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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群忠:论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地位与作用

日期: 2021-06-07 撰稿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对此问题做出了多次系列重要论述,当前我们不仅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而且要继续坚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对待外来的西方道德?这是本文欲探讨的问题。

一、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本来与未来关系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在五四运动时期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但民众在现实生活中还长期践行着传统美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因此,在革命实践中胸怀共产主义和社会理想,创造并坚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道德,在取得政权后,坚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中华传统文化与道德在一段历史时期是受到忽视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增强,中国民间社会重新燃起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热情,民间的传统文化热持续高涨,由于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实际上主要还是对传统道德的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等传统道德价值的重视,儒家的和谐理念也一度成为我们党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观念基础。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明确重视和肯定始于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那么,党和国家所长期重视并成为指导国家和国民精神生活主流价值的社会主义道德与在新的形势下所重视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厘清了这个问题,才能深入把握中华传统道德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地位与作用。

这里主要以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精神和中央的两个相关主要文件即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根据来分析官方主流观点,揭示分析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流道德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分析习近平同志关于这二者关系论述的几次重要讲话: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一年多之后,于2013年11月底,考察了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建国之后首次见诸公开报导的曲阜孔府的考察活动。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学派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最高领导人考察拜访孔府向全社会明确传递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与优良道德的信号。他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态度明确而坚定,要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以德兴国,以德立人必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指明了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目的就在于“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种伦理道德思想,它塑造了中华民族重视道德、崇德向善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取向,因此,只有很好的传承儒家文化所代表的这种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并以此为重要的精神营养来加强当代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就会提升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提高人民的整体道德素质,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和人民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方式并使全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这样,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充满希望。这是习近平同志首次向全社会发出尊重、传承、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号召,为以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吹响了动员号令。

那么,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观究竟是什么关系?在2014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专题学习讨论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段话明确肯定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基础,二者是本来与未来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观的丰富思想资源,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源与根本,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在当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观如果缺乏这个源头和根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要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要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重点提出的六大观念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的核心要素,如仁爱、诚信、正义就是传统道德“五常”中的三个德目即仁、义、信,其它三条恰恰是在此基础上推扩出来的核心政治理念和崇高至善理想,即民本、和合、大同。这次讲话明确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是本来与未来的关系,在后来的讲话与党的文件中,这一核心观点和论述一直没有改变。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同志赴北京大学看望师生,并在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再次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价值。他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观必须从中吸取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在其举例中,除了一些哲学思想理念外,从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角度,讲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崇德向善的文化特征、天下为公的崇高理想和义以为上的责任担当,还讲到了仁爱之德的诸多体现,“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德等,对传承弘扬传统美德做出了重要论述。“基因说”实际上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本来、根本地位的进一步形象化的论证,再次肯定了它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本性、始基性影响。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论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够亲自出席一次学术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主要是想借这个机会阐发其国家治理的文化理念和政策,这次讲话为2017年两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专门文件全面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奠定了基础,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三个核心部分,在这次讲话中对其核心内容做了必要的论述阐发。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因此,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这充分体现出近百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的民族文化自信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坚定决心。党的文件既贯彻了习近平同志的相关思想,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比较全面的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来、根本、基因地位,并正确指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对待中、西、马三种精神文化资源的态度,也是三者关系更为明晰的表述。进而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所讲的六大观念放在“核心思想理念”中,正如前所分析,六大观念中的三条都是传统美德中的“五常”的内容,这也印证了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上述文件对中华传统美德又做出了这样的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将传统义德、忠德、崇德风尚和宋代所讲的“八德”作为核心内容,并将当代社会所评选的五类道德楷模作为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和创新的典型加以总结概括,这充分体现出传统美德是当代中国人道德实践的基因、根源和根本的地位与作用。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篇是这样写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继承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创造形成了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段话简单准确地阐述了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关系。中华优秀文化是源头和根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正是在这个根本和理想的基础上创造形成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简单说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就是在中华传统美德这个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融合在一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发挥着引领社会和人民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美德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笔者曾经撰文[1]指出:儒家仁爱精神中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为人民服务”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与我党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它们是基础与根本、本来与未来的关系,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也必须以中华美德为源头活水和文化基础,这也许就是十八大以来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原因所在吧!

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观的顶层价值引领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德对我国社会生活将持续发挥其价值引领和顶层设计作用。

所谓“马领”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在当代中国社会与国家思想文化中所发挥的价值引领、主导作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总体要求”部分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始终保持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贯穿到道德建设各方面,以主流价值构建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两段话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仍然要以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我们的崇高理想和价值指引,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人们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理想融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之中。上述内容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精神、基本要求,有些内容甚至被写进国家宪法。可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仍然是我国国家治理、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的价值思想基础,也是理想、信仰引领的灯塔和方向。

我们的国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社会理想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后,在革命年代形成的无产阶级道德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的,虽然我们当前处于建设和发展时期,与革命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我们的国家性质没变,社会理想没变,未来目标没变,因此,我们仍然要坚持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道德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观仍然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首务和重中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信条,我们搞改革开放,我们胜利实现脱贫致富并开启乡村振兴计划,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这一人生观和道德观的价值指引和实践落实,也是以人为本,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具体实践,我们首先应该在党员干部中持续不断地进行“不忘初心”的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教育,而且也要在人民群众中将这一崇高理想和目标用儒家的仁爱思想加以教育落实,仁者爱人,让全社会充满爱心与善意,乐于奉献,与人为善,形成仁爱、亲善、和谐的社会道德风气。

在当代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我们要在进行利他主义、互以对方为重的中国传统人际道德教育外,仍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当个人与集体利益出现矛盾时,我们仍然要倡导以集体利益为本为先,倡导自我牺牲,比如,在与外敌对抗与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戌边英雄就是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主权和尊严,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为祖国增光添彩。这既是集体主义道德精神的体现,更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因此,我们显然还要长期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引领。坚决反对那些吃着国家的粮,放下碗就骂娘的人格分裂现象,社会主义教育,不仅是一种政治教育,更是一种道德教育,在当代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是一致的,自觉热爱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这正是我们制度自信的表现,也是一个国民政治道德的体现。

社会主义道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不仅包括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集体主义原则,而且还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还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体品德等,它以完整的体系性的道德规范和力量指导着当代中国人的诸多生活领域。“五爱”的基本要求体现着基本的道德态度和道德精神,其中的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都包含在我们上述论述中了,爱劳动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特性还在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因此,作为公民,要树立爱劳动的道德态度和品质,才能从根本上用中国人民的勤劳取得新的建设-发展成就,当然,劳动不仅是财富之母,也是培养我们高尚道德人格的重要途径。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是我们的治国战略,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精神是当代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特征和基础,因此,要求公民具有爱科学的精神自然就成为对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在近二、三年来,党和国家不仅重视宏观的道德精神培育,而且非常重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们都能切实感受到公民社会公德素质提升,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习近平同志以及党和国家又非常重视家庭、家风、家教工作,重视家庭道德建设,不仅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近一、两年来,又特别重视个体品德培育,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并在2018年两会上又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中的私德即是个人道德。中共中央于2019年10月27日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了个人品德并对其内容做出了经典性论述,“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既包含了政党、国家对个体基本品德的要求与期待,而且也提倡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养成美好品行。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精神道德生活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领,并以其体系性的丰富内容指导着我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实践。

三、用传统美德指导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一个社会的道德结构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有扎实根基,要把这种宏观层面的主流价值观、道德观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使之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与交往的现实伦理规范和实践行为方式。中华传统美德以其丰富、鲜活的道德精神资源可以为当代的道德实践提供日常生活的指导和规范。

我曾经撰文[2]指出,在几十年的道德建设过程中,我们的主流道德教化,严格说来只是一种宏观的政治道德教化,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坚持集体主义,坚持“五爱”都是对的,但这仅规定了一种核心的道德精神,大多是人们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关系的伦理原则,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光有这些伦理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细微的规范。因此,中华传统美德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观的精神根源,作为一种规范体系,更要能够很好地发挥指导人们群众日常生活的功能和作用。人类道德除了有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面外,还大量地涉及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在家要孝敬父母,与朋友交要讲信谊,做人要忠义,待人要仁礼,这些内容并不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立刻发生变化,只要是合理的,它还会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发挥作用,被自发地继承留传下来。

中国传统道德主要是以家族道德与国家政治道德两极形式存在的,两者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道德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结构的需要,因而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和人心的有效控制。社会伦理秩序在宏观方面是由国家政治伦理操纵的,而民众的日常生活则是由家族伦理、个体伦理、行业伦理、社会伦理规范的。

我们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国家与社会处于高度同一之中,政治权力渗入日常生活、私人领域的很多方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道德结构以政治化的国家伦理(或称国家道德意识形态)代替了所有道德如社会、职业与个体日常生活道德,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之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政治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随着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独立于国家行政干预的私人领域、(民间)社会生活正在产生和扩展。同时,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行政权力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私人领域退出,光依靠过去的单一的国家政治伦理来指导多元而丰富的民众生活实践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情况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一定要面向生活、面向民众、面向实践。

现代民众生活的日常性日益凸现。民众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附庸,而且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生活、职业生活、个人家居、休闲娱乐生活、社交公共生活等,这种民众日常生活具有个体性、私人性、民间性、公共性,因此,社会的伦理道德必须尊重这种民众生活的特性和权利,要创建适应这种日常生活、体现现代意识并与民众生活实践紧密相联系的道德体系。道德并不是仅体现在一些政治原则的大道理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民众的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的,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民众庸常生活的指导,换句话说,它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强化的,道德真理并不总是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充满着朴素性的生活真理和为人之道、人际之方。

传统道德之所以被那么多的人所信奉与实践就在于它与民众的生活实践有紧密的联系,国家政治伦理原则恰恰是从这种家族社会的日常生活规范中提升出来的,因此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的基因,长期以来指导着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塑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很好地传承弘扬传统美德,就能使民众心有所安,行有所矩,实现人际和社会和谐,使生活更加幸福而有美感,就能很好地发挥了其充实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指导民众日常生活,从而与社会主义道德融为一体的作用,共同发挥其顶层设计引领和指导日常生活规范的作用。

比如,儒家道德首重修身,即私德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体品德”培育,认为这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大学》),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人无德不立”的道理,“立德、立言、立功”以立德为先,要做事先做人,儒家的这种重德精神在当代社会金钱拜物教,重视物质而轻视精神与道德的时下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首要追求就是对这种崇德向善精神的重视、继承与弘扬,这也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根本和要旨即崇德向善、修身为本。

在家庭生活和伦理方面,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亲情,家庭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而且是人们精神和道德的港湾,在传统伦理关系的“五伦”中,其中三伦都是家庭伦理“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爱弟悌,家和万事兴,耕读传家、勤俭持家,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对青少年品德与人格培育的价值,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生活中加以继承发扬,必然会促进家庭成员道德素质的提升,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传统道德中还有大量涉及宗族、乡里、行业、社会等方面的道德资源。家族道德是家庭伦理的延伸,也具有某种地缘基础上的公共性,传统中国非常重视乡规民约建设,正风俗,美乡里从来都是传统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道德追求。在历史上也出现了大量乡规民约的精典文本和成功实践经验,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借鉴。职业活动的行业道德、敬业精神自古以来就有,执事敬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比如商德方面视顾客为衣食父母;君子谋财,取之有道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师德方面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医德方面以医达仁、救死扶伤、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等道德精神传统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职业道德建设的精神滋养。另外,中国古代有大量的公益慈善思想资源,出于义务而无权利诉求并为大众谋利的所有行为都被称为义举,如义学、义塾、义仓、义舍、义桥、义路、义井、义田,这些行为基本上都是济助大众的义行,这种义行有两项要素,一是以造福众人为目的,一是民间自发。正如明代姚舜政的《药言》中所说:“立义田以给族之不能养者,立义学以淑族之不能教者,立义冢以收族之不能葬者。”这种义举不仅仅局限于同族中,在全社会也广泛施行。清初石成金在其著作《传家宝·人事通》中所表达的“义”可以视作我国社会后期民间义观的综合体现:“义者,宜也。为所当为,谓之义。如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之类是也。其次则于宗族乡党之中,见有贫而不能婚嫁殡葬的,须当量力以赠之。见有遭难困苦,衣食不给的,须当量力以济之。见有含冤负屈而不能伸的,须当出力率众慷慨公道以白之。至于修桥修路、施药施棺,赈饥济乏,喜道人善,广行方便,皆义也。”

可见,中华传统美德不仅是我们当代道德建设的根源与根本,而且其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指导当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丰富精神宝库。

四、吸收外来,批判借鉴西方道德合理因素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本来的文化价值根源与基础,而西方道德的合理因素也应为我们在批判分析基础上加以借鉴利用。

中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基础不同,因此,形成的道德精神和原则规范肯定存在很大的异质性,比如,中华传统道德强调以群体和他人为本,而西方道德强调个体本位、个人本位;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义以为上,而西方道德则强调权利本位,我们过去在强调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时,主张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似乎这些年来没人这么提了,甚至有人认为个人主义都是对的了。改革开放,我们确实需要在经济上实现全球化,也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但在文化上是不是要全盘西化呢?是不是要无所保留地接受西方的个人主义、权利为本的道德文化呢?在笔者看来显然是不可以的,我们要以批判分析的态度,汲取其某些合理因素,并以时代和民族的价值标准加以衡量和批判取舍,吸收其中合理因素,而防止其消极影响。因此,对西方价值观与道德观,我们只能采取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而不能以其为本体、建构性要素。

实际上在我们讨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其中的“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等社会层面的内容,就较多地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神传统。在现代社会也许确实要尊重人的自由,这可能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增强社会活力,促进发展的一种精神价值资源,但追求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不也同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吗?稳定与发展应处于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平衡中,因此,我们既要汲取“自由”价值的合理性,又要防止它对社会“稳定”“和谐”价值的冲击。又比如,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本质确实是“平等”,从启蒙运动以来,这种平等的价值观,打破了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特权的束缚,有利于形成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强调阶级、种族、集团、性别、阶层、人际之间的平等,显然是一种进步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但中华传统伦理强调等差精神也不是全部错了,平等既有伦理的意义,更有政治的含义,在真实的人际日常交往中,等差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况,因此,传统道德比较强调等差精神。礼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分、别、序,亲疏有别,上下有等,这些精神在现实伦理生活中也自有其合理性,比如父母爱自己的孩子胜于爱别人的孩子,下级应该尊重上级,这当然是合理的,如果要取消这种差别和等级,不仅不近人情,而且还会造成伦理秩序的混乱。

西方文化的浸入,自由主义的启蒙,使现代人的个人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很强,但相反群体意识、责任意识、等差意识则比较弱。比如,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平等意识深入人心,而中国伦理仁之等差之爱,义之角色意识,礼之分序意识其实都是在强调等差,这才是中国伦理的实质。真实的伦理关系应该是等差与平等的统一,我们在近百年的启蒙过程中只追求平等的西方伦理精神,而贬抑等差的中国伦理精神,是有偏面性的。另外,现代社会是要重视法治,但中国传统德治主义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重要的价值,继续坚持德法并举、标本兼治,才能取得社会治理的良好效果。因此,必须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需要,以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为价值坐标,来汲取西方价值观、道德观中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是我国历史上西方文化价值与道德观念深入中国社会和人心最深入的历史时期,西方道德的上述个体本位、权利优先等等已经成为某些人实际的价值信念和实践原则,这不容否认,我们必须正视。在现代社会生活、制度设计中我们必须重视这些精神,以吸收其合理因素,以保护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享有更为充分的自由,使他们的合理权利得到保护,为每个公民创造尽可能 平等的机会,努力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公正正义,以法制的精神治理国家,这些无疑都是对的,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西方文化精神的合理因素的具体体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其与中华传统伦理精神的差异性、异质性,在个体优先还是他人、群体优先;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平等与等差、自由与秩序等方面保持辩证的平衡,创建符合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精神的合中、西、马为一体的当代中国道德文明。

总之,三种道德精神资源,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德处于价值理想引领的顶层,中华传统美德处于源头、根本和基础地位,西方道德的合理因素在分析批判借鉴的基础上也可以为我们所吸纳利用。社会主义道德的作用领域主要是国家政治层面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领,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私人交往甚至个人修养的崇高追求,而西方道德可能主要适用于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和国际交往中,这样,当代中国的三种道德精神资源之间,既存在着一些差异和张力,也需要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个时空场域,通过相互间的融合共同发挥作用。


[1] 《仁爱与为人民服务—道德建设的内在起点与目的》,《江海学刊》1998年第 2期

[2]《传统道德资源与现代日常生活》,《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原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