都给保存起来了。康德以后的哲学有所谓的康德主义，也就是继承、宣扬康德的思想，也有一些反康德的哲学家，但是没有不谈康德的哲学家。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有人也做了桥的比喻，康德是一座桥，你从古典哲学进入现代哲学，必须经过康德这座桥。也就是所谓“说不尽的康德”“躲不开的康德”。
南方周末：牟宗三从新儒学角度与康德对话，是中文哲学界对康德这个“蓄水池”的回应吗？
李秋零：牟宗三先生主要是在伦理和形而上学两者如何打通这方面去思考的。康德提出，首先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去希望幸福，而幸福又不是靠人修德能够修来的。康德哲学需要一个终极的超越性存在者，来保证人的德与福两者的结合。
牟宗三认为，这和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有很能够贴近的地方，康德提出先要成为一个有德之人，牟宗三看来，就跟先修身后齐家非常接近。
接下来，康德要保证德与福相结合的希望，对于牟宗三来说，这又可以和治国平天下有很多对话。使德与福能够结合的至善，牟先生在中国儒佛传统影响下称为圆善，试图通过他的圆善哲学来引进康德哲学的元素，促进儒家的理论。
当然，牟宗三先生对康德最后搬出来一个终极的存在或者超越的存在，也即上帝来保证我们德福结合颇不以为然。儒家并不认为有一个造物主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更多的还是要靠人自身的力量去实现圆善，尤其是对圣贤的盼望，这肯定是康德所不能接受的。
现在我们中国大陆对这方面的研究，这两年兴起的自由儒学，这些儒家的研究者对康德也非常感兴趣，认为在康德哲学中能够吸取到很多营养。
南方周末：康德对宗教的思考和处置，对今天有什么启发？
李秋零：康德的宗教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把宗教伦理化、道德化，牟宗三是看中了这一点。另外我跟佛教界的朋友讲康德宗教哲学的时候，他们也发现康德宗教哲学跟禅宗的接近。康德所说的你只管修德，这是你要努力做的事儿，至于说福你可以有希望，但是不要去念念不忘，不要执著于福。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可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宗教就是让人能够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可以相信有德之人必有福。不是因为这个造物主让我怎么做，我才去怎么做，而是我怎么做了，我才能够希望造物主给我分配点福。
无止境的翻译
南方周末：你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跟其他译本，比如邓晓芒老师的译本相比，有什么差异和特色？
李秋零：这是一个比较尖锐，也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大致上可以这样说，1980年代之前，我们翻译的康德著作几乎全部是从英译本转译。1980年代之后，中国新一代学者学习、掌握了德语，而且也充分体会到原文的重要性，比如我的老师苗力田先生就一直强调这一点，原文它不是指原著，哲学家本人所使用的语言才叫原文，这个原则逐渐深入人心。新的一代学者，比如说韩水法、邓晓芒、我，都是直接从康德本人的语言出发进行翻译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再一个就是，新一代译者基本上都在大学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越来越注意术语的统一性，也可以说是把多年科研的积累体现在了译著中。不像过去那些译本都有那种随意性，有时候同一个术语在同一本译著中都不统一，给研究带来很多困惑。
而你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涉及一个比较尖锐的地方，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就是说在康德研究界，人们经常会比较邓译和李译。
在我的理解中，邓晓芒的译本和我的译本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之所以有不同的译本出现，一方面是研究的需要，我们对康德毕竟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也有出版、版权的原因。
从翻译康德来说，甚至我可以说邓晓芒是我的老师，我翻译康德的第一本原著《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在香港出版，出版社请了邓晓芒做这本书的审校。在这个过程中，我跟邓晓芒有很多交流和讨论，学到不少东西。
在大规模翻译康德方面，我们俩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他是要做三大批判，而我一开始就定位在著作全集上，在他三大批判出齐的时候，我这边第一卷和第二卷也就问世了，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如果要说我们俩的区别，我们都强调要从原文翻译，但是康德著作全集里包含了若干拉丁文的原著，邓老师他就不会去碰了，因为我不怕这些拉丁文，所以一开始我就要做全集。
另外在用语风格上，有一些我也不大赞成邓老师的做法，我认为他对德语语法的汉语表达，是有一些拘泥的。我讲究不以单词为单位，而要以句子为单位来进行翻译。所以我们虽然都强调翻译的准确性，但是我不会太拘泥于语句的忠实性，这样会造成一些翻译上的差异。
对做康德研究的学生，我都是主张他们要把不同的译本进行比较使用。实际上，有不同风格的译本是一件好事，是学界的福。我的译本出得比较晚，《康德著作全集》是2010年才完成，但在2010年之后还是出现了一些康德哲学的新译本，比如武汉的杨云飞教授，他就出了《论教育》《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等译本，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不能说有哪一个译本定天下。
德文版康德著作全集和李秋零主编的中译版。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强调，《康德著作全集》不能叫《康德全集》，也就是说只收录了他生前发表的著作，没有收录的部分还有哪些？
李秋零：德国的《康德全集》编纂者，是把康德生前已经正式发表了的著作，作为全集的第一部分，叫做康德著作集。
第二部分是康德往来书信。包括公务往来的书信、与朋友相互应酬的信件，还有一些发表的公开声明，全部收集进来。
第三部分统称为康德遗著。包含了康德的一些笔记，他写完一个纸条可能就放在一边了，由他的老仆人兰佩把它收起来，还有康德为讲课所做的准备，甚至是多年使用，不断地往上添加的批注；还有就是康德的一些未成型的著作，可能是为准备发表而作，但是最终没有发表；还有康德对自己已经发表的著作所进行的一些反思；以及讲演录之类的东西，学生给他做的记录。这个部分的体量远远大于康德生前发表的著作。
所以康德著作的翻译、思想的研究还是任重道远的。在德国，他们早已经把这个部分做完了，到了更精细的工作了。比如自然地理学是康德多年讲授的课程，他们甚至要把这个东西的全部材料，康德历年增加的新材料新批注，都要在一本著作中体现出来。比如一个纸条上，这一行字是哪一年写的，那一行字是哪一年写的，分别都要表现出来。当然有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有没有必要完全跟着德国走？
南方周末：大众最熟知的就是康德的三大批判，除了三大批判之外，还有哪些著作值得向读者推荐？
李秋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他的第一本代表作，后来又出了第二版，这两版都是人们看重的，但是把这两版放在一块就是一本很厚重的书，翻译成汉语就是五六十万字了，可能有些人没有耐心去啃这样的大部头。那康德还有一个简写本，《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汉语十多万字，完全可以作为一条捷径去读。
再比如康德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关于他的道德哲学，我们研究康德看重《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后来的《道德形而上学》，但是在这两本书之前，康德还写了一本《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不读《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直接去读《实践理性批判》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这个“奠基”也是本小册子，适合我们一开始切入。
另外康德晚年的一些小册子，可以把它视为康德哲学的应用哲学。我想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读，比如政治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从这些不同角度去读，都是可以的。
南方周末：除了已经出版的《康德著作全集》，你现在主持译注的《康德往来书信全集》进展如何？
李秋零：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也是有点拖，本来早就应该完成的，现在只完成了大约五分之四，最近一两年之内应该能够面世，等这个部分出版了之后，剩下的就是康德的那些遗作了。现在好多年轻研究者已经把目光转向了那个部分，也有个别的译文和相关的研究发表了。
成为康德
南方周末：翻译康德，主要困难在什么地方？
李秋零：真正翻译的困难在于如何跟上康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储备。康德可以说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在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都有相当好的造诣。比如说他早期的著作，很多涉及自然科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简直是无所不能。
更何况康德的知识是18世纪的，这些知识到了21世纪，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个时代的度量衡还没有一个国际标准，各国是散乱的，康德跟法国人谈法国的事，用的是法国度量，英国是英国的度量，德国又小邦林立，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不断去查找材料，但有些东西是不那么容易查到的。
更甭说，还有像《自然地理学》这样的著作，都在讲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康德一生没有离开他家乡的城市，却无所不知，他靠什么？靠大量读别人的游记。另外康德有个习惯就是总要请餐友一块吃饭，请他们讲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他都记下来，成为他的知识来源了。
所以有些东西，他完全是道听途说，某个人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一个信息，比如讲一个动物的名字，你查遍所有的大词典，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你怎么翻译？所以我说，翻译康德最大的困难还是如何跟上康德的知识。
南方周末：翻译书信，是不是要容易一些？
李秋零：我之前翻译过一本《康德书信百封》，现在译注的《康德往来书信全集》，除了康德自己写的信，还要把别人写给康德的信都译出来，这就涉及书信难翻的问题了，很多写信的人教育程度不高，甚至语言不通。
有一个传闻，说当年康德著作出来之后，流行起来了，德国的淑女就会在自己的梳妆台上放一本《纯粹理性批判》，以表示她是一个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实际上完全是摆样子。有些与康德通信的上流社会的德国女性，语言实在是不敢恭维，更何况康德生活的年代，德语还没有经过歌德、席勒的洗礼，语言本身就不是很规范，而康德生活的东普鲁士更是远离德国的大本营，被称为文化的穷乡僻壤，所以写信人的水平差别很大。有些书信，只能是连猜带懵。
它跟著作不一样，著作当年出版的时候有编辑把关，康德自己都承认他的《判断力批判》，出版时编辑做了很多润色的工作，但是书信没人润色，就是原文排版。这也是我到现在迟迟交不出来稿的原因，有时候被一个问题给困住了，往往几天才能转过来那个圈，才能解决它。
南方周末：通过康德的书信，可以得到哪些有意思的信息，看出康德什么样的性情？
李秋零：康德的著作中，你绝对读不到德国当年是怎么提职称的，提职称应该发表多少论文。通过书信，这些东西在康德申请教授职位的时候，都体现出来了，让我们对康德本人，对当时德国的学术制度等等，增加了一份了解。
我们过去说康德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那么严格，时间那么准确，他的生活肯定很单调。实际上康德是一个美食家，他对美食的追求，可以说是非常到位的。吃馋了某一个地方的芜菁之后，每年他都不忘记问他的学生讨要。
所以书信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我们深入了解他的思想，而且通过这些书信，对当时的欧洲、德国社会，同样可以加深理解，把康德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放在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中去了。
德国1974年发行的5马克硬币上刻有康德像（左）。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说过在翻译过程中要先把自己“变成康德”，怎么理解这句话？
李秋零：这是句挨骂的话，有人已经直接攻击了，说你狂妄到没边了，你想成为康德。其实这句话的真实的意思是，我们要翻译康德的著作，要理解和研究康德，首先要设身处地站在康德那个位置上。
当然我不可能像康德那么伟大，但是我尝试找出康德的思路，先不把自己主观的东西加进去，而是纯然地试图按照康德原来的思路去思考，等我真正把握住了，把它重现出来了，再用我自己的东西去研究康德。所以在之前，我说要成为康德，就是这个意思。
困难归困难，收获也不小，可以说让我又把18世纪欧洲知识体系做了一个回顾。虽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也曾开过科学史这样的课，但都是皮毛的东西，因为康德的讨论涉及非常具体的科学问题。连学校建一个塔楼，上边安避雷针，都要跟康德探讨，康德要发表意见，那我们也只能去学一学避雷针是吧？
南方周末：毕竟中文跟德语，跟西方语言，还是有巨大的差异，包括现代汉语作为一种学术语言，也在不断塑造的过程中，你觉得翻译康德会有哪些遗失的信息？
李秋零：我一直强调的一个翻译原则就是，我们不见得要做到语言的、词语的对等，但是要力争做到信息量的对等。比如学界一直在讨论Sein的问题，究竟把它翻作“存在”，还是翻作“是”，争论不休，因为翻成任何一种，都会丢掉一些信息。有时候我主张“得意忘言”，比如Sein对于真正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来说，它不成问题，我一看到这个词，想到的是Sein，至于用“存在”还是用“是”来翻译，因为已经得到了Sein这个意了，就可以把你的言忘掉，不用追着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