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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

郭 湛 :作为人之程序和取向的文化
708郭 湛 《哲学研究》2016年9期

文化哲学

作为人之程序和取向的文化

                             

[摘要]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是内含为人取向的人为程序,首先呈现为技术-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基本程序。文化的程序需要不断更新和优化。文化的描述性程序与规范性取向内在地统一在一起,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通过符号的中介,在文化上形成层层表里的关系。文化的主体性是在个体主体性基础上的群体主体性、民族主体性、人类主体性。文化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文化的普遍性也就是文化的公共性。唯物史观对自然、人类、社会、文化的系统动态关系及其发展趋向的揭示,具有恒久的价值。

[关键词] 文化  程序  取向  人为  为人  历史   [中图分类号] A167

人是不同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存在。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文化人。所以,人们说文化是人化,同时也是化人。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各有各的看法。这种认识的个性差异,既是对社会文化环境理解的差异,也是对人自身文化本质理解的差异。但个性之中有共性,两极甚至可以相联。无论对于人还是文化的理解,人们都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确立某种共同的前提。研究文化概念,概括文化本质,就是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其中共同性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内涵,可以简要地说:文化是内含为人取向的人为程序。

一、作为人为程序的文化

文化首先呈现为某种程序。人们接受、遵循或体现某种文化,也就意味着接受、遵循或体现某种程序。社会性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教育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教师引导学生“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掌握必要的人类文化程序。这种程序之序,有其客观的来源。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天地人文之序内在关联相通。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就是对文化之序的来源的朴素直观而又理性智慧的天才猜测。

在现代人类学中,文化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方式。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可以说是“事件的独特类型”,“现象的独特的秩序”。(参见怀特,序,第2页)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将文化区分为三个亚系统: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系统。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则被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主观文化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参见赵志裕等,16页) 这几种划分尽管用语略有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广义的概念下,文化首先是物质、技术-经济层面的,其次是政治-法律、社会学层面的,进而是观念、意识形态层面的,是这些层面中基本的或核心的程序。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文化是“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计划、处方、规则、指令”即程序,人依赖这种“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与自然遗传的动物本能程序不同,文化是通过社会传递的人为程序。人类文化程序借助于人为的符号,来表达、编制、交流、传播、实现或对象化。这种人为的文化程序,“对于社会生活过程就像是电脑程序对于其操作”。“符号体系是信息源,它在某种可测的程度上,赋予行为的连续进程以形态、方向、特性及意义(格尔茨,57、297-298) 观念文化的模式,如宗教、哲学、美学、科学、意识形态的模式,本质上都是某种规范性的程序,其作用在于为组织人的社会和心理过程提供模板,即使之程序化。

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程序化过程的发展。物质、技术-经济层面的文化,即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经济文化,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基础中的基本程序。政治-法律、社会学层面的文化,即政治-法律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是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基本程序。观念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是观念、思想上层建筑中的基本程序。所有这些文化的基本程序,在各个层面上调解和控制着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正如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 莫兰所言:“‘文化编码’维持着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保障着它的自我延续或不变的再生,保护它抗拒不确定性、随机事件、混乱、无序。”(莫兰,72、149) 其实,文化的功能即在于为人的社会行为编制程序。人们如果完全抛开文化这种社会程序,只受生物本能即自然程序的支配,那么就不会有人类文明,就退回到动物式生存的丛林状态了。

在汉语中,“程序”即“程式”,“程序化”亦称“程式化”。“当活动以后果系统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以至于同一活动能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们就称之为程式的发展,或程式化。”(霍尔等,113页)从程序或程式的意义上理解文化,使我们把握了文化的首要特征。但也必须指出,文化的程序是人为的,不是天然或自然的。“人类生活的特点,就是人为改变天然。所谓人为,就是成绩,就是文化。”(陈序经,89页)文化程序通过社会遗传,而非生物遗传进行代际传递,这是人为程序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程序之处。支配人的自然程序是出于本能的、生物遗传的,是非文化或前文化的东西。所以应该说,文化是区别于自然程序的人为程序。

文化作为人为程序需要人来编制。在最初刚刚超越自然状态的文化状态中,程序的编制常常是自发的、累积的过程。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自觉的主体设计的成分日益增多。现代文化的程序编制,大量的是具体的、细致的、基础性的底层设计。在分散的、个别的底层设计的同时,需要有系统性、综合性、总体性的整体设计。现代社会中重大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整体设计,先要形成大体构想、总体设计,进行反复推敲或论证,然后才可以进一步加以设计或编制程序。相对于底层的具体程序设计,这是一种高端的顶层设计。文化程序设计是人作为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集中表现,凸显了文化程序人为的特质。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强调,文化形式具有“人为设计”的性质,艺术是“处在人为设计的传统模式中的人的知觉的延伸”,“游戏是人为设计和控制的情景”。(麦克卢汉,298、301页在当代,电脑程序设计可以包括无穷无尽的程序变化,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使得文化程序的复制、传播乃至编制越来越自动化。人造的电脑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替代和解放了人脑,使人获得了更多从割裂的专门化程序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摆脱了重复性的程序编制操作,人们可以从事更多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编码工作。文化的程序需要不断更新和优化,原创的“人为设计”就是文化创新。这种文化程序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和意识发展的巨大作用,是我们在当代世界的人类生活中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的。

二、人为程序中的为人取向

我们知道,“文化”一词的拉丁文原义是土地的耕作,而它的另一层含义则指灵魂的锻造。(参见赵志裕等,第3页)英国文化理论家特瑞•伊格尔顿指出:“如果‘culture’的意思是对自然生长实施积极的管理,那么它就暗示了人造物与天然物、我们对世界所做的与世界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之间的一种辩证法。”(伊格尔顿,3页)人作为文化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既有被动、受动的一面,又有主动、能动的一面。原初意义上的文化作为过程,首先是来自自然而又效法自然的,但它又包含着对于自然过程的规范或改造。这种文化规范或规则不同于自然法则或规律,它融入了主体即人类的价值追求,因而也是对主体行为的规范或改造。所以,文化既是人对自然客体状态和过程的改变,也是人对主体自身活动和观念的改变。

如此意义上的文化,不仅是人为的程序,也是为人的取向,即有其价值的维度,是人的活动的模式与准则。它是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过程与规范的统一。文化不只是指称一种现实性的社会,更是想象该社会的某种标准化的方式。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 这种运用于劳动对象的“内在的尺度”,就是人的价值尺度,是真善美的文化取向。社会性的劳动的结果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从而证明自己是社会性的类存在物。文化的尺度是社会的类存在的尺度,是在物的外在客体尺度之中的人的内在主体尺度。历史地形成的文化无疑是立足于客体现实的,但它决不仅仅是对于现实性的实然描述,而且还是蕴涵着理想性的应然规范,是由文化现实向文化理想不懈的追求。

文化在人为的程序中内含为人的取向。在现代科学中,文化被看作一种认知系统,“即一系列被纳入相互连结的有较高秩序的网络和结构中的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命题’,这些命题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斯皮罗,34页)。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文化是表示具有主导性的规范与价值的社会模式。“人为制造或思考出来的每种事物都有其文化的一面。”“文化的意义是由涉入其中的社会行动者所提供的。”(霍尔等,第34、36页)这种意义或价值以人为本,即以人为中心,彰显了为人的价值取向。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如果“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那么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亨廷顿等,前言,第3页) 每个社会中都存在文化的规范和准则,要求人们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应该怎样,作为特殊意义上的某种人又该怎样。这种特定的规范和准则是社会性的,既是人为的需要遵循的程序,又是为人的力求实现的取向。

人为的程序与为人的取向的区分是相对的。从程序的意义上看文化的规定性,凸显的是文化的描述性维度,表现的是文化现象之事实的、现实的、实然的方面;从取向的意义上看文化的规定性,凸显的是文化的规范性维度,表现的是文化现象之价值的、理想的、应然的方面。文化的程序和取向作为文化的基本规定性,既规定了人做什么、怎么做,又规定了人为什么、为何做。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事实与价值、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相互联系而又相互转化。文化的描述性程序与规范性取向,内在地统一在一起。

费孝通先生曾概述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看法:第一,“文化是人为的”;第二,“文化是为了生活”。功能学派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说到底是“人为、为人”四个字。(参见费孝通,159、384页) 强调文化之人为和为人的性质,是现代西方的一种文化观念,它揭示了文化的根本特点。这是立足现代社会生活和哲学社会科学对文化本质的理解。当然,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及其不同学派之间,对于文化概念的具体理解是有差异乃至分歧的。但只要我们承认,哲学的文化概念应当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文化理解之上,那么上述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关于文化的根本看法,就是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承认文化是内含为人取向的人为程序,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各个学派之间的基本共识。

三、借助符号的行为、感觉和思想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文化是内蕴其中的程序和取向。文化世界是人的行为造就的,这种行为不是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在这里,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文化是创造和使用符号、语词来表达感觉和思想的行为。人类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行为,就在于人类行为有文化的程序和取向蕴涵其中。在人类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中,文化是或多或少一以贯之的模式,而文化行为的显著特征是借助符号来进行。当代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类文化以象征符号为基础。莱斯利•怀特概括道:“全部人类行为由符号的使用所组成,或依赖于符号的使用。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反之,符号行为是人类行为。符号乃是人类特有的领域。”(怀特,第21页) 是否能够创造和使用符号,把人类整体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而创造和使用怎样的符号,则把人类中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

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体现着一定的程序和取向,这种程序和取向的表达和实现,作为文化活动是以符号的使用为前提的。符号化的思想、感觉和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据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卡西尔,34页)符号是被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符号具有某种可以为人感知的物质形式,但符号的意义需要通过非感觉的、符号的方法才能把握。声音、手势和文字是符号表达的最重要的形式。人类学家把使用声音、手势表达的文化称为“口头”文化,把使用文字表达的文化称为“文字”文化。没有借助某种形式的符号进行的交往,就没有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可言。声音、手势和文字等符号系统的基本单元或要素,被统称为语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开端于语词,而文化的继承、发展和流传也依赖于语词。

由语词构成的观念,使人类经验能够连续和延续,使文化活动的程序和取向得以积累和改进。创造和使用语词一类的符号,形成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设计、引导和规范人类活动,这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能力。产生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无疑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意义重大的突破。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而这种生存方式依赖于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文化行为是对符号形式的建构、理解和运用。符号的创造和使用,成就了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和社会。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不仅生活在一个自然的、物理的世界中,而且生活在一个文化的、符号的世界中。

遵循从客观到主观的发展顺序来分析,首先呈现出来的是具有客观性的人的行为。诚然,并非所有人的行为都具有文化的意义。人之纯粹自然的、生物的行为,不遵循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就不能算作是一种文化的行为。例如,饮水、呼吸、蹦跳通常是自然的、生物的行为,而当它具有茶道、气功、舞蹈的形式时,就成为了社会的、文化的行为。前者是动物的本能行为,后者则是习得的文化行为。这种文化的习得,需要借助于社会符号来传递。

从符号这个角度考察,人类学家把人的行为分为两种类型:符号行为与非符号行为。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是一种特别类型的行为,是由习得的行为范式组成的。文化是以社会方式获得并通过符号在社会中传递的行为类型。严格说来,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本身,而是行为的方式、习惯、界限、规则、理由、价值等等。因此,一些文化学家主张,文化的核心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莱斯利•怀特指出:“人类行为的公式是:人类机体×文化刺激物=人类行为。”(怀特,第16页)人类机体作为血肉之躯,是自然的物种进化的产物。人类机体由于与文化刺激物的结合,才造成了本质上是文化行为的人类行为。这种文化刺激物是人类创造和使用的,正是这种文化刺激物的接受和使用塑造了人类行为,而这种文化刺激物是以符号为特征的。

美国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在《社会和文化动力学》一书中提出,存在两种基本的文化模式:感知型文化和理念型文化。在感知型文化中,现实仅仅是作用于感官的东西;在理念型文化中,现实被作为非物质的东西来看待。任何社会的文化无论多么复杂,大体上都是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转换。由于上述两种模式都不完整,因而人们会摇摆于这两种模式之间。其实,这两种文化模式不是截然对立,只能二中择一的;而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换的文化形态。前者是文化的感觉、感情、感性、感知的模式,后者是文化的思想、观念、理性、理念的模式。恩斯特•卡西尔也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感性的动物,更是符号的动物,“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与概念语言并列的同时还有情感语言,与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并列的还有诗意想象的语言”。(卡西尔,第34页)语言最初是用来表达感情的,随后才用来表达思想或观念。

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借助于符号的作用,越来越内化为文化的内涵;反过来,人类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借助于符号的作用,越来越外化为文化的外观。在人类的行为、感觉、思想之间,存在着以符号为中介的内化与外化两个方向的过程,以及两个反向过程的互动:行为«感觉«思想。人类的行为、感觉和思想通过符号的中介,在文化上形成层层表里的关系。在不同的层面上,文化借助于符号,表现为不同的程序与取向。于是人们发现,程序之中还有程序,取向之中还有取向。文化在纵向上的多层性与横向上的多样性是并存的。文化是思想、感觉和行为中的模式,是其中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

四、文化的主体性、普遍性和公共性

文化通过个人的行为、感觉和思想表现出来,但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仅是个体主体性。文化的主体性还是在个体主体性基础上的群体主体性、民族主体性、人类主体性。“文化不是一种完全属于个体的属性,而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具有的属性。文化在社会中得以传递。……共享的信念、价值、记忆和期望,将在同一种文化中成长的人群联结在一起。”(科塔克,第30页处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历史地形成特定的文化共同体。对于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来说,这种文化的主体性是一种共同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指的是个体被共同体同化。文化模式为人类社会的和心理的过程提供一定的程序和取向,借以规范共同体成员的行为,维系这种文化共同体的结构和秩序。

面对人类生活及其共同体的多样性,人类学家区分了文化的普遍性、一般性与特殊性。他们认为某些文化特性是普遍的,在每种文化中都能找到。其他的特性是一般性的,在一些文化中比较普遍,而非为所有人类群体所共有。还有一些特征是特殊性的,只为某种文化传统所独有。在这种普遍性、一般性与特殊性中贯穿着的共性与个性是相对的,二者相互联系而又相互转化。正如特瑞•伊格尔顿所言:“普遍性并非只是个性的对立面,而且正好就是它的范式。……个性是普遍性的媒介,而细节则完全是任意的。”(伊格尔顿,第64页文化的因素用普遍本质的形式重塑了个体事物,并以其特殊性、多样性与个体的个别性相结合,赋予它以各不相同的个性。埃德加•莫兰认为,人类的统一性并非与多样化相互排斥,而正是依靠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才被保持下来。(参见莫兰,第183页

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的普遍性,是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性。这是基于自然的生物基础的,比如结构与功能复杂的大脑,使人们具备运用象征、语言与工具的能力。“心理普遍性包含人们思考、感知与处理信息的常见方式。”科塔克,第37页人类作为自然物种和社会存在的共同性即普遍性,规定了人类文化基本的共同性即普遍性。从总体上说,文化是一种共享活动的方式和意义的网络,构成人类特有的社会存在即文化存在,反映在社会意识上就是文化意识。人类文化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进步,与人的存在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是一致的。人类文化是一种共同文化、共有文化或共享文化。但是,文化的普遍性不一定指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甚至某一层面、某一共同体的文化,都有相对某种特殊性而言的普遍性。

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强调,价值概念对于区别文化事件和自然起决定作用,“文化价值或者事实上被普遍地、即被所有的人评价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化集团的全体成员期望为有效的”。“文化价值的这种普遍性,使历史概念的形成排除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因而是历史概念形成的‘客观性’的依据。”李凯尔特,第86页贯穿历史的文化的本质成分对于所有的个人,都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构成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人和社会存在的文化前提。文化价值的普遍性使经验的客观性在原则上得到保证,在一定的文化共同体内受到普遍的评价,使共同体成员能够坚持这种内含普遍价值的现实程序。离开这种基本的文化价值普遍性,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存在和延续是不可能的。

在人类文化中,哲学是最能体现其普遍性的思想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因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深刻地体现了人类文化精神的普遍性。恩斯特•卡西尔也指出:“哲学不能满足于分析人类文化的诸个别形式,它寻求的是一个包括所有个别形式的普遍的综合的概观。”卡西尔,第89页他认为,在神话想象、宗教信条、语言形式、艺术作品等等无限复杂和多样的现象中,哲学思维力图揭示所有文化创造物据以连结在一起的普遍功能的统一性。 随着人类文化整体上的不断发展,把握和概括人类文化精神的普遍性,揭示人类文化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是哲学这种文化形态最重要的文化功能。

 文化的普遍性也就是文化的公共性。美国人类学家M.E.斯皮罗说:“文化是公共的,因为它由各种命题构成,这些命题被编入集体表象或通常但并不总是符号的公共记号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任何人——不仅本国人——都可以学会任何社会群体的文化。(斯皮罗,第37页文化的符号和由其表示和代表的概念,以及由概念关系构成的文化命题,都具有公共性。所谓“文化框架”包含一系列文化命题,这些公共性的文化命题都是特定的文化模式的逻辑表达。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所以它都倾向于为每个人、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我们时代的标记,是厌恶强加于人的模式。”麦克卢汉,第一版序,第23页当文化表现个性化成为时尚的追求时,并没有否定反而证实了这种文化模式内在的公共性。普遍性、公共性并非纯粹或孤立的存在。文化的公共性存在于个体性之中,文化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文化的统一性存在于多样性之中。人类丰富多彩而又变化多端的文化现象,只有借助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

五、文化来源和基础的历史观解释

那么,具有主体性、普遍性、公共性的文化从何而来?对于文化的来源和基础,不同的学科和学派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这为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全面地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理论背景。美国社会学家劳伦斯•哈里斯说,“应当重申的是:文化不是一个自变量。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和气候,政治以及历史的变幻无常等等。”亨廷顿等,第3页文化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现象,它来自于自然,反过来又作用于自然。在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自然主义和文化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种观念。

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中进化而来的,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其自然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最初被撇开各种历史形式,抽象地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抛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07-208、586页劳动以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为前提,必然受这种物质前提的制约。但更重要的在于,劳动是劳动者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这种劳动过程中,既有人为的程序,又有为人的取向,实质上是借助于自然过程而展开的文化活动。这种“社会生产的形态”正是文化的形态,是生产活动的程序和取向。

如果不谈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而考察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那么它的文化性质就更加明显了。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同上,第208页)按照人为的方式和方法即程序,实现在观念中事先存在的目的,人的劳动的文化属性再清楚不过了。这种文化来源于自然,却不能归结为自然。文化问题上的“自然主义”学派,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说过,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是相互贯通的。然而,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观,实在难以成立。如果说这种自然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那么它就是一种自然唯物主义。

另一种理解被称为“文化主义”(culturalism,认为人类事务中的一切都是文化问题。特瑞•伊格尔顿指出:“文化主义结合了生物学主义、经济主义、实在论等等,变成一个真正当代的还原论;而对于文化主义,不存在关于自然与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问题,因为自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文化的。”伊格尔顿,第106页他认为,文化主义是对自然主义的一种过激的反应。文化主义者也分为不同的类型,要概括他们的观念的共同特征是很困难的。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后现代的主张,试图揭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本性,这种努力值得关注。如何从哲学上概括当代文化反思的成果,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西方一些学者主张的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人类学、文化学的研究范式,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但是,仅仅依靠文化本身来解释人类历史,认为文化是一种“自足、自决的过程”,甚至主张所谓“文化决定论”参见怀特,第2、340页),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历史观上也是难以站住脚的。

从总体上看,对于文化的来源和基础,无论极端的自然主义还是文化主义,包括自然唯物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都未能做出正确的回答。正确的回答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即由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历史发展来说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5-586页文化的来源就是作用于自然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使文化这种内含为人取向的人为程序得以产生的,是人类普遍的、持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生产方式,是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现实手段,这就是物质文化的基本程序。作为文化行为的人类劳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由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决定的为人取向,就存在于生产劳动的人为程序之中。人类逐步发展的物质的、制度的和观念的文化需要,是同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依靠相应的逐步发展的文化手段而得以发展。

在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中,自然条件包括人本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注意到,过于富饶的自然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作为经济文化的程序和取向,不是首先发生于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不那么适于植物自然生长的温带。这里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人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7-588页 总而言之,在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人类以各种共同体的形式组织人力,控制、利用、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是在社会状态下而不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的。在这种人力和自然力深处起作用的是文化力,是内含为人取向的人为程序。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核心是资本,而资本则是特定的现代经济的程序与取向的统一体。马克思说:“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同上,第586页)人类经济文化的程序和取向,经历了几十万年的历史过程,才积累演变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在文化观上我们需要坚持的唯物主义,归根到底,不是自然唯物主义,也不是文化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对自然、人类、社会、文化的系统动态关系及其发展趋向的揭示,是根本性的,具有恒久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论语》《道德经》。

2,陈序经,2005年:《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费孝通,2010年:《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

4,格尔茨,1999年:《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

5,亨廷顿等主编,2002年:《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6,怀特,1983年:《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7,霍尔等,2002年:《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

8,卡西尔,1985年:《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9,科塔克,2012年:《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周云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李凯尔特,1986年:《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2001年、2002人民出版社。

12,麦克卢汉,2000年:《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

13,莫兰,1999年:《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4,斯皮罗,1999年:《文化与人性》,徐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5,伊格尔顿,2003年:《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16,赵志裕等,2011年:《文化社会心理学》,刘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哲学研究》2016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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