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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谦:福柯的新哲学观

日期: 2022-07-28 撰稿人:欧阳谦

摘要:福柯的思想魅力在于他的立足当下和跨越学科的实践哲学。他将哲学当作是一种新闻工作,似乎是在使哲学变成“非哲学”,实则是在重构一种批判存在论。福柯的实践哲学立足当下现实,对于现实保持怀疑论的眼光和医生式的诊断态度,对于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规范和限制进行历史分析,同时探寻一种超越存在现状的可能性路径。终其一生,福柯总是以一种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姿态致力于建构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批判存在论。福柯的新哲学观鲜明地表达了当代法国哲学的基本思想,从而可以作为一个当代法国哲学的理论样本。

关键词:福柯 新闻工作 实践哲学 启蒙问题 批判存在论

在“哲学的终结”和“哲学的转向”的双重压力之下,今天的哲学呈现出了一种关切当下“生活世界”的理论姿态。哲学变得更像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从而成为了人们眼中的“非哲学”或者“后哲学”。这其中的当代法国哲学可谓是一马当先,充当了重新定义哲学和重塑哲学的急先锋。当代法国哲学之所以被冠之以“法国理论”、“法国批评”、“后哲学范式”、“后启蒙哲学”、“后现代主义”等名号,就是因为以福柯的实践哲学为代表的当代法国哲学,为我们重新塑造了哲学的形象,哲学突破了原有的理论边界而变成了“四不像”。

福柯生前在访谈中多次进行自我澄清,试图说明他的跨学科研究及其多重理论尝试究竟为何。评论家们将他看作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文科学方法论者、艺术理论家、希腊文化研究者等,可是他却如此表白:“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所感兴趣的只是当下现实,只是那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的现状以及世界中的变化。直到尼采之前,哲学一直在寻找存在的永恒理由。尼采是第一个哲学家-新闻工作者。他将现在引入了哲学领域。在这之前,哲学只关注时间和永恒。但是,尼采关注于当下现实。我想,未来在于我们的所为。未来是我们应对当下发生之事的方向,我们正是朝着未来的方向去改变现实。如果我们想要掌控未来,我们就必须对当下现实刨根问底。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新闻工作。”

哲学是一种新闻工作,这确实是前所未闻,这确实是福柯的新哲学观。作为一种新闻工作,哲学的主题从永恒的存在变成了当下的事件,哲学的方法从思辨的逻辑变成了事实的调查,哲学的内涵从体系性的构造变成了批判性的实践。关键在于,这种实践哲学并不因为立足当下而变得扁平化,而是将三维时空中的存在活动放到了一个思想交叉点上,因而它是现实的、历史的、将来的集结。正如福柯自己所阐明的,这种批判性的实践哲学既是对于现状的批判,又是对于历史的调查,最终是对于超越现状的可能性实验。

一、寻找另外一种批判哲学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色各样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在法国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状态,形成了令人炫目的当代法国思想阵势。在《思考不可能:60年代以来的法国哲学》一书中,作者古廷(Gary Gutting)强调,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哲学完全变了模样。福柯等一代哲学家“拒绝了所有形式的人道主义,如宗教的、科学的、存在主义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去寻找某种哲学思想方式,意在为人的需要提供某些指导。从60年代起法国哲学就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些思想方式”。这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当推福柯的新哲学观。法国历史学家P.韦纳(福柯曾经的助手和朋友)在《福柯:其思其人》这本传记中肯定了福柯的新哲学观,即“哲学应该着眼当下,不是去对过去做科学的注解,也不是去构想总体性或臆想未来,而就是要描述当下现实性”。[4]他甚至得出一种“福柯主义”的说法,“福柯主义即对当下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审慎地避免开出行动方案,而只是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力”。如果不是从理论体系化着眼,而只是对应于福柯的新哲学观,韦纳所说的“福柯主义”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寻找另外一种批判哲学,这是福柯给自己的实践哲学提出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哲学选择是,可以选择一种对普遍真理进行哲学分析的批判哲学,也可以选择一种作为我们自身存在论和现在存在论的批判哲学;这后一种哲学形式就是从黑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而中间经历了尼采和韦伯所创建的反思形式,这正是我所选择的哲学形式”。在福柯看来,这两个哲学传统其实都是由康德所开创的,只是被现代哲学分割开来,并且将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当作是全部哲学问题,从而遮蔽了康德关于我们现实问题的哲学批判。福柯充分肯定了康德于1784年发表的“什么是启蒙”一文,“我认为在康德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的问题,就是现在问题和当下现实问题: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中的这个‘当下’是什么以及决定我写作的当下是什么?”可以说,康德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立足于当下现实的批判性追问:我们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今天相对于昨天有着怎样的区别?在康德那里,“启蒙”是指我们从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所谓“不成熟”是指我们离开权威就不会自己进行判断,是指我们一味地依赖于权威,迷信书本,跟随牧师,听从医生。“不要想,只管服从命令”,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启蒙”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自己缺乏勇气和受到自由限制的现状,从而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质询我们的存在。

在康德的这篇文章里面,福柯看到了一种实践哲学的形式,即现在问题作为哲学事件的出现,现在问题成为了哲学家的问题。“总之,哲学作为一种当下现实的问题化,作为身处当下现实的哲学家的一种现实质询,都完全显示出哲学作为现代性话语和直面现代性的特征”。当康德将“启蒙”界定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服从任何权威的时候,“启蒙”就开启了一个批判哲学的时代。康德的批判哲学不仅将“批判”作为启蒙理性的基本向度,而且还将“‘现在’作为历史中的差异,作为实施一种具体的哲学工作的动机来思考”。康德关于“现在”与“批判”的关联,似乎就是福柯苦心寻找的另外一种批判哲学。

面对“启蒙”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面对人们要么支持“启蒙”要么反对“启蒙”的简单化认识,福柯强调,“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启蒙是一个事件,是一个事件的整体和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整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这个整体包含着各种社会变化因素、各种政治制度类型、各种知识形式、各种认识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以及各种技术变革,所有这些很难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我所突出的东西在我看来乃是一种哲学反思形式的基础,它只是关注到一种反思现在的关联方式”。如果说康德的问题主要是划清认识的先验形式及其界限,那么福柯则是要突出作为超越可能性的实践批判。福柯之所以如此解读康德这篇以往不受人重视的小文章,就是因为他从中找到了他所期望的哲学态度。今天让我们与启蒙联系起来的东西不是对于某种教条原则的坚持,而是延续一种态度,即对我们的时代进行批判的态度。这种哲学态度从积极方面看就是对我们的所思、所说、所做展开现实的和历史的批判。那么福柯所理解的“批判”又是什么呢?

1978年5月,福柯在巴黎索邦大学为法国哲学学会做过一次题为“什么是批判”的主题演讲。他在自问自答“什么是批判”的时候,给予了“批判”这样的界定:批判就是质疑真理的权力效应,就是质疑权力的真理话语。或者再简单地说,批判就是不服从的和不被统治的艺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而言,继续“启蒙”的批判态度,其实就是要重新反思启蒙的理性设想,就是将“启蒙”放逐到启蒙的批判之中去。换言之,就是一种对“启蒙”的再启蒙。因为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化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权力的狂热”,可以说有多少的理性就有多少的权力。因此,福柯的批判哲学不是着眼于认识问题而是权力问题。“问题并不在于知道什么是真的或是假的,什么有根据或没有根据,什么是真实的或是虚幻的,什么是科学的或是意识形态的,什么是合法的或是合法的。问题在于知道在强制机制和认识材料之间可以找到哪些联系,有哪些连接,发展出了哪些相互参照和相互支撑的游戏……”。事实上,“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得我们变成成年,我们至今并未成年。一个规训的社会取代了君权的社会,接着一个治理的社会又代替了规训的社会。所以,今天批判哲学的任务不是去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要拒绝我们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态度或者气质,首先是一种哲学生活。

为何福柯说哲学是一种新闻工作?在他看来,哲学家就跟新闻记者一样地盯住“现在”所发生的事件,对我们的现状进行真相调查,对我们经历的一系列变化进行反思。哲学家必须像新闻记者一样地抱着怀疑论者的态度和眼光,不断地质疑现存的权力关系网络,寻找我们自身转变的不确定的和可能的条件。哲学家与新闻记者最为相通之处在于,一篇受到认可的新闻报道一定是深入真相和具体辨析的,一篇真正具有批判力度的哲学文章一定是“问题化”的。正因为如此福柯对于思辨的和普遍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一再强调哲学工作的实践性,强调哲学与“非哲学”(历史、心理学、政治、文学等)的紧密连接。

二、历史批判与哲学活动

在一次“关于历史书写方法”的访谈中,当采访人问到福柯如何看待现代哲学的地位时,福柯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我认为,今天哲学已不存在,我不是说哲学完全消失了,而是指哲学已分散在许多不同的活动中:因此数学家、语言学家、人种学家、历史学家、革命活动家、政治学家的活动,都可能是哲学的活动形式……今天任何探寻认识的和实践的新目标的活动都是哲学的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是来自数学的、语言学的、人种学的还是历史学的”。对福柯而言,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或者历史批判(从考古学到谱系学)就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他心目中的批判哲学。因此,他不时以历史学家自居,甚至说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事实上,在我的探究中,历史学占有一个特殊地位”。从他一生完成和未完成的著作来看,他确实更像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尽管德勒兹不认为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仍然称他是一位“新型档案员”。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为我们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批判,“他对历史的形成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指明我们来自何方,是什么在禁锢着我们,我们为了找到一种表现我们的新关系而正在与什么决裂”。

显然,在福柯的批判哲学中已经没有了以往哲学的思想套路,也没有了以往哲学的终极问题以及理论样式。这种新哲学已经混同于政治学和历史批判,“今天的哲学完全是一种政治学和历史学,是一种内在于历史学中的政治学,是一种政治学所必需的历史学”。我们今天所处的现状为何这样?我们究竟是怎样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如何将自己“主体化”的?我们又是如何相互将对方“客体化”的?对于“现在”进行哲学反思,关键在于理清我们的过去。哲学反思需要通过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历史批判,才能获得一种审视我们自身和我们时代的最佳视角。历史批判将会告诉我们,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中不存在什么普遍必然性的东西,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具有其偶然性和任意性。从档案材料中翻出来的历史证据也会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存在并非是从来如此的,而是多种因素的结合所形成的历史产物。当然,历史批判的目的是将我们的现状、处境及其所受限制的隐蔽方面揭示出来,而不是要告诉我们该怎样去战斗。“我不会告诉诸位这是你必须加入的战斗,因为我看不到我有什么理由这么说……我所能做的救赎描述确切的权力‘话语’,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在诸位面前勾勒一幅策略‘地图’。如果你希望去战斗并要在你所选择的战斗中坚持下去的话,那么你将通过这幅‘地图’找到敌方抵抗最激烈的位置,并且找到该在何处撕开它们的突破口”。

正如新闻工作主要是一种调查工作一样,关于“我们自身的存在论”的哲学反思也是一种调查工作,应该体现在各种各样的调查工作中。“人们需要深入挖掘在我们脚下堆积起来的诸多话语。只要通过一定的挖掘,人们就能发现那些古老的潜在结构”。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历史批判并不是以寻求先验的普遍价值为目的,也不是为了建立某种形而上学,而是将那些普遍必然的东西还原为特殊偶然的东西,了解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思、所作、所想、所说的主体化产物。作为一种调查工作,这种历史批判的方法是考古学的,其目的是谱系学的。“这种批判所以是考古学的而不是先验论的,这是因为它不用去确定所有认识的或者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要将那些表达我们所思、所说和所做的具体话语作为历史事件来探讨。这种批判所以是谱系学的,是因为它不再依照我们所是的形式去推断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和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那种使得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偶然性中分别出某种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不再依照我们的所是、所做或所思去成就、去行动、去思考。这种批判不再设法去促成某种最终可能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而是努力尽可能长久地和广泛地去推进不确定的自由”。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到,福柯的历史批判与批判哲学是完全合体的。也可以这么说,福柯的历史批判既是历史学的又不是历史学的,福柯的批判哲学既是哲学的又不是哲学的。简言之,福柯创建了一种新历史学和新哲学。用他本人比较谦逊的话来说,“我的书既不是哲学作品,也不是历史研究;充其量只是史学工地中的哲学片简”。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历史研究中的哲学反思。

在他的“考古学三部曲”(《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中,福柯的历史批判与批判哲学结合得如此的紧密,其批判的态度表现得如此的淋漓尽致,以至于我们很难将这三部曲归类到什么学科。《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开启了福柯的历史批判之旅。这是一部“沉默的考古学”,是对“古典时代”(17和18世纪)的精神病院的建立及其运作的档案文献研究,其意在通过书写疯狂的历史来揭示理性的排斥逻辑。“正如该书的原标题所提示的,这部疯狂史描述了非理性与疯狂之间的关系史。即使福柯后来将疯狂与非理性的字词从书籍封面上去掉,这个关系还是这本书的主题”。在福柯看来,随着“启蒙”而来的医学进步及其人道主义举措,在17和18世纪欧洲社会(主要是法国)逐渐发展出一些应付疯子的办法,那就是将疯子以及流浪汉等被认为是游离在社会之外的麻烦者禁闭起来,使得他们不再干扰社会秩序而变得“沉默”。理性对于非理性及其疯狂的排斥和压制,都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医生的判断具有决定权,是它而且只有它,才能引领我们探索疯狂的世界;是它而且只有它,才能区分正常人和无理智者、罪犯和免责的精神错乱者”。从医学知识和精神病医院的演变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整套区分反常者和正常者的运作机制,这套理性化的体系具有政治、社会、宗教、经济、道德的内涵,由此成为了古典时代的社会秩序的本质性结构。对于疯子等反常者采取的关禁闭和边缘化等举措,显然与启蒙运动以来所宣称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性原则是完全背离的。

现代人如何被自己所发明的知识(尤其是人文科学)所塑造?或者说知识与权力如何合谋而成为了支配现代社会的“知识型”?究竟是哪些话语规则体系在背后左右着现代人的主体性观念?人性是向来如此还是知识的发明?这些问题都是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等论著中着力探究的哲学问题。福柯强调他的考古学分析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学,不同于一般的观念史和科学史。“我并不关注以客观性进步为目标的描述性知识,这是我们今天所认可的科学;我力图阐释的是认识论场,是知识型(épistémè),是除去了其所有理性价值或者客观形式的参照标准的认识……这样说来,需要阐明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正是这些构型派生了各式各样的经验知识。确切地说,它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作为一种‘考古学’”。

如果说考古学分析是要挖掘知识体系的构造原则,揭示一定时期知识体系的默认层面,即决定各种事物秩序的那些话语构成规则,那么福柯的谱系学则来自于尼采的教诲,强调历史批判不是为了寻找同一性的根源,不是为了确定唯一的发源地,而是在于揭示现实历史的非连续性和独特性。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福柯根据尼采思想而总结出谱系学的三条历史原则(正好与三种柏拉图主义的历史模式相对照):“一是针对现实的戏仿,拒绝作为怀旧或者认可的历史主题;二是瓦解同一性,拒绝历史的连续性或者传统性;三是放弃真理而拒绝将历史作为认识。”我们可以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看到,福柯关于权力和身体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谱系学分析,并且提出了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福柯将18世纪开始出现的监狱作为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的约束性样本,“由于有了这种监督技术,权力‘物理学’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即玩弄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的游戏,绝不或在原则上不诉诸滥施淫威和暴力。这是一种更微妙的‘物理’权力,因此似乎是不那么‘肉体性’的权力”

福柯的历史批判建立在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之上,其考古学分析和谱系学分析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知识现象和权力现象上面,而是力图还原出一个人类在其社会文化中如何被制造成为主体的历史条件。有学者认为,福柯在结合康德批判哲学和尼采谱系学基础上提出的主体谱系学,给历史学和哲学都带来了崭新气象,这就是“他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分析转向了文化的上层建筑解释”,从而推动了文化史学和文化哲学的思想进程。

三、现实探索与社会运动

哲学作为一种新闻工作,其第一要义当然是直面当下现实,为现实社会发生的种种事件寻找前因后果,并对矛盾现实的解困进行探索。福柯的新哲学将历史批判和现实探索紧密结合起来。在1984年1月的一次访谈中,当采访者问到他如何看待哲学的警醒职责的时候,福柯回答道“从广义的批判来说,哲学就是要去质疑所有的统治现象,无论这些统治现象在政治、经济、性欲、组织等领域达到什么程度和采取什么形式。就此而言,这种哲学的批判职责正是来自于苏格拉底的命令:关心你自己,通过自我主导来为自己的自由奠基”。

1968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或者“五月造反”,成为了法国乃至西方世界进入革命不断的多事之秋的时代性标志。“五月风暴”爆发时,福柯正在突尼斯任教而没有赶上完整亲历的机会。他当时只能回到巴黎呆了几天,旁观了一场几万学生和工人的抗议集会。不过,他当时在突尼斯却亲历了突尼斯的学生抗议活动。他不仅帮忙隐藏学生以逃避警察的搜捕,而且还让学生使用他的住处来印刷传单。甚至有一次当他让一个学生搭他的车时,他还遭到警察的检查和殴打。“在那些动乱时期,我被那些青年男女的冒险所感动和吃惊,他们书写传单和分发传单,或者煽动其他人罢工。这些行动完全使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身体都处于危险之中……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政治体验”。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青年造反运动,促使福柯这一代知识分子变成了激进主义的思想家,如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鲍德里亚等。他们的哲学活动不断地趋向政治化和社会学化,直面四处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

当福柯自称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时候,显然是与他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的哲学实践相吻合的。1970年5月,当时有几十名左翼人士被关押在监狱里面,他们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政治犯以获取某些权利(如通信、集会、见媒体等权利)。他们在监狱里面绝食抗议,于是引发当时许多法国文化名流的关注和声援。在此情形之下,1971年初,福柯等人召开记者会并宣布成立“监狱报道小组”(Le grouped’informationsur les prisons),负责收集信息并对外加以报道。具体地说,小组的任务就是“报道监狱的情况:谁在监狱里面,他是怎样被关进监狱的,他为什么进了监狱,在监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囚犯的生活究竟怎样,监狱的房间、食物和卫生究竟怎样……”。福柯将他介入现实的这种姿态称之为是“特殊知识分子”的作用,即借助“局部知识”与权力抗争,不再梦想做一个追求永恒真理和普遍知识分子。这个“监狱报道小组”的一系列调查报道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是法国各地,而且在其他的国家如意大利、瑞典、美国都发生了多起监狱暴动事件。在此示范效应之下,左翼分子和反文化激进分子开始调查工人、农民、移民、妇女、同性恋者、精神病人、流浪者等的生活状况。福柯将监狱报道小组的工作看作是政治介入的真切实践,并且坦陈相比较大学里面的研究工作,他或许更加喜欢这种调查工作。不仅如此,福柯还曾作为特约记者前往伊朗的德黑兰和波兰的华沙,负责报道当时所发生的伊斯兰革命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这里福柯的实践哲学得到了鲜明的表达。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出现“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诸如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争取同性恋权利运动、后殖民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族裔运动、和平反核武器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等。在这些新社会运动中,当时最为突出和最具影响的是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在法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同性恋解放团体即“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同时还出现了以“妇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女权主义思想。对于这些新社会运动,我们已经无法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加以描述和概括。因为这些运动更多呈现的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crisis of identity),从而表现出一种新型的反抗斗争模式。用福柯的话来说,这种局部化和微观化的身份政治或者文化政治的指向“就是拒绝那些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主体形式”。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福柯明确支持“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的批评主张,并着手撰写一部性史以探索同性恋的历险过程。他曾提出同性恋运动的两个政治目标:一是争取性选择的自由,推动社会立法和社会包容的进步;二是引发全社会重新思考关于性行为的那些成见和陈规。对于福柯而言,性经验既是一个很真实的历史对象,也是一个很具体的现实活动。我们不应该认为肯定性经验,就是对权力的否定。我们要从性观念中解脱出来,利用身体、快感、技巧等多样性的可能性来反抗权力的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社会运动”与福柯的实践哲学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各种社会运动的目标旨趣不完全相同,但这些运动所具有的局部化、微观化、多元化等特征,确实体现了一种新型文化政治的斗争态势。事实上,与权力关系结合起来的压迫体制不只是处于单一的社会政治机构之中,而是遍布在极为复杂的社会控制网络之中,比如军队、工厂、学校、政党、社团之中。这些运动作为一种新民主斗争,更多地从财富分配问题转到权力的分配问题,也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或者社会承认的文化政治问题。福柯一生所关注的三个问题,即真理、权力、主体的问题,正是在这些运动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看到,福柯后期之所以积极投身到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其他“新社会运动”之中,正是在于他的实践哲学不是书斋式的和纯思辨的,而是立足于现实探索之上的。

福柯在他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说道:“我在《词与物》、《古典时代的疯狂史》、甚至《规训与惩罚》中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基本上还是采用了一种哲学的词汇、哲学的游戏和哲学的经验,而且我是完全接受的。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要试图摆脱这种哲学形式;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将哲学当作一种经验场域去研究、去绘制、去组织,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我这个时期似乎是一种完全非哲学的做法,其实这是一种更加彻底地思考哲学经验的方式”。事实上,福柯后期撰写的《性经验史》以及对于古代“自我文化”的挖掘,都在说明他打破了哲学固有的言说方式,是在用非哲学的形式来进行哲学经验的反思。

对于福柯实践哲学的现实探索和政治取向,有不少批评意见认为,他只是对现实的不可容忍之处进行了抗议,最后并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政治纲领或者可接受的权力形式。如M.瓦尔泽认为,福柯的问题在于没有未来的设想,没有给出一个更好的规范性社会模式。福柯抨击社会铁笼的限制,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可以将这个社会铁笼变成人类家园的实施计划。我们认为,福柯自始至终放弃了普遍价值的形而上学追求,不再去建构一种普遍性的理论体系,因此他就不可能提出一个总体性的完美设想,而只是立足于现实的探索和自我的实验。作为一种新闻工作的实践哲学,它的要义在于现实事件的调查和报道,从中得出某种可能性的选择。福柯从来都认为,假设一个去除了所有权力关系的社会远景,这只能是一种思辨的抽象。在一个尊重差异和多元的现实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当然是存在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社会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福柯的实践哲学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我认为,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一个无限制的文化有没有可能实现或者可以渴望,而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约束制度可否能给我们留下一些改变的自由空间”。

作为一种新闻工作的实践哲学,福柯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探索是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答案的。他确实想追求某种不同的东西,去除我们自身存在中的那些不可容忍的东西。福柯对于我们现在状况的诊断,就如同医生看病一样,对于病人的疑难杂症也没有绝对把握而只能提出尝试性的治疗方案。同样,福柯面对现在的权力关系网络也只能提出持续抵抗的微观策略。他从未将他的论述看作是说传统意义上的行动指南,当作是人们必须遵循的一套法规。他从未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或许在福柯的心中保持一个信念,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康德所说的那种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成熟状态,因为我们始终都是时代的孩子。我们可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对于我们自身的限制性存在保持一种新闻工作者的质询态度。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17ZXA001)

作者欧阳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