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到您当前使用浏览器版本过于老旧,会导致无法正常浏览网站;请您使用电脑里的其他浏览器如:360、QQ、搜狗浏览器的极速模式浏览,或者使用谷歌、火狐等浏览器。

下载Firefox

学术研究

首页/ 学术研究/ 学院文库/

张立文:李退溪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

日期: 2022-05-25 撰稿人:张立文

摘要:人称“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通过《圣学十图》《启蒙传疑》等著述构建了独特性、创新性的哲学学术思维的逻辑体系,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其哲学思想与朝鲜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危机的时代精华。退溪哲学的人文精神,具体彰显为忧患精神、改革精神、性理精神、道德精神、践行精神等五个方面。在人类面临各种冲突危机和挑战的当代,弘扬退溪人文主义的五大精神,对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李退溪、人文精神、性理学、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退溪是“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郑惟一说:“先生生于东国学绝之后,不由师承,超然独得,其纯粹之资,精诣之见,弘毅之守,高明之学,道积于一身而言垂于百代,功光乎先圣而泽流于后学,则求之东方一人而已。”他是朝鲜学绝之后而继绝学者,而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并使之与朝鲜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中,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危机的时代精华,不仅适应了国家民族的需求,而且是人们对确立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审美情趣、精神家园的追求,以及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因此而成为朝鲜李朝主流意识形态和指导当时社会实践的伟大理论。

李退溪作为继孔孟、程朱之后东方传统文化的集成者。他胸怀“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早年便诵习“六经”的《周易》,郑惟一记载:“(先生)经传子史,靡不博观,然自少用力于‘四书五经’,而于‘四书’、《易经》为尤深,往往皆背诵不差。”“二十岁读《周易》,讲究其义,殆忘寝食”,可见其专注。退溪五十七岁著《启蒙传疑》,他认为朱熹《易学启蒙》是“数学之祖”,“而多有未解处,玩索多年,洞究其源,乃著《启蒙传疑》,发挥分解,殆无余蕴。晚年多以《启蒙》授学者”。退溪从早年到晚年,一生与《周易》结缘,而构建其易学思想理论体系,并弘扬发挥《周易》的人文精神。


一、何谓人文精神及其内涵

人文是中国和韩国各家各派文化现象中所蕴含的基本文化精神,中韩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位,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它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不同文明间关系、序列、秩序交感得以融突和合的状态,以及对其体认和把握。“文”的本义是纹理,甲骨文的“文”,似以杂色文错文身:“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古代文身是作为氏族人的成年礼,标志着人作为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赋予和自觉。“人”与“文”的这种自然的、民族的、社会的联通,体现了人的为人的价值以及人的行为的导向和规范。

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作为特有的概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古已有之。中韩文化作为一种人文型的文化,有丰厚的人文精神的蕴涵。人文这个概念,见于退溪所熟知的《周易·贲卦·彖辞》:“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而节度,或文明而止于善,便是人文。文明与人文联通,人文体现为文明,文明以人文为内涵;人文是文明体现的状态,文明是人文的依据。推致人文,而教化天下,而实现文明的人文价值和意义。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礼仪价值、道德理想和终极家园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道的追究,也是形而下器的反思。它既是圆融“立太极”与“立人极”的“天人合一”的范式,亦是关注自然、社会、人生生命存在状态的探赜。李退溪说:“臣窃伏以道无形象,天无言语。自河图洛书之出,圣人因作卦爻,而道始见于天下矣……圣学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为图,指之以为说,以示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圣学十图》是退溪晚年对其学术哲学理论思维总纲的表述,是其体认圣学大端,心法之要的心得,是其对《周易》以来至宋明理学理论思维的系统性、整体性的觉解,从而构建了其独特性、创新性的哲学学术思维的逻辑体系。

《圣学十图》的第一图为《太极图》,退溪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对于《周易·系辞传》中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义,而推明之”。因其是百世道术渊源,是所谓穷理尽性而至于命和穷神知化德之盛者,圣人求端自此。退溪把《太极图》作为十图的首图。《太极图》和《太极图说》从“本然之全体”上构建了天地万物、人类社会、人生生命、阴阳变化的理论思维体系。《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由此构成了image.png生生变化无穷。这是一个有秩序的天地万物、人类化生发展的过程,而无极、太极每一发展过程,必有一动态联系中介,使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过渡。所谓动态联系中介,就是“造化”的进程,也即新事物的产生。从而构成一系统的、有序的逻辑结构,而不是无序、无逻辑的概念堆积,这属于“立太极”的逻辑模型。

《太极图说》不仅探索了宇宙本体、万物、人类生生,并设计了一个逻辑模型,而且为人、人性、人类社会设计了一个逻辑模型:“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这便构成了

          发          感动           分          出         

人→形体神知⇋五性善恶万事中正仁义主静。主静即指一种限定性。从人的物质存在形式的“形”和精神存在形式的“神”,以及人性、情感、意志、善恶、道德规范、品质修养、行为方式等方面作了反思性的探索,并从主体身心结构到客体物象结构,是为“立人极”的系统有序的逻辑结构。

由于《太极图》具有和合自然、社会、人生和天道、地道、人道的独特性质及广博宏大、精微高远的品格,而被李退溪作为《圣学十图》的第一图,而其他九图实是《太极图》的“立太极”和“立人极”的展开。《圣学十图》的核心话题是学做圣人之学。“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圣人有超越的能量和智慧,而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协调、和合,这是为圣的宗旨和根本,其展开为学做圣人之为圣人的纲领条目、修养方法、程序节次、标准规范、行为践履、心性情感等,其间相互联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太极图说》的“立太极”与“立人极”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化成天下的内涵和宗旨。


二、人文精神的彰显

退溪的《圣学十图》及其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是朝鲜李朝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人文精神的彰显。它表现为忧患精神、改革精神、性理精神、道德精神、践行精神。

(一)忧患精神

退溪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生命存在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觉解。他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人民疾苦的悲愿,激发起无限忧世悯民的悲情。退溪作为一个社会生命的存在者,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中。“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君子终生都在忧患之中,我应向舜学习,激励自己时时以圣人舜为榜样,这是鞭策自我向善、学圣的强大动力,这本是退溪的价值理想。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朱熹注:“反身修德,以处忧患之事。”退溪撰《启蒙传疑》和《圣学十图》,可谓是忧患意识的寄托和救世救民的担当。特别是对“士祸”的忧患和国家命运的担忧。“士林之祸,起于中叶,废朝戊午、甲子之事,不须言矣。中宗明圣而不幸己卯祸起,一时贤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杂,或奸人得时报复私怨之时,必指为已卯余习。士林之祸连续而起,自古未有如此之时也。明宗幼冲,权奸得志,一人败又一人出,相继用事。士林之祸有不忍言者,近有伸雪之事,自上亦必知之,而臣犹陈既往之事者,欲为得来之大戒也”。从燕山君(1495年)到明宗继位(1545年)的五十年间,便发生四次士祸:戊午士祸,公元1498年,将已故大儒金宗直“剖棺斩尸”,门人10余人遭难;甲子士祸,1504年名儒郑汝昌被“剖棺斩尸”,金宏弼等80余新进士林派遇害(退溪岳父权礩的父亲权柱在这次士祸中被处死,权礩受株连流放巨济岛,退溪亦受株连,被剥夺了授予春秋馆记事官职位);己卯士祸,公元1519年,新进士林派领袖赵光祖等己卯名贤70多人或赐死、或杖流;乙巳士祸,名儒李彦迪等40多人遇害。这四次士祸,受害者都是新进士林派有很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积极参与政治改革的名儒。有鉴于“士祸”严重后果。他说“士林之祸一起,则非但伤残士林,国脉亦从而断丧”。士林乃国家命脉,断丧国脉,国将何继,冤狱迭兴,士林齑粉。在历次士祸中,退溪的叔父李堣、岳父、胞兄李瀣等亲人都连遭横祸遇害,更增强了其忧患意识。

退溪的平明诣阙,使宣祖表示“启告之言,当日日勉戒焉。”然而,退溪的弟子李栗谷仍然担忧士祸的重演。他说:“自古士类多败少成。虽使持论粹然一出于正,尚被小人加以朋党之名、诛窜相继。况今士类处事失中,谗间易乘,安知后日之祸不兆于今日之举乎?若有小人窥伺机会,巧生网打之计,则臣恐激而分者,变为败而尽,而国随而亡也。乙巳大小尹之分党,初不与于土林,而尚彼小人之嫁祸。况今士林相激,而宁免士林之祸乎!”在士祸不断发生的情境下,谈政色变、人人自危,今日堂上为官,来日阶下为囚。官场的险恶,政治的残酷,都令正人君子寒心。退溪、栗谷为国为民的命运,不能不挺身而出,试图制止这种有丧国家命脉的士祸再次发生。

(二)改革精神

与忧患精神相联通的便是一种危机意识。国家面临士祸的遭遇,权利的斗争,人心不正,圣学不遵,伦理不循,国家不振的危机。退溪为化解社会危机,主张改革。他在《戊辰六条疏》和《戊辰经筵启劄一》中奏曰:“自去年以来,国恤山陵,钜役连仍,民生困弊之余,八天使相踵,举国骚动。颠仆者未起,呻吟者未绝……长夏积潦,地力伤痹,两麦全无。水灾所被,荡覆无余。田种杂谷,种种皆荒。民食顿绝,闾阎嗷嗷,所指以为侥倖两成之望者,惟有稻田稍盛于常年。七八月之间,风灾旱灾,飞蝗蔽天,蟊贼盈畴,或朽而不秀,或穗而不实,则稻一谷亦无望于入民口腹矣,古语云:‘一谷不登,民受其饥。’今则百谷不登,民何以充腹?木花扫无,民何以蔽体,饥寒切身,无所顾藉,皆思破家流散,结包荷担而立四方。监司等官目覩其惨,忧实恤荒;报闻相继,国家未尝发一号,出一令,以为捄民生涂炭之命之计,方且家搜户括,渔丁猎憎。酷吏暴胥,因操作奸。胁驱侵督,急于星火。剥肤摧髓,靡有限极……弃父母之恩,绝妻之爱,去此而适他,他方亦然,四方汤汤,无处藏逃。强壮则群聚而为盗,老弱则转死于沟壑。”帝后之丧和帝王的坟墓,繁重的徭役不断,皇帝使者接踵而至,全国动乱不安,人民颠倒未起,痛苦声音不绝。此其一;其二,夏天下大雨,田地遭到破坏,麦全无收。水灾又导致颗粒无收,人民断粮,百姓哀鸣,指望稻谷有所收成,但七八月风灾、旱灾、蝗灾,亦无望能有口粮,百谷不登,百姓何以充饥?饥寒切身,妻离子散,只得到处逃荒;其三,监司目睹如此悲惨情形,国家不拯救民生,凶恶残酷的官吏,对百姓剥肤摧髓,没有穷尽,百姓被逼为盗,或转死于沟谷。在这种危机下,退溪认为改革是当务之急,使人民能活下去。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因此,改革必须从上开始。其一,重继统以全仁孝。退溪认为“自古人君莫不承至大至重之统,而鲜能知至大至重之义。孝有惭德而仁,未尽道者多矣。处常犹然,其或以旁支入继之君,则能尽仁孝之道者益寡,而得罪彝伦之教者比比有之。岂不深可畏哉!”这便是最可畏惧的危机,人君最大最重是继承正统的地位,而很少知道最大最重要的义理,然而有以旁支入继正统,则尽仁孝的道德的却很少,得罪伦理道德的教化的比比皆是。基于此,退溪主张仁孝之道当专于后,不能使旁支入继正统,否则仁孝之道就无法保障。如果是正统入继,于仁孝必定致使其兴盛。退溪说:“徒以为,当隆则有圣王之定法如此,当杀则有先儒之定论可师。一隆一杀,即是天理人伦之极致。一遵于此,而莫以分毫私意参错其间,然后为仁为孝可得以议矣。虽然孝为百行之原,一行有亏,则孝不得为纯孝矣。仁为万善之长,一善不备,则仁不得为全仁矣。”仁孝作为百行之原和万善之长,若仁孝有亏或不备,就将人将不人,国将不国。

其二,杜谗间以亲两宫。退溪所忧患的是“孝道有缺、慈天亦亏,其有甚者,则至亲化为豺狼而莫之恤,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哉?凡以情势易阻,而谗间益众也……此辈之性,例多阴邪狡狯,挟奸而怀私,喜乱而乐祸,不知孝慈为何物,礼义之为何事……一或倾耳而听信,则自陷于不孝,而陷亲于不慈必矣”。退溪认为,父母爱其子的慈,子善事亲以孝,孝慈都出于人的天性,遵照《周易·家人》的义理,“法小学明伦之训,严于自治而谨于正家,笃于事亲而尽于子职。使左右近习之人,洞然皆知。两宫至情,莫重于孝慈,而吾辈谗间,无以得行于其间,亦见其成孝慈者获安,生两隙者得罪,则自然无阴邪间乱之患,而孝道无阙……则道隆继继,仁至义尽,而三宫驩洽,万福毕臻矣”。退溪《圣学十图》第三《小学图》的明伦之训是:“明父子之亲,明君臣之义,明夫妇之别,明长幼之序,明朋友之交”。修身自治,谨于齐家,笃行事亲,使近习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两宫之间,最重于孝慈,使谗间不能施行,阴邪间乱的祸患不能得逞,而孝慈的道德隆盛,仁至义尽,三宫融合和谐,而达到万福美好境界。

其三,敦圣学以立治本。退溪认为帝王之学,心法之要,便是《尚书·大禹谟》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然而“人主之学,率多有始而无终,始勤而终怠,始敬而终肆,以一出一入之心,为或作或辍之事,卒同归于蔑德而迷国者何哉?莫危者,人心易陷于欲而难复于理;莫微者,道心暂开于理而旋闭于欲故也。”这种有始无终、始勤敬而终懒惰、放肆,心的一出一入,或作或停而同归无视道德。人心惟危,是陷溺欲而难复理,道心惟微,暂时打开理而旋即闭于欲。这便是一种忧患和危机。退溪认为,如果要成就帝王之学和允执厥中之学,非精一之功不可。即以精一执中的为学大法,以为成德为治国理政的大本,并遵循《大学》三纲领八条目而行,作为衡量君、臣、民行为标准和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等级的根据。

其四,明道术以正人心。退溪认为,由于佛老的影响,而“侮圣蔑礼之风间作”,计功谋利之弊犹固,“乡原乱德之习,滥觞于末流之媚世;俗学迷方之患,燎原于举子之逐名,而况名途宦路,乘机抵巇,反侧欺负之徒,亦安可谓尽无也。以此观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人心不正会导致社会动乱,以致“高丽氏以至于亡国”。“丽氏之末,程朱之书始至而道学可明。入于本朝,圣圣相承,创业垂统,其规模典章,大抵皆斯道之发用也……故臣愚必以明道术以正人心者,为新政之献焉。虽则然矣,而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后缓急之施,其本末又有虚实之异归焉。本乎人君,躬行心得之余,而行乎民生日用彝伦之教者,本也;追追踪乎法制,袭美乎文物,革今师古依做比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后而缓也”。明程朱的道学,若不明则祸害人心,明道术正人心是新政的贡献。如何明道术?首先应从君主做起,然后行于百姓日用伦理,这是根本,法制文物那是末。若失道而君德非,本未皆虚,则末世的灾祸就到来了。

第五,推腹心以通耳目。退溪指出,有的人君,不信任大臣,不听用台谏。譬如自己杜绝其腹心,自己堵塞其耳目。不求能匡济辅弼的贤臣,惟求阿谀顺旨的人,其用的人是奸邪乱政和凶贼擅权的人。如此,“忠贤尽逐,国内空虚,而耳目之司皆为当路之私人矣……于是恁耳目而鼓势煽焰,以党助权臣之恶,由腹心而积戾稔祸,以蓄成闇主之慝,侈然自以为各得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鸩毒发于腹心,腹心之蛇蝎起于耳目也”。自己杜塞耳目,而造成上下相蒙,权臣结党营私,排斥耿直的贤臣,而造成闇主的灾害,权臣奸邪的人谋其私,这是退溪所忧患的危机。为化解此危机,退溪建议:“臣愚伏愿圣上唯当顾天之明命,恭己南面,推诚腹心,明目达聪。建中于民,建极于上,不以分毫私意挠坏于期间。则居辅相之位者,必皆以沃心陈谟论道经邦自任;处谏诤之列者,无不以面折廷争补阙拾遗为职,三势洞然,聚精会神,通为一体,若是而朝无善政,国无善治,世不致隆平者,臣未闻也。”人主是国家的元首,大臣是其腹心,台谏是其耳目,三者相待相成,通为一体,国家便有善政善治,社会便隆盛太平。

其六,诚修省以承天爱。退溪认为,现存在不诚于致孝而伪为之;无事不修省、不恐惧;心术隐微之间,不可不净尽;纳谒雾集,不可不过防;听谏以私以牢拒所当改;乐善以虚强求,在所当审;赏毋滥,使无功者得,有功者解体;赦宥毋数,恶者免善者受害;尚节义,厉廉耻而疏忽。“祖宗之成宪旧章积而弊者,虽不可不稍变通,然或并与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纷更之,必致大患”。对此弊病,会导致大灾患,必须“以次而消除更化,以臻于治平矣。如或不然,不本于身而望治于世,不恒其德而责报于天。平时则不知敬天而恤民,遇灾则但举文具而泛应,则臣恐否泰相报,治乱相乘,数百年昇平之末,国事之可忧,将日倍于今时之弊”。必须更化即改革,否则泰极否来,则治国平天下便无望。退溪认为天心、君心、民心是相联通的。天不可欺,君要克敬克诚以尽道,这样君主才不会违背天心和民心。《尚书·太甲下》曰:“皇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无克诚。”天惟有亲克敬者,民怀有仁者,鬼神常享克诚者,天、民、鬼神是对于克敬克诚怀仁者,才亲爱辅相,使其国泰民安。

此六条疏既是六大忧患和危机,也是更化和改革的六大措施,充分体现了其改革精神。这种改革精神是对人的生命存在价值的一种觉解。

(三)性理精神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对形而上理(太极、道)本体的追究和形而下器(气、五行)的反思,在退溪的哲学理论思维中有充分展开。退溪作为性理学家,其哲学理论思维具有鲜明性理主义的特征。其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是理与气。理既是其最一般和最普遍的规定,亦是其最具体抽象的展现。其展现的序列是理(太极、道)的动静流行。在这个流行变化中,构成三个层次系统:理(太极、道)作为理本范畴,为形而上的本体或本根,为第一层次;气、阴阳、五行为气化范畴,是本体、本根化生的第二层次。第一、第二层次构成天道(圆)的范畴系统。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善与恶为第三层次,属于人道范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命运的关照。融合此三层次,构成天人合一的逻辑结构系统。退溪说:“理,太极也。太极中本无物事,初岂有四德可名乎?但以流行后观之,则必有其始,有始则必有其通,有通则必有其遂,有遂则必有其成……是以合而言之,则一理而已,分而言之,则有此个理。故天以一理命万物,而万物之各有一理者此也。”理即太极,本无物事。从其流行分来看,便有元亨利贞四德,元为始,亨为通,利为遂,贞为成。合而言之,便为一理。天以一理化生万物,万物便各具一理。犹人人有一理,物物有一太极。

朱熹认为“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理既“无造作”,但又为万物的所以然者。退溪体察到其间的矛盾,为化解此矛盾,他说:“是知无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体也,其随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见于本体之无为,而不知妙用之能显行。殆若认理为死物,其去道不亦远甚矣乎!”他以体用关系来说明理的本然之体的无情意、无造作性;以神妙的用来说明理随处发见无所不在的动态作用,化解了理为“死物”的情况。退溪明确说:“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知此则无此疑矣。盖无情意云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理与气的关系,是理有动静,而后气才有动静,理具有主动性、主宰性,气为被动性、被主宰性。所以退溪说:“动静者,气也;所以动静者,理也。”理有动静,就不需要理搭气而动静。如此,理便可改变其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品性。

理与气是动静与所以之能动静的关系。理(太极、道)所以能动静必需通过气的动静来体现,构成理与气相依不离、不离不杂的形态。退溪说:“尽人之一身,理与气合而生,故二者互有发用,而其发又相须也。互发则各有所主可知,相须则互在其中可知。”人类社会以人为主体,人身是理与气和合而诞生,二者互相发用交感,而又相须相依。尽管如此,但有主次之别,互发是理与气各自主动、主宰;相须则互相渗透,互在其中,犹如理中有气,气中有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由此而推致“四端七情”的互发相须。退溪说:“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有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理主气随,气主理乘。四端七情既无理外于气,亦无气外理。理与气互相包涵,四端与七情亦相互包涵。相互包涵,便是有分有合,既相对待,又相圆融、融合。

由理气的“四端七情”,便推致“道心”与“人心”的关系。退溪说:“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两个道理也。”道心是指仁、义、礼、智四德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七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情感、情绪。理与气合有心的名称,而分道心与人心,道心为义理之心,人心中的理发出来符合节度,便好的,反之为不好的,便有善恶之分。因而人心要遏人欲,道心为存天理之事。“凡遏人欲事,当属人心一边;存天理事,当属道心一边可也。”四端七情,道心人心而归于“存天理,遏人欲”之事。以天理为善,人欲有恶有善。“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于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四端是纯善无恶,七情有善有恶,因七情灭理而流放为恶。

由理气核心话题,而推致理(太极、道)的形而上本体,气、阴阳的气化流行,以至四端七情、道心人心、善恶,从而充分体现其性理精神的内涵及其形而上天地万物的根据、本源的追究和形而下的人之为人的四端七情的探赜,构成其性理精神的理论思维体系。

(四)道德精神

人文精神的核心话题是人,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是怎样的一个人。“文明以止,人文也。”即做一个文明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礼貌的人。朱熹说:“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道是人与人所共同的必由的路,即人人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活动的原则、规范,譬如孝亲、忠君、朋友有信等。德是“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义礼智视之,可见。韩愈云:‘德,足乎己,无待于外。’说得也好”。主体我通过反思,认知把握道的原则、规范,并去实践这些原则、规范。退溪认为朱熹继承孔孟的道统。“起而承之,乃集群圣贤之书而折衷之,传注纂述,各极其至。譬如白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道之大明,尤莫盛于此也”。于是退溪弘扬朱子学。他说:“德者,已得之名,故为阴;道者,方行之名,故为阳。”德为已得,内得于己,外得于人,道是实行、实现,道德知识、原则、规范与道德践履、实行之间不应相离,相离就无所谓道德。

道德作为协调、调整和处置人际之间关系的所应遵守的原则与规范,在中国和韩国,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频繁、最亲密、最普遍,莫过于家庭。它既是构成国家、民族的细胞和根基,也是国家、民族、社会的各种矛盾关系的联通点。所以协调好家庭成员间和家庭亲戚、朋友、同仁间关系,便显得很重要。《大学》开宗明义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退溪认为:“为士者亦必修于家,著于乡,而后得以实兴于国。”修于家,即从齐家、正家道做起。首要便是尽孝。孝是出于人之天性,是恩至深,伦至重,情至切的伦理道德。退溪说:“治国本于孝、悌、慈,以及于仁让忠恕之属,平天下本于三者”。孝、慈、悌既是齐家的根本,亦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它是人道的大本,也是百行的根本。在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协调、和谐此五伦,就能使家庭、国家安定团结,“家和万事兴”,国和万事成。之所以如是,必须具仁爱的不忍人之心。退溪认为:“仁为万善之长。”求仁于亲切处,便是成己成人,由己及人,而无自私之心,惟有仁爱、博爱的心。为仁由己,仁爱推致于政,便是仁政。仁政以爱民为主,而行之以诚心。仁政也就是德政。具体而言,就应薄赋轻徭。“国穀虽不可不征,毋以必取盈,而加忍人之政,乃为善也”。仁政得行,国治天下平,人民安居乐业,以享太平的生活,体现了人文精神。

(五)践行精神

退溪作为性理学家,其最切近的学术宗旨是“格物穷理”,格物而致知;这虽是求知的过程与行为的实践。若惟知而无“躬行”、“践履”、践行,知只是一种虚知,而非真知。无论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知识与实行、道德与意志与道德践履,还是从知识推致与修己治人来说,都与躬行践履、践行活动相联通。退溪说:“以明德之明对修身之修,则明乃明之之明,而兼知行说,格致与修身皆举之矣。”明德的明是修身的实践。明德与修身,即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相兼。

退溪的知行相兼说,蕴涵三方面内容:其一,是致知与力行。他在回答㝯姪《大学》八条目次序之问时回答说:“八条为学之序,故先知后行,而及推行九经为治之法,故只举修身以为本领,且修身之中已兼格治,何为凌躐”。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上四目是为所以修身,即属知的范围,修身是上四目转变为下三目的中介,所以退溪认为具有兼格治的性质;下三目属行,从知识与践行上说,为先知后行。它与《中庸》“九经”的关系,是为修身如何践行?《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推行九经是为治理的要目。八条目和九经都明先知后行的次序。所以退溪不认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认为其失就在于“专在本心,怕有一毫外涉于事物,故只就本心上认知行为一,而衮合说去。若如其说专事本心而不涉事物,则心苟好好色,虽不娶废伦亦谓好好色乎?心苟恶恶臭,虽不洁蒙身亦可谓恶恶臭乎?”认为“心必贯于事”,道德知识必须通过道德践行,即主体见之于客体才称为行。若专就心上讲而不涉及客体事物,不能称为行。好善、恶恶不但心好善恶恶,必须行善事,去其恶于行事。而外涉于事物,这才是行。

其二,知行互发。退溪说:“行到得恰好处,无些过与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会得到一个恰好处,方能如此。此足见知与行互相发明滋养处。”对于每件事都能做到无过与不及,践行得恰好处,便是知得分明。知与行互相发明滋养。“故义理之知行合而言之,固相须并行,而不可缺一。分而言之,知不可谓之行,犹行不可谓之知也,岂可合而为一乎?”知行有分有合,就分而言,知行不杂,知是知,行是行,知行各自有其自身的内涵和性质。因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不是圣人的意旨。譬如说孝弟,不能不践行孝弟,不能说:“知孝已自孝,知弟已自弟”了,而是自己践行孝弟。知行是互相对待的。就合而言,知行相须互发,退溪说:“知行二者,如两轮两翼,互为先后,相为轻重。”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不能缺一,两者互以一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无知无所谓行,无行亦无所谓知。两轮两翼互相发明,相资为用,互为先后。

其三,践履始为真知。知行相资互进,以免“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之弊。为化解此弊,退溪说:“故穷理而验于践履,始为真知。主敬而能不间断,方为实得。”真知需要践履来检验穷理,主敬而不断践行,便自然有所实得。强调由践行来检验知,与知的是否真与不真。换言之,知识理论的真与不真,由实践来检验。“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言切中末学,徒事口耳之弊”。终身不行便终身不知,知依赖践行才获得,并由行履来检验。这就是说,践行、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


三、现代价值的体现

退溪的五大人文精神,是退溪学的生命智慧和生命价值意义的所在。他面对社会冲突、天人冲突、权利冲突、君臣民冲突、道德冲突、理欲冲突等的体认,提出对错综复杂的冲突危机的化解之道,自觉协调、和谐各种冲突和危机,使国家整体处于优化的、良性的运作之中,国家得以发展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其实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结构,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因和外缘的变化,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冲突和危机。尽管李朝当时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已为历史,但对于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普遍的冲突和危机,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而带来生态和气候危机,人与社会冲突而产生人文和社会危机,人与人的冲突而有伦理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而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不同文明间矛盾而有价值和意义危机。退溪学的现代生命力,就在于其人文精神的忧患精神。忧患是对人的生命存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环境的关怀,人作为社会生命的存在者,是在一定环境中生活,而不可逃。于是人自身的环境遭遇,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的遭遇。退溪作为当时有智慧的卓越君子,以拯溺解悬的悲愿,以自己终生的忧患去担当国忧和民忧。这种忧患精神在当今的价值,就是忧民、忧国、忧世、忧人类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得以生发的活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以对人民、对人类关怀的博大情怀,与全人类同忧。特别是当前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的情境下,中国人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以人文的忧患精神,与世界共命运,共忧患,而无私无偿捐献新冠疫苗,而其抗病毒经验,也与世界共享。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物联网普及化,科技一体化,便出现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性的迷失,伦理道德的沦丧,精神家园的崩溃,文明方向的迷惑等情境。人类需要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精神家园以及未来的方向。需制订国家的,以至全球的伦理“金规则”,譬如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了创始性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世界上大大小的宗教及一些非宗教组织的代表,就一种人人都可以同意的最低限度伦理,签署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不杀人;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不偷盗;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不撒谎;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不奸淫。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和人类遭受到杀人(杀人机器人)的战争和恐怖的威胁。不公平的偷盗和抢劫,不诚实的假冒伪劣,不尊重人的奸淫妇女等的威胁。因此需要高扬价值理性,弘扬退溪的人文主义的性理精神和道德精神,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人民幸福、安康的和合天下的新世界。

改革精神与开放相依不离,在当今人工智能发展比一些人的思想跑得更快,不仅全球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而且太空的一些星球的声音亦在我们的耳边,不仅地球已是一个“鸡犬相闻”的一个村,而且某个星球也许成为人类的一个村。在这种大环境下,改革是当务之急,一个国家、民族无疑急需改革开放,以适应这种大环境的需要,每个人也要自我改革开放,否则也会落后。然而世界在飞速地发展,人工智能科技在飞速发展,已使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的运作方式,人们的工作、生活、交往、购物方式,以及人的思维、观念、伦理、行为等等急剧的都发生变化。若一个国家一个人保守,不实行改革开放,就会落后,落后就会被丢掉、被地弃。因此,退溪的改革精神是使人类以及每个人自强不息地改革开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的需要。

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标准,一切科学来自实践,又回归实践。退溪践行精神是知必行,行必果的体现,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即通过对实际、实事的实践以求得真理,践行在知行相资、知行并进,追求真知和道。退溪说:“真知与实践,如车两轮,缺一不可,如人两脚,相待互进。”车缺一轮,脚缺一只,就不能很好的行驶与行走。真知与实践如果缺一,亦不可。因实践出真知,检验其知是否是真知,真知体现实践的效果,检验实践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退溪真知与实践相待互进的精神,以一种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忧世的情怀,实现人世间经世致用之学,使人伦日用关系礼仪化,群己关系规范化,君臣民关系和谐化,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关系融突和合化,人类在这种关系中力行实践,从而实现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美景。

弘扬和实现退溪的五大人文精神,以回应和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各种冲突危机的挑战,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原文刊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本站转载稍有出入,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