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达沃斯论坛上，马斯克画了一个饼：技术将彻底消灭匮乏，应有尽有的丰裕时代即将到来。然而，贝莱德老板芬克问了一个问题：在丰裕时代的图景里，人活着到底图个啥？这话把关于技术的未来叙事，拽回到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活？过去匮乏时代，人忙着怎么活下来，而在后匮乏时代，意义本身成了最稀缺的资源。可悲的是，很多人都嗅到了AI可能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意义危机，却对精神上一无所有的结局，仍然半梦半醒。

一、《空心人》的预言

艾略特的《空心人》写于1925年，是现代主义文学对精神荒原的经典书写。百年之后看，这简直是对AI时代精神困境的一个神预言。

艾略特在《空心人》里写的第一句是“我们是空心人”。

不是“你”，不是“他”，而是“我们”。在艾略特之前，精神困境都是“我”的事。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毁灭”，是他一个人的纠结；克尔凯郭尔写《恐惧与战栗》，是他自己的颤栗；尼采发疯，是他一个人的深渊。艾略特不一样。他用“我们”取代了“我”。他是在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空心化不是少数敏感者的专利，它已经跨过了阶层、职业、年龄的界限，成了大多数人的日常，意义危机不再是个体的挣扎，而是时代的共同处境。

诗中最具荒诞感的一句是：“我们是稻草人，互相依靠，头脑里塞满了稻草。唉！”

空心人并不空，而是被稻草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些“稻草”，是算法推送的碎片化信息，是短视频、干货收藏、人生金句等信息泡沫；是资本包装的意义商品，是自我成长课程、人生教练服务、精神提升内容等消费标的；是功利化的目标与评价体系，是为流量的表演、为业绩的拼搏、为他人认可的伪装。我们看似应有尽有，内核却始终是精神的一无所有。

诗歌题词引用康拉德的 “库尔兹先生，他死了”

空心人的结局并非死亡，而是在死亡之梦中徘徊。这恰恰预言了 AI 时代人类主体性消散的根本困境：我们被深度需要，却很多余。平台要你的注意力，算法要你的点击，广告商要你的视线。公司要你完成KPI，资本要你创造价值。可作为完整的 “人”，却无人真正需要。干完活、提供价值、满足他人需求后，我们的情绪、想法、脆弱与疲惫，都被忽略了。我们被需要，只因有用；我们被抛弃，只因人的完整性本身可有可无，这正如在死亡之梦中徘徊的空心人。

诗的结尾写道：“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AI 时代的终结，也许正是如此吧，不是终结于惊天动地的巨变，而是在伴随着主体的消散而在悄无声息中消亡。

二、时代的悖论

是什么力量在造就应有尽有的同时，又带来一无所有的结局呢？

第一种是技术的力量。

技术的逻辑是可计算性。AI技术最厉害的本事就是算，通过大数据、算力和算法，把什么都变成可以计算、可以控制、可以优化的东西。技术逻辑通过算法优化与自动化生产，将边际成本推向极限，使商品和服务无限丰裕，从而实现了物质的应有尽有。但与此同时，技术逻辑却遮蔽了不可量化的意义与主体性，让人走向精神上的一无所有。

海德格尔说过，技术的本质不是工具，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他管这叫解蔽，就是让事物现露原形的方式。现代技术看世界的方式很特别：它逼着自然和人把一切都变成随时能用的东西。在这种眼光下，世界不再是世界，而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在AI时代，这种眼光登峰造极。你的感情被算成情绪价值，你的人际关系变成社交资本，你的身体被监测成健康数据。一切不可计算、不可预测、不可纳入体系的事物，都被贴上“无意义” 的标签。而那些无法被算法解构的存在，不可还原的自我本真、不可复刻的偶然相遇、不可通约的精神价值、不可量化的审美体验，本是意义的源头，反而将被推入了意义的黑洞。

第二种是资本的力量。

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增殖。资本通过无限增殖驱动生产扩张与市场竞争，使商品和服务极大丰富，从而实现了物质的应有尽有。但与此同时，资本通过将一切价值商品化、可定价化，抽空了美好事物的内在价值，又让人在物质丰裕中陷入精神上的一无所有。

资本增殖的手段是将一切转化为商品。从实体产品到虚拟服务，资本的触角不断延伸，最终将精神世界也纳入交易体系。情感沦为 情绪价值，注意力变成流量，精神追求成为可定价的内容产品。当意义被包装、标价、售卖时，其本质已被扭曲。在这里，资本以最隐蔽、最普遍的方式，消解了意义的本真内涵，让人类在消费伪意义的过程中，愈发远离真正的精神内核。

第三种是本能的力量。

人性本能是趋乐避苦。人性本能对舒适、便捷与即时满足的无尽渴望，驱动技术与资本不断创造和优化产品与服务，从而实现了物质的应有尽有。然而，当这种本能在技术与资本的放大下被推向极致，它便成为精神上一无所有的推手。

趋乐避苦的错不在避苦，而是逃避一切痛苦。痛苦有二种，一是生理性痛苦，一是存在性痛苦，诸如选择、挫折、当担等所带来的那些疲惫和痛。前者该避免，但后者本是内在于生长过程的，是意义生成的土壤，如果逃避了，生活的意义也就萎靡了。

趋乐避苦的错不在趋乐，而是及时行乐。即时满足通过提供高频、低门槛的快乐刺激，不断拉高体验阈值，让人失去延迟满足的能力，啥都想吃快餐，也就无法沉淀出真正的品味与意义。

趋乐避苦必然导致对选择和承担的逃避，从而带来所谓的意义外包，将意义生成的任务外包给技术、资本或权威，从而避免承担选择的风险与代价。如此以来，人便从意义的主人沦为意义的消费者，最终在外部答案的填塞中陷入精神空洞。

需要注意的是，应有尽有与一无所有的一体两面是三种力量合力推动。技术为资本提供精准量化与操控的工具，资本为技术注入无限迭代与扩张的动力，而人性对舒适与即时满足的渴求则为二者的加速渗透提供内在合法性，三者彼此结合，相互强化，以至于斯。

三、破局之道

意义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在于技术逻辑、资本逻辑与人性逻辑的深度合流，破解之道并非对抗这些逻辑，而是在其缝隙中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

一是换个活法。

什么叫活法？就是你每天睁开眼，怎么过日子。

匮乏时代的活法是由稀缺主导的，人们的核心关切是“我有什么”。生存成为一场永不停歇的积累竞赛，有用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所以，我们得像松鼠一样拼命攒、拼命抢。工作是为了吃饱，学习是为了不被淘汰，关系是为了互相帮衬。在资源匮乏时代，这套活法是有效的生存策略。

后匮乏时代，物质丰裕让占有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我们囤积了丰富的物品、拥有了海量的信息、实现了广泛的连接，但那又能怎样？拥有的越多，心里越发空落落，究其原因，我们仍在用匮乏时代的生存逻辑应对丰裕世界。所以，要真正破局，就得换个活法，从“我有什么”转向“我是什么”，这种活法无需通过“有用” 向世界证明自身，真实地活着、感受着、选择着，本身就是不可剥夺的价值。

二是换种教育。

意义危机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结构性的生存困境。换个活法不能只是个人内心的自我调整，还需要社会空间的支撑。但在所有的结构性回应中，文科教育的问题，是这些回应的焦点。

在AI时代，关于文科的争论变得更加尖锐。一边是文科无用论，一边是文科是人的最后领地的呼声。争论的背后，是同一个问题：当技术解决了如何活下去，文科还能回答为何而活吗？

文科的危机，不是今天才有的。只是在AI时代，这种危机被推到了极致。技术追求可计算、可量化、可预测。文科恰恰无法被计算，如何量化一首诗的价值？如何预测一个哲学的追问？如何捕获一段历史的启示？在技术的视野里，文科就是低效的、无用的、冗余的。资本追求无限增殖，它把一切纳入交换的尺度。而文科的产出，思想、审美、意义，都无法被定价，无法被交易。在资本的逻辑里，不能赚钱的东西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于是，文科被要求转型，文科被逼着变现，被逼着证明自己有用。但文科的尊严，恰恰在于它的无用之用。

在被计算、被定价、被调用的系统之外，还有不被计算、不被定价、不被调用的空间。哪怕空间很小，却是“人”能够生长的地方。文科，就是要为人文守护这片空间。可以说，在AI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科。因为当技术越发达，那些无法被技术替代的东西就越珍贵。文科守护的，正是这些东西。因此，关于文科的争论，不是文科要不要存在，而是文科以什么方式存在。

三是升级能力。

意义危机是结构性的，但结构不是外在于人的。它由无数个体的选择共同维持，也由无数个体的选择开始松动。制度空间需要有人去争取，社会空间需要有人去守护，文化空间需要有人去创造。最终，意义危机的破解，终究要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而这最终需要个体具备以下三种主体性能力：

其一，反思与选择的能力。这是对自身欲望进行审视、评价和选择的能力。它让人从欲望的奴隶变为欲望的主人，从意义的消费者变为意义的生产者。

其二，创造的能力。不再被动消费意义商品，而是通过主动的、哪怕无用的创造，如写诗、画画、手工等，来确证自身存在。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生成的过程。

其三，专注的能力。对抗即时满足与碎片化，选择一件值得的事长期投入，持续的在场与专注，才能活在当下。

本文原刊于《道德与文明》2026年第3期。

曹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