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伦理是管理学的重要分支，聚焦企业管理中的伦理议题。经济学因其先发学科优势，长期为企业伦理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但也深刻塑造了后者的研究范式。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传统企业伦理研究过度倚重效率与物质回报，无论是股东至上范式还是既有的利益相关者框架，均渗透着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战略工具主义逻辑，从而遮蔽了企业发展的人文维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作为根植于中国发展实践的新兴理论命题，将经济繁荣与文化赓续相融合，在现代化进程中彰显人文底色，系统揭示了中国与西方经济模式的本质分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蕴含的三重伦理维度，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性的企业伦理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企业伦理；人文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研究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大局提出的重大命题。作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它不仅为理解经济行为背后的人文动因提供了理论支撑，更着力破除西方经济学话语霸权，克服其长期忽视人文价值的固有弊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实践与经验的理论凝练，反映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逻辑。

企业伦理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聚焦于企业管理活动中的伦理议题。经济学作为发展较早、体系较完整的学科，不仅为企业管理研究提供了持续的理论资源，也在深层上塑造了企业伦理研究的演进路径与基本取向。长期以来，企业伦理的理论与实践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过度强调效率与物质回报。无论是股东至上视角，还是既有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在本质上均带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战略工具主义倾向，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企业发展的人文根基与价值底色。本文认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蕴含深厚的伦理关怀与人文价值导向，其内在的伦理维度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特征的企业伦理指明了方向。

一、经济学范式对企业伦理研究与实践的影响

经济学范式并非简单的分析工具集合，而是一套关于“经济世界如何运行”的元理论预设，它涵盖了对人性本质、行为动机、价值目标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看法。企业伦理则是对商业组织行为正当性的追问，建立在对“企业是什么？”“企业的目的是什么？”“企业决策的价值依据是什么？”等前提性问题的回答之上。然而，这些前提性问题的答案，往往并非独立推演而来，而是隐性地由既有的经济学范式所赋予。经济学范式划定了企业伦理思考的前提与边界，而企业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范式价值逻辑在微观组织层面的具象体现。

首先，经济学范式对于“人”的预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伦理研究对于商业活动中“道德主体”的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出发点，将人抽象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子式个体，其行为动机被简化为自利的算计与偏好的满足。在西方主流的经济模型中，“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在这一设定下，企业中的管理者、员工、股东等均被视作利益博弈的理性行动者。197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对于一个私有企业来说，企业管理者应该对雇主即企业所有者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基于基本的社会规则为雇主尽可能地赚取利润。在股东视角下，企业的目的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其伦理决策被转为成本和收益的计算。随后弗里曼等学者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虽主张多元利益平衡，但其理论内核仍深陷个体主义和经济人假设的窠臼，将企业自身的利益计算作为利益相关者利益考量的出发点，其后的研究者试图通过米切尔评分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合法性、权力性、紧迫性排序来是其更为合理，但其实利益相关者视角理论本质上都在计算利益冲突的均衡解，而无法真正要求企业将“道德”作为内在追求。

其次，经济学的价值目标预设，根本性地塑造了企业伦理研究和实践中所依据的评价标准。当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效率、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作为核心乃至唯一目标时，企业伦理便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符合伦理的行为被界定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声誉、规避法律风险或维持长期利润的手段。诸如迈克尔.波特等学者将利益相关者管理视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手段，提出战略性慈善理论，主张企业慈善行为要同时获得社会效益和企业利益，改善企业竞争环境，如供货方交叉持股、银行承诺支持等，均应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这种企业伦理的观点是一种战略工具主义，其实质在于，它主张符合伦理的做法并非因为行为本身具有伦理价值，而是因其有助于实现企业的经济绩效而被采纳。在这种范式下，“做正确的事”与“做符合经济绩效的事”之间始终存在紧张，一旦伦理要求与利润目标冲突，后者往往在逻辑上占据优先地位。

最后，经济学的方法论框定了企业伦理的推理路径与责任分配模式。西方经济学推崇的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将一切社会现象还原为个体行动。从亚当·斯密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公共选择理论，都倾向于将社会现象解释为个体行为的结果，把个体偏好、理性选择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基点。这种视角导致企业被简化为一系列契约的连接，而非具有意志和责任的实体。于是，企业伦理问题被归为代理人的道德问题，或市场自发的道德筛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行为被化约为个人行动之和，企业伦理被降低为个人素养问题，企业的组织架构、薪酬制度、信息不对称、权力分配等结构性因素对伦理行为的影响被模糊化，公司作为“行动者”的集体责任概念也被弱化了。

总体而言，现代主流的经济学家倾向于主张，经济学是一门描述性的实证科学，与价值判断无涉，其任务仅在于考察经济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而“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效率”是所有经济人的共同目标。受此影响，企业被简化为纯粹的盈利性经济组织，其运行和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个人（尤其是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然而，必须认识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非现实性忽略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导致了经济模型的高度抽象和简化。正如凯恩斯所言，在实践中，很少有实际问题能够仅仅通过经济学角度就得以完全解决，如果要理解经济中的重大问题，“还必须考虑到被视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外的伦理、社会和政治因素”。事实上，企业并非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实体，而是一种同时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组织存在。正如德鲁克所说，企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器官，其存在与发展的目标必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他深刻地洞察到，企业不能脱离社会在真空中发展，企业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一家健康的企业......一个健康的社会符合管理层自身的利益”。企业的繁荣离不开稳定、公正、和谐的社会土壤，而社会的进步同样依赖企业所提供的就业、财富、创新与秩序。从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到埃尔金顿的“三重底线”理论，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伦理学者主张，经济责任已经不是定义企业成功与否的唯一准绳，伦理、环保等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亦不可或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主要的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尽管突破了单一经济考量的束缚，却大多仍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将承担社会责任视为企业长期盈利或风险管控的手段。在此视角下，企业伦理行为在较大程度上被简化为应对社会新变化和新需求的一种商业策略，未能真正将伦理价值内化为企业存在的本体性目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无涉”与“效益至上”为标榜，其理论内核实际上植根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叙事体系，内含着对增长、产权、契约和竞争秩序的特定历史理解。这一分析框架倾向于将文化伦理、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等要素作为外生变量予以排除，从而在认识论上呈现出非历史性与偏狭性。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该范式在解释和应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暴露出明显的适应性缺陷，尤其在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分化加剧、全球化进程受阻以及地缘经济冲突频发等重大议题上，其理论工具与政策框架均缺乏有效的解释力和应对能力。同时，深受经济学范式影响的企业伦理研究也面临伦理考量工具化的质疑和担忧。基于经济学范式的工具式商业伦理似乎默许了这样一种认知，即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和照顾利益相关者的时候，可以仅出于工具性和经济性的目的——只要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社会责任就是值得履行的，而无需在更大的范畴上考虑社会整体和人类整体的利益。这种工具化的企业伦理观念不仅消解了企业自身应具有的道德承诺与深层人文价值观，也无法真正遏制层出不穷的商业伦理失范现象，更无法导向一个繁荣且良善的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正在于克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缺陷，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西方经济学因人文维度缺失而引致的人文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最终指向不是单纯的财富积累，而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深刻伦理要求。因此，经济行为不再是与道德无涉的纯粹技术活动，而应重新嵌入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涵括文化传统、社会价值和伦理规范的整体性框架之中。人文经济学作为回应这一伦理要求的新范式，以人文视角审视经济过程，将人的发展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从而推动经济学向“人”的回归。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了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目标正从高质量增长转为高质量的生活，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经济基本组织单元的企业，亟待回答“企业应何为？”这一具有根本性的价值选择问题。正如西方经济学曾为西方企业伦理研究与实务提供基本的理论动因，中国企业伦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建构，亦需依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视角，努力走出一条本土化的发展之路。

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内含的三重伦理维度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学从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的深刻跨越，也意味着经济与人文之间走向真正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并非二者的简单叠加，而是伦理逻辑与经济逻辑的深层互构，集中表现为伦理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在追求形式化与精密化的过程中，日益疏离其最初的人文关怀。经济学家科斯曾尖锐地指出，现代经济学已不再是研究“人类”的学科，也不再是关于人类创造财富的“道德科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恰是对此种偏离的主动纠偏，其根本旨趣在于推动经济学向“人”的回归，恢复经济活动中应有的人文温度与伦理向度。正如洪银兴所指出的，“人文与经济的融合体现在以道德观和价值观涵养人，即以文化人”。在伦理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之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开辟出一种以价值引领发展、以人文涵养经济的新范式。

基于此，本文提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伦理内涵可以从以下三重维度加以把握，即个人层面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层面的共同富裕与福祉提升、全球与自然层面的代际正义与可持续发展。这三重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框架，深刻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丰富内涵，也为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工具理性、蕴含深厚人文关怀的企业伦理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个体维度的伦理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三重伦理内涵在个体层面的具体落地。当代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财富分化、社会失衡和精神空虚等问题恰是在于传统经济学与经济实践脱离了人文视野，缺乏从人的主体地位、伦理价值与生存意义等核心维度思考和推进经济发展，陷入“见物不见人”的认知误区和实践偏差。正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人被简化为经济活动的被动参与者和物质财富的附属物，而非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价值需求、情感需求的实践主体。这种追求高度专业化和价值无涉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经济实践导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的物化和异化，最终使人陷入物质丰裕而精神贫瘠的困境。这正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所要破解的核心伦理难题。

人文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将人的发展放在核心位置，将人的价值和归宿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考量，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个体维度的核心伦理目标，其深层内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这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经济伦理层面的根本分歧。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长期以物质积累为圭臬，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尺，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人往往沦为生产的工具、资本增殖的环节，经济发展与个体发展形成对立，资本的无限增殖与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往往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代价，最终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危机。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服务于人，让经济发展回归人的尺度、贴合人的需求、彰显人的价值，这正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价值立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曾深刻指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段论述清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从来不是目的本身，最终是为了人的解放，为了让个体摆脱生存的重负、摆脱异化的束缚，获得充分的自由与发展空间。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物质财富达到相对丰裕的状态，人才能从繁重的谋生劳动中抽身，获得充足的自由时间来发展个性、完善自我，实现“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理想状态，这正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所追求的个体伦理愿景。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并非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具有具体内涵、可落地、可感知的伦理目标，其核心体现在个体发展的全方位性与主体性：它意味着人的能力、兴趣、爱好能够不受阶级、分工、物质条件的阻碍而自由发展，是个体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全面提升与协调发展；它意味着个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实现与保障，能够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自主选择发展路径；它更意味着真正把人作为目的本身，摒弃“以物为本”的发展逻辑，让个体的价值追求、精神需求得到充分尊重与满足，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同丰盈。这一伦理目标要求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引导经济活动实现全方位的价值转型，让个体在经济活动的全链条中实现价值跃升与精神丰盈，摆脱物化与异化的束缚，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

因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它既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伦理尺度。一个健康文明社会意味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和自个体由发展时间的增加，也意味着保障个体发展权利，尊重个体价值追求。一个具有伦理关怀的经济，必然助力每个人都能在物质丰裕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个性的充分实现，从而达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伦理理想。

（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社会维度的伦理目标，是提升社会整体福祉、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繁荣

一个具有伦理关怀的社会，应当让人们在分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尊严的增进、安全的可依、归属的温暖，体认到彼此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联结。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社会维度伦理目标的核心在于提升社会的整体福祉。这一目标以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并赋予其超越单纯经济范畴的深厚伦理意涵。共同富裕是指整个社会进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极大繁荣的社会状态。它不仅是经济概念，更是深刻的伦理概念，本质上是社会的道德理想，它包含了物质与生活的双重维度，要求在发展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增长中促进社会的整体向善，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每个社会成员可感可及的福祉。

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共同富裕，内含“富裕”与“共同”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富裕”指向生产力水平的持续跃升和人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改善；“共同”则强调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拒绝任何形式的群体性排斥或结构性剥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创造财富为导向，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财富成了奴役人的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公平正义的虚伪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其本质是维护资本的剥削与统治，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财富逐渐异化为奴役人的工具，劳动人民沦为资本增殖的附属品，最终导致财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撕裂愈发严重，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中国式现代化也创造财富，但财富本身并非终极目的，而是实现全体人民美好生活、促进社会整体繁荣的手段。财富归属的全民性、使用目的的公共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鲜明伦理标识。

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自动带来精神生活的充实，社会福祉的内涵也远不止物质丰裕。精神文化需求是人民不可或缺的、不断发展的高层次需求，它构成共同富裕不可分割的精神维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既根植于经济实践，又反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为经济活动注入价值导向和人文温度。文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倡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经济活动全过程，使经济领域各业态成为传播真善美、培育公共德性的重要载体，以文化滋养经济，以价值引领发展，营造经济与文化共进的良好生态。

经济不是价值无涉的纯粹效率领域，它也是人的交往实践和德性养成的重要场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主张将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内嵌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使经济活动成为培育诚信、合作、责任、创新等道德品质的实践载体。劳动者在生产中学会协作与互助，经营者通过公平交易养成信誉与担当，消费者在理性选择中涵养节俭与可持续的生活理念。中国古人始终强调获取财富的方式必须合乎道义，经济活动本身即是检验和塑造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尺度。这种将道德涵化于日常经济实践的做法，契合中国古代“以义制利”“德本财末”的经济传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通过经济活动的文明化、人文化，持续涵养个体道德素质，将企业等各类组织塑造为道德共同体，培育健康向善的组织文化，使每一次市场交往、每一份职业劳动都成为锤炼个人操守、增进公共德性的契机，提升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繁荣和良善。

（三）在自然和全球维度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伦理追求是合作共生，维护代际正义，实现高质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价值取向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资本至上发展模式的超越，也展示了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学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伦理担当。

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人类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不同历史阶段，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同的，而人类文明的发展朝向应该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前提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产生、发展和优化的基本途径，人可以通过改造自然来发展自身，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过程打破了将人与自然视为对立面的固有思维，指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性，从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思考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强调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必须将人与自然视为同等地位的伦理主体，揭示人与自然、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反对把自然视为无限索取的资源库与任意排放的垃圾场，拒绝以破坏生态、透支未来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主张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代际伦理内嵌于经济发展全过程，使经济活动既符合人的发展需要，也符合自然演化规律，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

“生态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此基础上，代际正义成为人文经济学在时间层面的核心伦理标尺。代际正义要求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承担起对后代人的道德责任，保证后代拥有与当代人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传统增长模式往往以 “代际透支” 为代价：过度消耗资源、累积环境风险、扩大全球失衡，本质上是把当代的成本转嫁给未来、把局部的收益留给少数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内在地要求我们将道德关怀从当代人拓展至未来世代，体现了其对生态伦理和代际公平的高度关切。高质量经济的发展，必须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必须是尊重自然规律、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代际公平校正发展偏差，强调发展不是一代人的独享，而是多代人的接力；财富不仅是当代的积累，更是文明的延续，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伦理根基。这种对代际正义的坚守，将经济发展的伦理边界从人际和谐拓展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赓续提供了伦理保障。

在全球化与全球风险并存的时代，人文经济学进一步将伦理视野拓展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倡导合作共生的全球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共同面对人类发展问题的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类”的整体概念出发，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切的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利益，而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寻求的是一种惠及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价值理念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天下一家的价值传统，契合于当今世界发展的价值主题，即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增进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福祉，使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和科技红利能惠及全人类。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和全人类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时，人类要坚决反对“赢者通吃”的资本利益逻辑，摒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共担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共同面对生态困境,合作方可共赢。2021年10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强调，“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大道之行，命运与共。其强调全球人类共同生产和发展的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主张超越零和博弈、霸权思维与文明隔阂，以互利合作替代恶性竞争，以多元包容替代文明冲突，以共同发展替代单边垄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演进。

这种伦理追求最终落脚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不只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是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发展成果的全球普惠、发展潜力的代际传递。它要求在生产层面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在国际层面坚持公平正义、互利共赢，在生态层面坚持敬畏自然、和谐共生，在未来层面坚持守好资源、留足空间、传递希望。如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自然与全球维度确立了清晰的伦理坐标，即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夯实生态根基，以代际正义守住未来底线，以全球合作共生拓展人类共同福祉，最终走出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既立足当代、又面向世世代代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贡献，也是人文经济学在全球化与生态文明时代鲜明的伦理价值呈现。

三、基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伦理维度探索中国企业伦理建构路径

在人文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企业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也是伦理实践的关键主体。它处于经济逻辑与人文逻辑的交汇点上，既承担着创造财富、配置资源的经济功能，又肩负着涵养价值、增进福祉的人文使命，因而天然地成为连接二者的桥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三重伦理维度为企业这一关键微观主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将理论视野转向实践层面，提出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四条核心路径。

（一）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价值作为中国企业伦理研究与实践的根基

在论述中国式文化经济即人文经济的本质时，习近平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 。它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理论或工具，彻底颠覆了“见物不见人”或单纯追求GDP的传统发展观，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在经济领域的系统体现和践行，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伦理要义在于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对应人文经济学的个体伦理维度，即经济的发展目标应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企业伦理的研究和发展应当具有与之相符的价值内核。“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企业层面的体现，本质上是企业对其存在意义的一次深刻追问与价值重构。它要求企业将发展的坐标从“资本增值”转向“人的全面发展”，使企业目标从“利润至上”的传统范式升维至“社会价值创造”的人文范式。

首先，企业要把服务人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伦理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这要求企业将人的需求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流程。在产品研发上，立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兼顾实用性、安全性与人文性，拒绝生产脱离群众需求、违背伦理底线的产品；在服务供给上，尊重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提升服务质量与人文温度，让产品与服务真正服务于人的生活改善与能力提升；在发展导向中，始终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让企业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的实际成效。

其次，企业在微观治理中重新审视“人”的位置。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企业目标必须涵盖对内部员工、终端用户、以及社会公众、的全方位关照，成为连接不同社会群体、促进资源公平流动的人文节点。在内部治理中，企业要摒弃员工工具化的认知，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完善薪酬福利、职业发展与人文关怀体系，让员工在企业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共享发展成果。在外部互动中，企业要坚守诚信伦理，尊重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与监督权，提供优质、安全、合规的产品与服务，守护用户合法权益。

最后，企业要将人民作为自身发展的中心与动力。人民既是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接受者，也是企业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这意味着企业不能仅仅将人视为消费者或劳动力，而必须从根本上确认并保障人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让人成为发展的主体、参与者和受益者。企业应为员工提供成长平台和发展空间，帮助其实现个人价值，培育尊重人、关心人和成就人的企业文化，反对“加班文化”和唯绩效论，关切员工的精神需求与心理健康，通过企业作为和产品服务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更大的层面贡献社会精神价值。

（二）以推动社会整体福祉推动企业伦理目标升维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社会维度的伦理目标是实现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单元，作为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共同富裕、提升社会整体福祉的过程中，企业应该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共同富裕，并非外部强加的道德义务，而是企业自身双重属性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内在需要。只有将自身发展深入融入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之中，企业才能突破工具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局限，实现伦理目标和发展质量的双重升维。

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非单纯由政府推动的分配工程，而是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与企业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既不是被动接受政策调控的客体，也不是游离于社会伦理之外的逐利工具，而是参与社会治理、塑造伦理秩序、促进公平正义的能动主体。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股东利益至上”的主流导向不同，中国企业创造财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股东利益和企业本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的整体繁荣和进步。同时，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不仅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社会单元，还是深度嵌入社会结构、承载价值追求的人文主体。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和人文关怀的现代企业，必然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主动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以及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责任，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共享、发展与稳定，从而在自身发展中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成为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向善、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因此，企业应以社会整体福祉为伦理目标驱动，将社会价值融入企业发展全流程。这要求企业以产品与服务为载体体现人文关怀。具体体现为：一是实现功能的普惠性，即关注最广大人民的真实需求，尤其是弱势群体与边缘人群，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产品门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强调体验的尊严感，即通过设计和服务提升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避免信息不对称和技术遮蔽对人的操纵；三是提升价值的正向性，即商业活动应传播积极的社会价值，通过产品和服务引导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且，当企业将解决社会痛点，如养老、环保、医疗公平、乡村振兴等作为自身使命时，其往往能开辟出新的价值蓝海。这种以“社会价值”为引导、以“经济价值”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正是“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的具体体现。

将社会价值作为企业目标的核心组成部分，并非对经济绩效的否定，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经济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福祉的物质基础，而社会价值的实现则能为企业带来更持久的发展动力、更稳固的市场地位与更深厚的发展潜力。以社会整体福祉为导向的企业伦理，为企业提供了穿越经济周期的“人文韧性”。在经济下行期，坚守社会价值、赢得社会信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消费者与社会各界的支持，抵御市场风险；在经济繁荣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拓展市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三）以合作共赢为伦理规范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利益格局深度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生存发展逻辑已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经济学所推崇的零和博弈、单边逐利、恶性竞争的思维范式，不仅难以支撑企业的长远发展，更会加剧市场失衡、生态透支与社会撕裂，最终使企业陷入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基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世界和自然合作共生”的伦理维度，企业应将共生共在、合作共赢作为企业核心伦理规范，在经济活动中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以共生、共享、共荣的理念处理内外关系，这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整体观、辩证观、共同体观的生动践行，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合作共赢作为企业的伦理规范，首先体现为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共生。新时代人文经济实践中的企业不再是资本支配劳动、管理层支配员工的层级化控制体系，而是全体成员价值共创、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对管理者而言，合作共赢意味着决策模式的深度转换，鼓励员工参与组织决策，使决策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又兼顾全体成员共同利益。内部的合作共赢，能够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凝聚发展合力。其次，在市场竞争维度，合作共赢的要求企业摒弃恶性竞争、价格战、垄断排他等短视行为，转向良性竞争、开放协同、价值共创的新型市场关系。在高度互联的数字经济时代，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交织，任何企业都难以仅凭自身力量实现全链条掌控。合作共赢倡导企业与同行、合作伙伴、上下游主体建立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以协同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以联合创新突破技术瓶颈，以资源互补拓展发展空间。最后，在社会与生态维度，合作共赢进一步升华为企业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企业的时代责任与伦理担当。这要求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社会大众；要求企业坚守生态底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统一。企业与社会、自然的合作共赢，本质上是对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局部收益与整体福祉、当代发展与代际公平的有机统筹，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以合作共赢为伦理规范，最终指向企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不是单纯追求规模扩张与速度增长，而是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发展动力的全面提升；可持续发展也不是一时一事的短期繁荣，而是穿越周期、面向未来、惠及后代的长期繁荣。这种共生共在、合作共赢的理念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与工业社会以来从个人出发而形成的互惠互利观念有根本性的区别。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互惠互利，多以个体理性与利益交换为前提，本质上仍带有工具性与功利性色彩，而新时代人文经济视角下的互惠互利强调主体之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是人类对所面临的全球化带来的高度依赖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挑战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在这一伦理框架下，企业通过助益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获益，意味将他人的存在和发展真正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再壁障横亘，从个人到组织都将创造更好的生活、构建更好的世界作为共同的目标，真正通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人类的共同繁荣进步。

（四）以中华人文思想涵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与企业伦理文化

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企业伦理的落地实践绝非单纯的制度约束，更离不开精神内核的支撑与文化氛围的浸润。当我们谈及企业伦理的时候，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伦理道德水平越来越受到关注。领导者作为组织决策的制定者、组织文化的缔造者和企业行为的示范者，他们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行为与企业伦理的具体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发展新时代企业伦理，还必须重视企业家伦理精神的塑造和企业伦理文化的缔造。

首先，在精神修养层面，应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伦理价值，为塑造新时代企业家的伦理精神提供养分。比如，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理念，将个人修身作为根基，强调个体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这种理念映射到企业家身上，便是将自我道德修养作为立身之本、治企之基，要求企业家首先锤炼自身的道德品格，坚守诚信、仁爱、担当、谦逊的伦理准则，摒弃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在个人修养的提升中涵养责任意识与家国情怀。道家“天人合一”的智慧，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片面导向，引导企业家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企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社会福祉相结合，摒弃高污染、高耗能、高内耗的发展模式，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中实现企业与生态、社会的协同发展。此外，中华传统文化中“义利兼顾”“诚信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理念，也为企业家塑造正确的义利观、诚信观和发展观提供了思想指引，助力企业家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坚守道德底线、涵养人文情怀，形成兼具商业素养与伦理素养的精神特质。

其次，在文化落地层面，培育企业伦理文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将中华传统伦理观转化为可落地、可践行的现代企业管理哲学和组织文化，构建兼具人文关怀与规范效能的内部治理机制。具体而言，企业领导者通过对自身道德素养的提升来达成对组织成员的道德示范作用，实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治理效果。在企业运行过程中，道德教化的力量和管理制度的规范需协同发力，管理制度为企业实践划定底线，明确边界，而道德教化作为内在浸润，通过文化熏陶、价值引导，唤醒组织成员的道德自觉，其产生的心理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感，远比外在强制约束更为持久、更具温度，也更能激发组织成员践行伦理规范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不过，组织的伦理文化并非挂在物理空间的宣传标语和每天例行检查的形式，而应当成为组织成员经由学习和耳濡目染所达成的基本道德共识，形成组织的精神传统，并表现在组织成员的日常行为之中。这就要求企业在推进伦理文化落地时，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误区，将传统伦理理念与企业日常管理、员工教育、激励机制深度融合，引导组织成员深刻理解传统伦理的时代价值，将伦理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自觉，让企业伦理文化真正落地生根、融入日常，成为凝聚人心、规范行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最后，在时代彰显层面，人文经济学视野下，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的伦理精神与企业伦理文化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将传统人文智慧与时代发展需求相结合，实现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企业家“就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应具备的精神特质，这既根植于中华人文思想，又贴合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时代要求，核心体现为家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为本、共享互利和胸怀天下。家国情怀要求企业家跳出“小我”视野，将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紧密结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助力共同富裕；勇于创新要求企业家在坚守伦理底线的前提下，秉持“自强不息”的传统精神，勇于突破、敢于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诚信是企业家进行商业活动的立身之本，这在人文经济实践中既体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精神，也蕴含了中国传统儒家所崇尚的君子品格；共享互利要求企业家推动发展成果由员工、消费者、社会共同共享，实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共赢；胸怀天下要求企业家摒弃“独善其身”的思维，秉持“兼济天下”的格局与情怀，跨越国界，在世界市场中进行资源配置和战略合作，参与推进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

四、结语

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人文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揭示了人文精神、人文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倡导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的“人文回归”，有效破解了经济发展的“人文悖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深厚人文底蕴。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内含三重伦理维度，即个人层面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层面的共同富裕与福祉提升、全球与自然层面的代际正义与可持续发展，这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框架，深刻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丰富内涵，也为超越西方现代化单纯追求物质积累的局限，提供了一种蕴含深厚伦理关怀的中国方案。

企业是人文经济学伦理实践的重要主体，基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三重伦理维度，本文进一步提出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四条路径：即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价值作为中国企业伦理研究与实践的根基，将企业伦理目标定为推进社会整体福祉，把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共同富裕紧密结合，实现伦理目标与发展质量的双重升维；将合作共赢作为核心伦理规范，树立共同体意识，在内部实现利益共享、在市场实现协同共进、在社会实现责任共担、在生态实现和谐共生；以中华人文思想涵养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与企业伦理文化，推进新时代人文经济的伦理精神由个人到企业到社会，乃至世界的浸润与传播。这既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企业发展的伦理要求，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企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的责任担当。

本文原刊于《中州学刊》2026年第8期，注释从略。

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