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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锐:哲学的历程

日期: 2020-12-11 撰稿人:哲学院

受访教师简介:                              

朱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德州州立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神经和心灵哲学、神经美学、柏拉图、比较哲学。曾担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美国森林湖文理学院哲学系终身教授、神经学系兼职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近三十年后于2018年正式回国。致力于推广交叉科学包括神经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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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您早年的修学的过程中是出于什么而选择了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呢?


朱锐: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分析哲学,从维特根斯坦到奎因再到Davidson,那个时候就从哲学史的研究慢慢转向了当代哲学思潮的研究。我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Davidson,当时甚至与他有过书信来往,因此了解到当代英美哲学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正在进行的状态,因此我就想加入这个团体。另一个因素也是有一点偶然性,那一年刚好有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和他太太到中国来,他自己是研究心灵哲学的,他太太来这边教语言,那位学者住在北大就主动给我们开课,这样就让我对心灵哲学格外关注。


记者:也就是说是带有一些巧合的,也是因为您认识了那位加拿大学者,包括他们研究的领域。


朱锐:是有偶然性因素。


记者:请您简单地谈一谈神经科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这些学科它们之间的关系。


朱锐: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大的方面,另一个是具体的方面。先讲大的方面。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从古希腊一直传承到现在,它的核心是logos。Logos在古希腊是和mythos相对的,mythos代表一种诗歌的,叙事的、渲染普通人情感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而logos是一种理性的、有逻辑约束的对话的方式,它不受权威、情感、文化或者传承的限制,而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自由的沟通。


这反映出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将神经学或者心理学、心灵哲学看作彼此独立的传统。哲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受传统束缚的一种理性讨论,它像一条河流,而思想家可以比喻成河流中的石头,承载着logos在思想家那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而我们可以跨着这个石头去过河。

 

所以说,神经科学、心理学、心灵哲学也是这样。它们是一种正在发生的进程,多少年以后,它仍然应该是一个具有随机性的dynamic connectivity。今天是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或心理学沟通,明天神经科学就可能变成次要的,或许社会学和人类学就会成为一个主要角色。这种变化是根据logos 本身的一种内在的动力,哲学问题的内在要求需要某种回答,恰恰在某个时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学科刚好可以提供这种答案,这时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神经科学就是这样。我在九十年代初学习心灵哲学的时候,神经科学虽然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这几个学科之间还没有这么紧密的联系。那时候相互交叉的主要是心灵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包括AI)。在当时,神经科学可以是一个研究选择,但大部分人是不朝那个方向做的。但是现在如果你做心灵哲学却想完全绕开神经科学,那估计就有点困难。

 

这个转变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功能主义的相对弱化和对结构的关注。所谓功能主义,就是认为心灵和智能这些存在都是功能,而功能是可以多重实现的,承载功能的物质结构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你没有必要研究人脑是什么样的。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脑的诸多功能,包括情感、思维等等都离不开人脑的物质特征,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对人脑结构性的研究。

 

另外一个方面是,神经科学主要借助于很多物理学的成像技术,从物理实验室走向心理和神经科学的实验室,让人们直接通过各种前沿的成像技术、统计分析去观察人脑活动,发展得非常快,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无论你做mind,做认知,做心理,都要关注神经科学。现在美国很多主流大学里做认知方向的,往往一部分是心理学系的,一部分是神经学系的,一部分是哲学系的。也就是说现在这种学科的分配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没有很大意义,而传统概念分析和人工智能模型对理解生命认知就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了。


记者:在我的理解中,神经科学可能需要很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学科训练,这对于一个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呢?在这一点上,您的修学、研究过程中是否有什么心得体会?


朱锐:神经科学是一个复杂的语境系统。你可以简单地这样想,神经科学分为临床神经学,认知神经学,和更抽象的理论神经学。理论神经学很少涉及具体实验或者数据分析,更多地是用数学模型等等研究人脑的工作模式,建立一个分析模型去解释所有可能的数据。


对于哲学系学生或者简单地说文科学生来说,踏入这个领域肯定要循序渐进,慢慢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就是你至少要对人脑的解剖学结构有一个基本了解,包括functional structure和physical structure。你可以去系统地自学,通过阅读大量的科普材料,慢慢积累,就像学英语单词一样;其二就是应该有一个侧重点。因为现在的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神经科学发展得非常复杂,涵盖的东西非常多,想通过读一本intro来了解它们,往往恰恰是歧途,你可能读一辈子都读不完。所以你要有一个切入点。比方说你对某一个问题感兴趣,比如神经科学上的自闭症,失语症,半边偏瘫,盲视等,以及其他与人脑损伤有关的疾病,你就可以去阅读关于相关问题的材料。这就像你是一个微生物,要进入知识的生命体,你应该从一点切入,从这一点向外、向纵深处逐渐扩散,探索。

 

还有一点是,在哲学界里做心灵哲学的,也有去做实验室的,但是毕竟是属于极少数。因为实验室所需要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它要求你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如果有动物,怎么样去处理动物,这些所需的训练背景就完全是自然科学的。但是对于哲学系学生来说,你反而不需要担心它。我自己有一个说法,这里就像是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之间的差别,理论物理学家从来不做实验,他们让实验物理学家去提供数据或者验证他们理论的猜测。神经科学也有类似的分工,用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实验室炒出很多菜,而你作为一个理论家,要去品尝他们的菜,去看他们实验的意义,理解实验结果的理论相关性。总的来说,不要望而却步,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和要求去探索,慢慢熟悉。


记者:在您的生活中,似乎艺术和美学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您看来,艺术在您的生活或研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朱锐:从学术层面说,如果你要去研究认知科学,现在认知科学里面一个比较成熟的亚门就是视觉神经学。研究视觉神经学,或者是视觉心理学,视觉哲学方面的,都会有大量艺术的内容,艺术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实验对象,就是你怎么去观察,为什么这样观察,这样去描绘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一些对象有艺术性,一看就觉得有美感,这背后的认知原理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视觉神经学家或者认知科学家,对于艺术这种特殊的视觉经验你多多少少要有了解。


另一个方面就是,我在美国除了是哲学系的教授之外,也是神经科学系的兼职教授。我在神经科学系教了很多年,前前后后十几年一直在开一门课就是视觉神经学。我用了大量的艺术分析来说明其背后的神经学道理,这也是学科内的标准做法。也就是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不自觉的神经美学家。后来回国之后有一次很偶然地和朋友去博物馆看艺术,聊天的时候他们觉得我说得还蛮好,我当时正在想怎么样去传播我的所学,就这样在朋友的暗示下,转变成一个自觉的神经美学家,这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打个比方说,现在世界上最权威的一个视觉神经学家叫Samir Zeki,他对视觉神经学做了大量的实验,同时他又是神经美学的创始人。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做了大量Zeki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main course,而在回国之后才有意识地把神经科学介绍给国内的文科生,让国内的学生和广大的观众听众去了解。


记者:也就是说,艺术在您的生活中它同时还扮演着一个传播理念的角色。


朱锐:你刚才说艺术在生活之中,肯定是无处不在,我相信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自觉或不自觉地是一个艺术家。我在美国的时候一直很关注艺术,也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办公室周围全是艺术系的教授。那栋楼里只有艺术系和哲学系两个系,我们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时候多多少少聊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logos,它或多或少是无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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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聊到从美国回到国内之后自己的一些转变,其实您的学术经历是相对复杂,在国内读大学,在北大哲学研究所做研究,后来出国做研究,在一八年的时候回国,那么在您看来这几十年间,国内和国外的哲学研究的氛围和气质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内容,或者您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呢?


朱锐: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国内的这种哲学环境从某种意义上很让人羡慕。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一般的大众,他们多多少少还是对哲学有兴趣,这种兴趣可能表现成民哲,也可能是对纯粹学术的哲学感兴趣。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是对民哲感兴趣,人们还是愿意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甚至是心灵鸡汤式的问题,这是由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决定的。然而在一个纯商业社会的美国,这是很难做到的,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肯定是电影明星,是不可能出现学术内容的。


第二点就是国内的哲学系都非常大,学生相对也比较多,这也是有利有弊。好处在于资源会很多,如果资源用得好,就能做很多有意义的事。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大陆的哲学研究,特别是做西方哲学的方向还是比较偏重于哲学史,这并不是当代西方哲学偏好的方向。如果我们太偏重历史,就可能把思想看作思想家的思想,视作圣经,或许没有完全体会到古希腊的logos精神。国内的西方哲学可以将哲学史和哲学文本视作基础性的工作,比如本科生或者最多是硕士生来做文本分析,而更深入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文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哲学在西方是一个非常难的学科,因为你不仅要知道康德说过什么,你还要知道他可能说错了什么。


记者:现在大陆的哲学研究氛围与您早年求学时期相比,您觉得有什么变化?


朱锐:我现在回国的时间还是比较短,18年底回来,今年又遇到疫情,现在真正的交流还是比较少,所以很难深入地描述现在国内学术的情形。不过我可以聊一聊出国之前的记忆,现在看来八十年代算是国内思想的黄金时代,大家是真正执着地去追寻对各种各样问题的答案,当时可能在方法论上是有缺陷的,也是一样将哲学史化,知识化,但是那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求学求知的时代。


就现在而言社会和学术都发展得更成熟了,或者说更复杂了。无论是教授,或者博士生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包括要升职,要出版书,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学术GDP,这在美国也是一样,它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我的感受是,做哲学可能不像其他的学科,比如心理学,化学或者社会学,实证性比较强,可能少发文章是好事,因为你需要长时间去思考,这也算是一个共同的学术能力的困境。


记者:一方面面临的是我们自己学术上的追求,另一方面既然是学术共同体的一份子,就肯定要依赖于共同体的存在。


朱锐:是的。简单地说文史哲这些学科,它和个人的生命体验,学术的经历还有对学术、非学术各个方面的理解都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说,为了让一个社会能出现大哲学家,就必须要等,而且要消极的等,而不是积极的。我觉得关键在于怎么样让一个大思想家自然而然地出现。这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算是重任。


记者:下面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近期您的计划,可能会对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开哪些课程呢?


朱锐:我是很愿意认识学生的,而且我很愿意和学生交流。只要院里面希望我能教,我都可以教。第一个是我个人希望开神经美学,视觉神经学,也是希望能够吸引学生,积极推动学生去了解这种看起来好像非常难的学科。第二个我个人研究比较偏重神经学的情感和理智,比如研究人脑的决策机制,人脑的robust(鲁棒性),恐惧神经学,快乐神经学,这些都可以开。最后就是我也愿意开一般的分析哲学,或者神经哲学的入门课,也可以开柏拉图研究。我不认为给博士生开课就是要比本科生高级,我觉得给本科生开课,甚至是给中学生或者任何一个人群中的人开课,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而收获也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您觉得对于本科学哲学的学生来说,最值得他们关注的是什么问题?需要他们去思考去做的工作是什么?


朱锐:首先是作为一个学生应该深入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有没有自由意志,道德的形而上学起源等等。我的观点比较古典主义,古希腊罗马都认为哲学是一种理疗(therapy),当你的灵魂出了问题,你就去学哲学,所以哲学在古代会帮你解决一些生活的实际问题。所以可能我对于很多别人感到困惑的问题都不会觉得是困惑,如果我有一定程度的灵魂自由,那这一定是哲学带来的。


第二个是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一定会有困惑,这种困惑表明你是一个有追求的有深度的年轻人。就我个人的生命体验,人到了中年之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年轻时的那种困惑,如果误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所有的东西,那也是人生的一种遗憾。要保持一种年轻的困惑,对哲学家而言,是必要而且有意义。当然我不是心理理疗医生,我只能从哲学的角度说,一个有深度的人,愿意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将会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关于神经科学、心灵哲学、神经美学的推荐书籍:

Philosophy of mind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4th edition John Heil 2020

The Emotional Brain by Joseph LeDoux

Life 3.0 by Max Tegmark

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eman

The Phantom Limb by V. S. Ramanchandran

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by Douglas Hofstadter

Awakenings by Oliver Sacks

Descartes’s Error by A. Damas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