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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后,他写下“马哲之魂”——一位人大哲学首届学子的哲学人生
日期:2026-11-10

202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成立七十周年。学院请九旬老学长傅西路题词。他展纸提笔,写下四个字:“马哲之魂。”上款是“人大哲学院(系)成立70周年纪念”,落款是“人大哲学系(院)56级首届学生、时年九十”。旁边又附三句话:“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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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时间倒回一九五六年,回到河南新安县北山的那个清晨,一个少年正踩着露水往山外走。他当时还不知道“哲学”是什么,更不会想到,七十年后,自己会用毛笔为它写下一个“魂”字。

一、“做人要像个人样”

傅西路生于河南新安县城以北的山村。村子如今已沉入小浪底水库,记忆却没有沉没。山多地少,祖辈打长工,父亲务农,家境清寒。他五岁入学。村里原先没有学校,乡亲们把庙里的佛像搬走,腾出房舍作教室。全班八个学生,他年纪最小,起初是陪着不肯上学的哥哥去的。

家里教得极严。幼年的他也曾撒泼耍赖,长辈连说带哄把他拉起来,只叮嘱一句:“做人要像个人样。”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不许下手抓。这话听起来朴素,却像一颗钉子,钉进了他一生的骨头里。后来他常说实事求是,其实最早的老师不是书本,而是这句乡土话:人再穷,也不能把自己活丢了;世道再难,也得正着身子站住。

上初中在县城,上高中在偃师。六年求学,往返家校常要走很远的路。坐一趟火车要三毛钱;三毛钱能买三碗面,够他吃一天。为了省钱,他常常鸡叫便动身,翻山越岭,走上百余里。住校睡通铺,别人有褥子,他只有一床被子。布鞋最怕下雨,冬天烤火时烤糊了,就往鞋里塞报纸和干草接着穿。打球买不起运动鞋,一场球下来布鞋开了口,便自己缝补。十七八岁当了班长,棉衣磨出破洞,怕补丁太显眼,就买条围巾遮住。在他看来,家里再穷,穿戴也总得像个人样。

衣裳是母亲一手操持的。奶奶种棉花,母亲弹棉花、纺纱、织布、染布,裁成夏天的单衣、冬天的棉衣。他从小随家里干农活,也练出一身劳动本领。那时他常想:家在山脚下,山外是什么样,看不见;人至少可以登到山顶,看看外边究竟是什么天地。

这个“山外”,后来叫哲学。

二、从慢车到海运仓

一九五六年,傅西路临近高中毕业。他原想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历史系,也考虑过清华大学工科,反复权衡,总觉得没有十分合意的专业。恰在这年六月,中国人民大学在统一高考前提前招生,新设哲学等四个理论系。班主任找到他,说哲学系学制五年,招生加试数学,适合他文理兼学。校长和教导主任也劝他报考。此前人大未进入过他所见的招生目录,他对“哲学”二字也没有多少概念,最终还是报了名,赴郑州应试。

那是一个哲学被寄予厚望的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大学重组,理论人才紧缺。人大哲学系依托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成立,首届本科生二百余人,后来被称作人大哲学的“黄埔一期”。傅西路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一个想走出山村的农家子弟。七月,录取名单先刊于《河南日报》。他记得,河南省录取的正式生有三名,他是其中之一。收到录取通知后,他便无须再参加统一高考。第二年起,偃师高中陆续有学弟循着他的路径报考人大。

进京乘坐的是慢车。从县城到郑州要四个多小时,换车后再坐一整夜,天亮时抵达前门站。一下火车,他就看见中国人民大学新生接待站的牌子,心里顿时踏实下来。校车把新生送至东直门海运仓,哲学系当时便在这里办学。

第一个接待他的同学叫于云鹏,比他早到一天。于云鹏替他搬行李、办证件、领餐券,又领他到四人一间的宿舍,上铺已经贴好了他的名字。傅西路不解对方何以如此熟练。于云鹏笑着解释:系里没有专人接待,谁来得早,谁就先代表哲学系接待新生;等他安顿好了,也可以去接待后来的人。

让傅西路终生难忘的,还有学校的伙食。八人一张方桌,桌上有鱼、肉、炒菜和素菜,米饭馒头可以按需取用,过道里的大木桶盛着热汤。他后来形容,初到学校的日子,简直像“从地下到了天堂”。这“天堂”不是奢华,而是一个穷孩子第一次被国家托住:学校不收学费,困难学生还能领取助学金。傅西路拿的是甲等助学金,每月十五元。入学时学校发放脸盆、碗筷,换季还补助衣被;他离家时只带了一床小被,学校很快又补发了被褥。同届不少农村学生都靠这些资助完成学业。到北京后,他再未向家里要过钱;工作以后,每月领到五十六元工资,还要先寄一半回河南。

从海运仓的宿舍望出去,他看到的已不是新安的山。他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一个要用概念、判断、推理去理解世界,也要用实践去改造世界的天地。

三、在新生的哲学系中成长

哲学系初创,课程、教材、师资都在逐步建设。全年级二百余人分为七个班,常年与学生相处的,有汪永祥、刘淑尘两位辅导员。

大一学习政治经济学,请的是经济系李云、宁玉山两位老师。上半学期讲资本主义,劳动、资本、货币、剩余价值,一连串概念涌来,傅西路起初听得吃力。他借来《资本论》研读,仍觉得不易理解。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学了一年,这门课他竟得了满分。人大当时采用五分制,考试时学生依次抽题、当面作答,老师当场评分,他几次口试都拿了满分。苏联专家凯列也来讲过课,专家讲一句,钟宇人、马玉珂两位老师翻译一句。讲授的具体内容,他后来已记不清了;师长们随和儒雅的风度,却一直留在记忆里。

大二时,徐琳老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时还没有现成的哲学教科书,发下来的只有油印提纲。制作提纲要先刻蜡版:把蜡纸铺在钢板上,用铁笔一笔一笔刻,再拿去印。台上老师倾力讲授,台下学生奋笔记录,晚上还要整理笔记。徐琳和萧前,都是当时哲学系年轻的教学骨干。那些带着油墨气的提纲,今天看来简陋,却是一代哲学教育从无到有的见证。

傅西路印象最深的,是王方名讲形式逻辑。这位四川籍教师讲课慢条斯理,概念、判断、推理被他讲得生动有趣。讲到推理,他会举出看似顺畅、实则无法成立的例子,让学生在笑声中发现问题。每逢他上课,教室里总坐满了人。王方名的研究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与黄顺基就形式逻辑问题发表文章,参与当时的学术讨论,曾受到毛主席邀请,参加关于逻辑学问题的座谈。

其他课程里,同样有许多后来为人熟知的学者。英语老师胡明扬发音清晰,后来成为语言学家;傅西路记得,自己在英语课上被提问,一张口便带着河南腔,引来同学们的笑声。数学课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关肇直讲授,他讲得深入,哲学系学生却未必跟得上;辅导老师再讲一遍,傅西路仍觉得难懂。心理学课请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回望学生时代,他感慨,自己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当时却未必真正懂得他们的学问有多深。

系主任何思敬是从延安走来的翻译家,曾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常提醒学生,只读译本还不够,有条件也要接触原文。这句话像一粒种子。多年后傅西路在实际工作中反复强调:材料要核实,概念要弄清,不能只停留在转述和表态。

同窗中亦多可学之人。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时运凯比傅西路大一岁,衣帽整齐,物品摆放有序,做事有条不紊。傅西路自认从农村出来,见闻有限,便处处留意时运凯的举止,两人后来成为知己。调干生罗国杰年长稳重,走到哪里都随身带书,开会间隙也要翻上几页。后来,他转向伦理学研究,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教材。一间宿舍、一间教室,后来长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分支。历史不是抽象的名词,它曾在这些年轻人的笔记本里一页页展开。

四、手把手教他上讲台

一九六〇年四月,首届学生提前毕业,三十余人留校补充师资。傅西路分入逻辑教研室,同去的有王贵秀,还有四班的苏越、宋希仁。留校之初,他给自己定下的要求很朴素:“老师就是老师,你把书教好,这算你的本领。”

教研室着意培养年轻人。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夜校的形式逻辑课原本由张兆梅老师承担。为锻炼傅西路,她把这门课交给了他。这是他第一次登上讲台。张兆梅手把手教他备课,从讲话、板书到手势、举例,逐一指点;最初几讲,她还陪同前往,坐在后排听课。

有一次下暴雨,小车在半路的水坑里熄了火。张兆梅不让傅西路下车,怕他淋湿衣服耽误讲课,自己冒雨下去推车。课程结束后,讲课的报酬她也分文不留,尽数给了这位年轻教师。说起张兆梅,傅西路总说,这样一位老师,让他终生铭记。那一场雨,也让他第一次真切懂得:所谓“服务人民”,不是一句挂在嘴上的话,而是有人愿意为你淋雨,有人愿意把讲台让给你,再把你扶上去。

留校任教的岁月里,也有许多热闹的回忆。全校教工篮球赛,哲学系由靳辉明、董新民、杨瑞森和傅西路等人打主力,还吸收了资料室身材高大的张兰斌入队。他记得,这支队伍多次夺冠。年轻教师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情谊。

他还记得系里一次教师提级评定:符合条件的青年教师有十来位,名额只有两个。系里事先列明了考量条件,包括发表论文、兼任学生班主任等。最后,名额分别给了兼任班主任的董新民和发表过论文的王贵秀。评定过程和结果,都给傅西路留下了深刻印象。规则摆在桌面上,人心便有衡量。这也是一种无声的哲学教育。

五、“学哲学、教哲学、用哲学”

此后,哲学系经历了办学调整,教师分散到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傅西路记得,张腾霄反复叮嘱大家:保持建制,保持教学任务,队伍不散。一九七八年人大复校,哲学系随之恢复,分散在各处的教师陆续归队,课程、招生、教研室逐步重建。

傅西路继续参与教学和人才培养。一九八二年,他在《教学与研究》发表文章,讨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关问题;次年,与梅岱、吴定求合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版。当年捧着油印提纲听课的学生,后来也成了编写教材的人。

再后来,傅西路调入行政机关。他把自己的经历概括成九个字:“学哲学,教哲学,用哲学。”前两程在人大,第三程则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做调查研究,他坚持先核实材料、查明事实,再作判断;起草文稿,要先明确论题,再组织论据,想清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论题、论据、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他说,这些是自己在逻辑教研室养成的思考和写作习惯。在《秘书工作》杂志工作期间,他留心积累实际案例,此后长期研究秘书学和公文写作,编写、主编了多种论著。离校数十年,他仍常说:“不能忘本,不能给人大丢人。”

哲学在他身上,从来不是一门只供讲授的学问。它是核实材料时的耐心,是起草文稿时的条理,是面对复杂现实时仍要追问概念、分辨是非的习惯。所谓“用哲学”,不是把哲学挂在嘴边,而是让哲学进入工作,进入判断,进入一个人每天做事的方式。

六、马哲之魂

离开工作岗位后,傅西路读书、看报、写毛笔字。从五岁描红算起,他与书法相伴了八十五年,却一直自称业余爱好者。近二十年,他把历代名家书写的常用字逐字对照、反复研究,笔下才渐渐形成自己的面貌。

他觉得,学哲学也有类似的过程:来人大之前,不懂什么是哲学;在校求学,打下基础;留系之后,边学边教,逐渐入门;再往后,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所学。直到晚年回望,他对自己走过的路又有了新的理解。

九十岁前后,他把自己琢磨多年的人生感悟写成五幅字:“福”“家”“知行方圆”“政之魂”“寿”。写“寿”字时,他从草书的字形中联想到“再青再少”,借此表达对生命的体会;写“方圆”,他说内方是原则性,外圆是灵活性,要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为哲学院新院舍题词之前,他还给陈先达先生写过五个字:“马哲第一师。”在傅西路看来,陈先达一生学、教、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联系实际。这五个字,是他反复斟酌后写下的敬意。

至于给新院舍写什么,他思索了好几天。展纸提笔,最终写下四个大字:“马哲之魂。”他又用三句话解释自己所理解的“马哲之魂”: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服务人民。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生求学、教学和工作所要践行的道理。

这三句话,若放回他九十年的生命里,便不再是口号。实事求是,是从“做人要像个人样”到核实材料、查明事实;具体分析,是从形式逻辑课上的推理游戏,到“内方外圆”的处世之道;服务人民,是从甲等助学金、学校补发的被褥,到张兆梅雨中推车,再到他后来教书、写作、研究秘书学的日日夜夜。哲学没有离开过他,它只是换了许多名字:尊严、方法、责任、良心。

回望九十年人生,傅西路写下一首七言诗:

幸生洛新北山村,跪拜家尊养育恩。

声声道善学天地,谆谆严誓为人民。

如日似月行方圆,从文入理化自身。

老来难得再青少,上止正者百岁魂。

从海运仓课堂上的油印提纲,到为新院舍写下“马哲之魂”,一位首届学子与人大哲学相伴走过了七十年。七十年,足以让一个少年变成老人,也足以让一句朴素的嘱咐长成一种哲学。他写下的四个字,其实也是他一生被写下的四个字。

撰稿:伍润昊、鄢鑫阳、任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