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同感）、爱（仁爱）与正义的关系是西方近代以来哲学家们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在哈奇森、休谟、斯密、康德和赫尔德的哲学中，同情（同感）与正义的关系构成了其启蒙情感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启蒙哲学家们聚焦于同情与仁爱的讨论，旨在将道德从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重构道德哲学的基础，恢复人的道德主体性，进而促进公民团结和社会公共利益。进入现当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功利主义思潮的盛行，西方社会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加剧，自私自利、道德冷漠成为社会常态，性别和种族平等、权利和财富分配等问题逐渐凸显为社会矛盾的中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延续了传统道德情感主义者的讨论，试图在情感与理性之间、自利与利他之间、伦理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从情感维度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和国际正义。其中，舍勒、斯洛特和努斯鲍姆分别从现象学伦理学、美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视角，着重探讨了同情（共感）与爱、同感关怀与正义、爱与正义的关系，为情感主义的正义理论作了颇具代表性的论证。三者的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其本质都是利他主义，目的是为了在尊重和关爱他人的基础上，借助普遍情感的力量，守护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最终促进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共同善。

作为对启蒙情感主义传统的批判与超越，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致力于回应现代性所引发的精神危机与社会病理。在这一诊断框架下，他不仅揭示了近代“普遍博爱”伦理因剥离神圣价值与精神人格而沦为“怨恨”的人本主义幻象，而且进一步剖析了该幻象的生成机制：生命匮乏者因无力企及崇高价值，遂通过弥平价值级序以达成虚伪的“平等”，进而实现对崇高性的系统贬抑。此种心理层面的伦理困境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层精神结构，即“价值秩序的根本颠覆”：较低层级的“效用价值”僭越并凌驾于更高的“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之上，进而导致了“心的失序”。正是此种价值倒置，使得原本基于价值共鸣与人格尊重的“共同体”意识逐渐被功利化，并被功能化的“社会”关系所取代。鉴于此，舍勒主张必须超越单纯心理学意义上的“同感”，回归到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爱”的观念。唯有确立爱对于同情（同感）的奠基性地位，并依循客观的“爱的秩序”重塑价值感受，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异化与虚无主义，从而为重建真正的道德团结与社会正义提供一条超越维度的现象学路径。

作为当代美国极富盛名的伦理学家——斯洛特和努斯鲍姆与德国哲学家舍勒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思想渊源和继承关系，但同样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给西方社会所造成的伦理困境和社会问题，试图重申情感在伦理原则和社会制度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进而通过情感为道德和正义奠基。斯洛特明确反对理性主义，认为同感是道德和正义的充要条件，因而陷入了情感基础主义的极端立场。一方面，他将关怀（关爱）建立在同感的基础上，与舍勒认为爱（作为自发性的行为）先于同感（反应性的行为）的观点形成了对立；另一方面，他反对纯粹形式主义的理性伦理学，强调情感在道德建构中的根本作用，又与舍勒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努斯鲍姆认为同感具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无法作为道德和正义的基础，唯有爱和同情感才会对社会道德和正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她认为，爱先于同情，它是一切伦理情感和政治情感的基础。就此而言，她的观点与舍勒又有相合之处。此外，努斯鲍姆并不反对理性，她只是认为光有理性不足以建构完善的伦理和正义理论，而必须同时把情感纳入思考范围，其目的是要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培育和扩展同情心，另一方面与普遍的理性原则展开沟通和对话，由此真正实现公民团结和社会正义。

在社会正义领域注入同感/同情，固然有助于构建人际、国际间的尊重，保障弱势群体的福祉，激发爱国主义和国际人道主义的热情，从而为一些实质性的政策和行动提供理论支撑。但是，同感/同情本身的局限性使其无法发展出一种自足的社会正义理论。特别是，在道德实践上，基于同感的个体道德具有“偏私”性质，而公共道德本质上要求人们更加“无私”，它要寻求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道德法则。如果将那些仅仅适用于个体道德的准则强行推广到公共领域，有可能因私害公，从而导致价值错乱，从而走向正义的反面。因此，我们不宜像斯洛特那样过分夸大同感在公共领域中所起的作用，而应准确把握和限定其边界，避免陷入情感基础主义。

斯洛特和努斯鲍姆都主张通过培养同感（爱与同情）来培养爱国主义这种政治情感，以激发公民的奉献牺牲精神，实现社会团结，维护公共利益。然而，基于同感和同情的爱国主义很容易陷入沙文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使公共文化和政治情感趋于封闭和保守。因此，我们在警惕道德理想主义者所倡导的道德普遍化、道德全球化的同时，也应该警惕道德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道德地方化和道德狭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