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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

郭清香:从晚清民国茶馆看中国近代公共伦理生活
128郭清香《伦理学研究》2018年05期

中国近代随着公共空间的发育与扩大,公共伦理生活逐步发展,与此相适应,时代也提出了包含着更多公共性的新道德要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因其公共性而呈现出与传统熟人社会相异的特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公共性的要求。公共性既是公共空间的特质,也是公共伦理生活的道德要求。各种类型的茶馆在近代中国盛行,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公共场所,茶馆的普及过程伴随着民众公共伦理生活的丰富和新道德的提倡。本文试图透过茶馆来观察公共空间在中国近代民众伦理生活中的作用,讨论近代中国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特点和意义,以及近代中国建构新道德尤其是新公德的努力和困境。

 

一,茶馆的盛行

文中采用的资料基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在该数据库中,以“茶”为搜索词得到的文章有26000多篇,以茶的经营场为题的文章近千篇,最早的文献出现在1905年,20世纪3040年代是高峰。其中政府的告示和知识精英的记叙点评占到绝大多数。这说明当时的报刊表达的多是官方立场和知识精英的态度。他们对茶馆的关注,较少涉及到这个行业的经济发展,而集中在茶馆所反映出的社会道德状况、茶馆对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茶馆这个空间对民众道德进行引领等方面。这为我们从公共空间角度考察茶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从这近千篇文章可以看出,近代经营茶饮的场所非常普遍,遍布全国各地。单从文章名字看,《北京茶馆》、《广东茶馆》、《苏州的茶馆》、《昆明的茶馆》、《古都郊外的野茶馆》、《成都的茶馆》、《成都平原山村茶馆》、《谈谈樊城的茶馆》、《谈沈阳的茶馆》[i]等等,涉及地区广泛,说明茶馆在当时是非常普及的。其中被频繁提到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苏州、成都、重庆、昆明、青岛等城市。被提及的最北的城市是长春,最南是香港。可见,茶馆的盛行并不受限于茶叶产地,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扩展开来。此外,不仅经济发达的城市有城市茶馆,乡村茶馆、野茶馆也有存在广泛的市场。在农村地区,家里地方不大、农闲要有个打发时间的去处、茶馆不贵还好玩、民众有能力去等等,这些因素促成了乡村茶馆的繁荣。有记载,“在昆明县(云南)的每个农村里,无论人家多少,至少总要有一个茶馆,给予村中人和外边的旅客以无上的便利。”[1]P29一篇江苏农村茶馆的文章写道:“本省无论江南北,都差不多凡有十家二十家的乡镇,必定有一个茶馆。”[2]P2可以想见当时农村茶馆至少在某些地区非常盛行。而野茶馆则往往在游人较多的地方临时设置,如满足逛庙会的人、清明时节春游的人的需要而设立在郊外的茶馆。根据规模的大小,茶馆大致有茶楼、茶馆、茶园、茶舍、茶室、茶棚等几种形式,但名称上并不能完全区分出茶馆的类型,有时只是叫法的不同,本文方便从事,统称为茶馆。从经营内容上,有只经营茶饮的清茶馆,还有与其他营业形式结合起来的如书茶馆、茶酒馆等等。1938年,《电声》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即为《重庆居民,消磨在茶馆的时间金钱,每天茶客总数二万四千余[3],可见当时茶馆之盛。

茶馆之所以能够如此普及,主要是因为茶馆发展到近代,其功能更加广泛,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人们可以在这里解渴歇息,这是茶馆最基本的功能。此外茶馆还是谈生意、休闲娱乐、交流信息的场所。茶馆先天的优势可为消息传播提供便利的条件。至于关键的时期,如抗战时期,茶馆就成了传播政情军事、鼓舞人们斗志的好场所了。茶馆还是一个引领舆论的场所。在茶馆中,人们作为消费者,有一种平等的感觉。因而“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盖吾人于茶余酒后,纵论古今,月旦人物,是非政法,表彰公道,善者则称颂不置,恶者则贬斥有加,里政乡绅,俱惧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恒恃此清议,以观人心之向背,村夫愚妇,畏人指责,而不敢犯法为非。”茶馆还可通过引领舆论,完成劝导为善的功能:“设能于此发挥劝导警惕之作用,明布国家法令,奖励改过迁善,于社会治安、抗战前途,为利非浅也。”[4]P6于是,政府发布新生活运动,提倡茶馆里改演文明戏,在茶馆挂上国旗乃至世界知名人士画像;精英为茶馆布置上书架,提供读信写信的服务,定期举行演讲,这些都是在借助茶馆这个平台为民众提供进步的观念,改变茶馆信息的内容,引导民众向善。茶馆还可以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尤其在乡下国家权力暂时达不到的地方,茶馆甚至可以起到官衙的作用。“倘使乡下人演出了斗争,双方便都至‘茶馆’去理论。农民视‘茶馆’简直是‘司法机关’。”[5](P11) “保甲人员,硕望乡绅,裁断是非曲直,即常在茶馆之中。”[4](P6)而一些黑社会的人也借茶馆之地来处理帮派内的事务。[ii]

茶馆本身就是人群聚会的场所,加上茶馆的普及,使得茶馆成为特别重要的公共场所。有人描写:“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渡口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形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4](P5)可见当时茶馆之盛以及人们生活对茶馆的依赖。这种状况足以说明,茶馆在近代成为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

 

    二,伦理生活的展开

茶馆是社会风俗的真实客观的展现场所。茶馆作为公共空间,各色人等的言谈举止都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茶馆里展现出来的民众行为应是当时人们真实的想法和追求,所以说茶馆是民众伦理生活状况真实表现的场所。当然展示出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

茶馆首先是一个经济实体,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常因为贪图利益而容许吸食鸦片、赌博、卖淫的行为。这些现象在清代茶馆盛行时期也是存在的,只是官府和社会并没有多加干预。近代以来,政府和知识分子痛恨这些行为,并将其与国民劣根性和国家赢弱联系起来而痛加批判。例如,知识精英很是痛心于茶馆里摆上烟枪这件事情,认为鸦片借茶馆这一场所售卖,对个人和社会都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人记叙说: “有一件最令人惊骇而伤心的事,便是茶馆里触目皆是的鸦片烟灯,烟灯公开摆在床铺上,所以普通每一个茶馆,里面的茶桌,倒不如烟铺多,因为去喝茶的人,都有鸦片烟瘾的。”“设若茶馆有二层楼房,那第二层,完全是吸烟的床铺……实在讲起来,这些茶馆确是烟馆的别名。” [1]P29 由于茶馆兼卖鸦片,推进了鸦片的消费,影响了民众的生产生活。甚至在昆明乡村:“农夫下田之先,总来到这茶馆,吸足了烟才动身的,由田间归来之后,也到茶馆里去吸足了烟,才回家的。倘若我们走到田中去散散步,看见作工的农民,大半是女子和儿童,体强力足的壮丁反不多见。”[1]P29除了鸦片,茶馆往往还容纳赌博。风气盛时,“吃茶倒似乎已经成了副业,至要的倒是在赌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5]P11。赌博难免大呼小叫,制造噪音,影响邻里。赌博不可能总盈,绝大部分人在绝大多数时间是输的。但赌博上瘾,总是输的赌博更上瘾,于是辛苦得来的钱如水一般流走,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母亲妻子到赌场来拉人也无济于事。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赌博无一是处。

对吸食鸦片、赌博等明显不道德的行为,大部分人看得清楚。但茶馆的消遣性质对人意志的消解作用,被很多人忽视。根据刘风云的研究,晚清以后官府腐败,然而茶馆异常兴盛,茶馆经营态势与政治的日趋衰落相反,呈现出兴旺发达之势。[iii]但晚清整个社会包括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将此看作异常的态势。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启蒙的进行,慢慢地人们看到消遣之于强国认为之间的紧张关系。叶绍钧[iv]谈茶馆的影响说过:“茶馆是游手好闲者的养成所,一个还能做一点事的人,只要在茶馆里坐这么十天半个月,精力就颓唐了,神思就昏浊了。尤其难堪的,是思想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谄笑,谩骂,否定一切,批驳一切,自己却不负一点责任,说出话来,自成一种所谓‘茶馆风格’。”[5](P11)这在主张启蒙、主张力行以救国的年代背景下确实可以看作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我常看见许多好青年,都沉溺在清谈闲乐的茶碗之中,以吃茶为他的人生观,每日除吃茶外无他事,这实在是一种大损失。”[2]P2这不但是个人的损失,更是国家社会的损失。上文提到重庆茶馆消费旺盛,作者经过一番计算,提出按一年计算,“人数方面足够组织八师军队,时间方面则足够完成一条公路,金钱则足够购备两团步兵用的步枪。”接着作者说:“‘假使重庆人把坐茶馆的时间,用在革命事业上,则中国革命早已成功。’蒋委员长这句话说得真对!”[3]P76不管蒋介石是否真得说过这句话,民众在茶馆消遣娱乐的行为在特定的情景下确实显得不那么协调。

此外,有的地方茶馆成为藏污纳垢之地。茶馆全天性营业,是有闲暇者消磨时光的地方,因而很多游手好闲的人聚集于此,黑社会组织如当地哥老会就常以茶馆为聚集地,甚至“流氓地痞,亦多假借名号,呼朋啸侣,寄迹其中,伎俩鬼蜮,奸诈百出”。[4]P6

茶馆作为一个公共场,当然不仅展示民众伦理生活中消极的方面,还可以展示积极的方面。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近代人们女性观念的变化可从茶馆这一小的视角展开。茶馆里涉嫌卖淫的女性,向来为社会风俗所不容,也为政府和精英们所警惕。但茶馆里出现的女性显然不必然会与此相关。于是对女子进茶馆——包括消费者和从业者,社会呈现出从严防死守百般阻挠到不情愿承认再到规范管理的转变过程。从女子进茶馆消费来看,较早的文章(1906)批评茶馆设立女座,认为允许女子进茶馆,男女混坐有伤风化。[6](P10)而同样是批判性的视角,1947年的文章不再禁止女性进入茶馆,而操心起进茶馆的女学生的衣着仪表。[7](P2)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社会对其从业者的观点变化也可以反映近代女性地位的变迁。早期社会绝对禁止茶馆使用女性做服务人员,女性茶馆服务员被想当然地贴上淫秽的标签。1930年前后,面对茶馆纷纷聘请女招待的趋势,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加强茶馆女招待的管理,如1929年南宁取缔茶楼酒店及娱乐场雇佣女招待暂行规则、1931年青岛市茶楼酒馆女招待取缔简则、1935年广州酒楼茶馆雇佣女工办法等等。这些管理政策的出现,首先说明进入茶馆工作的女子在当时不是特例;其次也说明,对于茶馆女招待的性别认可尚存在困难。从政策的具体内容上看,在价值上,有伤风化的顾虑和男女平等的新观念之间的冲击在当时还是很强烈的,所以经常有“查禁茶楼女工”、“取缔茶馆女招待”的呼声出现。而在这些呼声中,也有对“男女平等”、“女子从业权利”的考量。如青岛市政府发布指令“茶楼酒馆女招待取缔简则”,同时公开的“原呈”中给出了理由:一方面“此项女招待为女子职业之一,衡之今日男女平等似应准予添用”,一方面“如果漫无限制,诚恐日久流弊滋多”[8]P10所谓流弊,当然就是担心女招待做出有伤风化之举。到了1940年代,各地女工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茶馆女工寻求自己的职业权利,并积极参加到社会活动中,展现自己的价值。“茶室工会女会员,热心募款劳军,募得国币六十余元”[9]P42的报道便证明茶馆女工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新道德观念的引领

无论好与坏、善与恶,茶馆作为公共空间所展示的道德状况必然不能任其所是。尤其因为作为公共空间,茶馆中发生的一切行为、所体现的价值会被民众看作是被认可的、甚至是被提倡的,这无形中会对整个社会风俗产生巨大的影响。民众的堕落需要治理,进步的观念更需要倡导。因而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政府都重视茶馆的公共意义,民间和官方以各种形式来移风易俗,试图革除茶馆中的恶习,并引领民众的道德进步。

1914年,“天津第一改良茶馆”成立。在茶馆的章程中陈述了办改良茶馆的意图,可以看作此后几十年政府和知识精英对茶馆引领道德的期待:“民智低下,民德堕落,风俗因而日废,国本随以不固。学校教育一时又不能普及,既无法为之挽救,又不甘坐视渝夷君子叹息,志士用忧。天津林君墨卿诸先生欲于无可奈何之中求必能补救之术,遂在该埠西华宾旧址创办改良茶馆,名曰第一改良茶馆。第二第三以至于第十第百第千第万,希望于同志者,至于无穷也。藉普通人民惯好之艺曲输入适时之新常识,民智民德日益以增,风俗国本日益以正,风行草偃目的之达正非难能。”[10]P3-4这份章程可以看作近代由严复、梁启超等人所引领的“新民德”任务在茶馆这一特定场所的展开。茶馆被赋予提高民智民德的任务,在当时成为一种潮流。[v]而人们采取的方式是“风行草偃”的自上而下的引领模式。不言而喻,执行引领任务的是政府和知识精英。

政府引领社会道德风气的主要手段是法规。几乎在各地关于茶馆的规定中,都要涉及到社会风化的内容。浙江省政府发布的《杭州市取缔茶馆规则》(1928)规定:“凡开设茶馆者不得招客抽头聚赌并不准容留类似赌博之营业,如有混入时应由馆主或经理人报告就近岗警拘署核办”、“凡茶馆内设有书场者不得演唱淫词,尤不准妇女登台弹唱”、“凡在茶馆内买卖淫书淫画及春药等违禁物品时,无论内外国人均由馆主报告就近岗警拘署核办”[11]P81汉口公安局制定的《取缔茶馆之理由及办法》(1930)中提出:“各茶馆无论日夜不得有吸食鸦片招妓弹唱或演唱花鼓淫戏以及聚众抹牌赌博等情事。”[12]P143《南京市政府取缔乡区茶馆暂行规则》(1935)禁止茶馆有以下行为:“(1)售卖鸦片烟,及其他烈性毒品,(2)聚赌抽头,(3)不得招揽艺员清唱敛钱。”[13]P21《上海市管理茶馆规则》(1935)第十一条规定:“茶馆内不得有下列各项情事。一,聚赌抽头;二,未经核准供人集会场所;三,未经呈请核准擅自附设书场;四,容人吃讲茶;五,非营业时间内容人逗留住宿;六,容人售卖淫书淫画及违禁物品;七,容忍乞丐入馆向茶客纠缠求乞”[14]P186《四川省管理茶馆办法》(1945)列出六项绝对禁止的情况:“1.以青年妇女充当茶房。2.赌博或类似赌博之行为。3.淫秽之歌唱。4.茶座上理发捏脚。5.家庭茶间。6.其他有碍风化及公共秩序卫生之事件。”[15]P11这些法规的核心,就是要防止“黄赌毒”对社会风化的负面影响。

政府的措施除了从管理的角度以强硬的手段试图消灭不良社会风气之外,还从建设的角度推行改良茶馆的措施。如北平市教育局试办民众茶社简章提出茶馆必须有以下设施:“1、国旗党旗。2、总理遗像。3、通俗图书。4、各种报纸。5、揭示板。6、民众教育标语牌。7、讲台。8、报架。9、中华民国地图。10、本市地图。”[16]P19除了从环境上影响教育的氛围,民众茶社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演讲”,其宗旨为: “改善社会风尚,提高民众智识。”[16](P18)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vi]也设立了民众茶社,以“利用民众休闲时间,实施民众教育”为宗旨,开展的活动有茶社文库、常识讲演、科学表演、书词表演等。“每值讲演说书时,茶棚四周站立听讲者,总在四五百人以上”[17](P7),可见效果不错。

知识精英也看到了茶馆对于民众教育和社会风气导向的重要性。他们从提倡的角度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如在茶馆中加上可以陶冶性情的物件:“龙门民众茶馆里边备了各种报纸,和通俗书籍,及象棋围棋丝竹等东西,进来吃茶的朋友香茗清谈,并可弄弄丝竹,陶冶身心;看看书报,增长智识;看着棋子,滋养思索。”[18]P2有人看到民众教育应当喜闻乐见的一面,提出仍保留书茶馆说书唱戏的外在形式,在内容上可以加上文明进步的因素,因为兴趣是最重要的老师。有人提出:“我们由各方面的观察,都可以知道民众对于戏剧歌词,是最有兴趣。所以我们说事民众教育的人,应当练习表演和歌唱的技能,去办理大规模的民众茶馆,改编各类的戏曲歌词,把全数的民众教育寓加其中——如家事,文字,道德,科学,健康,休闲等教育——去表演,去歌唱,在外再加杂着一些讲演或幻灯教学法的文字教育,我以为收效或者可以迅速伟大。”[19]P7

遗憾的是,茶馆作为道德引领场所的重要性被重视,但用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新道德来引导缺乏讨论。或许,什么是先进的道德并不是难题;或许无论政府还是知识精英对先进道德的认同并没有歧义;或许道德无非陶冶性情、诚意正心、化成风俗之类,不需要讨论。总之,在关于茶馆的文章中,并没有发现对道德内容的详细讨论。新民德中本应包含的公共性要求并没有在茶馆中得到特别的体现。

 

四,缺乏公共性的公共空间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在于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而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走出私人空间和熟人空间,接触到更广泛的世界。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和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理论充分关注了现代社会“公共性”的特点,指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共空间,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公共事务,可以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公共空间应该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20](P45)茶馆是一种天然群众聚会场所,是最好的公共交流、表达、议论的场所,可以看作中国近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代表。那么茶馆是否具有西方理论中公共空间的特点呢?从上面茶馆之于人们伦理生活的作用来看,中国近代的茶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茶馆是一个善恶观念、社会风俗展现的场所,是强者力量的争夺场。

茶馆的普通消费者群体——大众并不具有建构的意识和能力。茶馆里不全是流动人口,有很多固定的茶客。他们往往“早上七点钟之后,人们就三三两两的来了,每一个人或是两三个人占着一张方桌,他们是每天差不多占有固定的座位”[21](P17)。但即便是这些固定茶客,他们也只把茶馆当作消费娱乐会见朋友的地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构建公共舆论和道德意识的责任。所以,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被动者,被动地迎合诱惑或者也接受某些新思想新观念。谁更强势,谁就是可追随的对象。鸦片赌博的人强势,茶馆就是陋俗展示的舞台;哥老会袍哥强势,茶馆就是黑社会的地盘;知识精英强势,茶馆就可以是扩散新思想的舞台;政府强势,政府就是主导的力量。可见,茶馆的公共性并不是平等的公共性,不能够形成有效的公共讨论而形成公共意见。更有趣的是,大城市的大茶馆在发展鼎盛的时期,不是进一步开放空间,而是增设单间,开辟出一块保护隐私的特殊空间,这进一步削弱了茶馆的公共性。

二,茶馆中道德观念兴起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是风行草偃式的。

在政府和知识精英的眼中,民众只是需要被启蒙的、缺乏自觉意识的群氓,因而只能由政府和知识精英主动担负起道德引领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与其说是被启蒙的,不如说是被灌输的。如茶馆被要求挂上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等标语、精神总动员标语、新生活标语、兵役标语、抗战标语及图片、古今民族英雄画片甚至是领袖的肖像,通过演讲、文明戏、各种曲艺形式传达的是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理论、三民主义浅释、新生活纲要、改良格言及剧本等等,这些都不可能是茶馆自生的,不可能由茶馆里的普通民众自发讨论得出。茶馆只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场所而已,普通民众并没有也不没有能力参与到新伦理的讨论和构建中。

三,政府力量过于强大,民间发声艰难。

在所有的强者中,政府无疑是最有力量的,茶馆中切实进行的道德引领,绝大部分与政府有关。在文献中经常会出现“省党部、省政府、省动员委员会,会令各县市党部政府,动员委员会……”等等“指导”的字词,可见政府是茶馆改良的主导力量。政府主导的好处是可以形成强大的运动态势,推进工作的进行;但负面的影响是,他们会严格审查茶馆传播的内容,控制宣传和舆论。在1939年四川省发布的《利用各县市茶馆及说书人等协助推广国民精神总动员办法大纲》中,严格禁止的内容特别提到了“违背党义者”和“鼓吹阶级斗争者”。[22]P18这并非孤例。汉口关于茶馆取缔的规定也有相似的内容:“各茶馆如有窝藏匪共及与窃盗架子楼等来往者,一经察觉,该茶馆查封,该馆馆主依法治罪。”[12](P143)可见政府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而政府主导必然导致知识精英声音的低落。本来精英们受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条件的变化以及个人荣辱兴衰的影响,通常很难把自己的想法真正落实下去。而国家力量的推行更削弱了知识精英的独立影响。通常在社会非正常状态,如战争、革命的状态下,官方会格外强力控制、压制民间声音,甚至出现“勿谈国事”的情况。王笛教授的相关研究指出,在成都的茶馆中,政府借维护公共秩序为借口,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茶馆的控制,有明显以国家力量逐步渗透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倾向。[23]成都显然不是特例。在此状况下,知识精英的影响日渐薄弱。

可见,作为公共空间,茶馆在中国近代百年间并不能起到西方公共空间理论所赋予的自我讨论、自我构建的作用。茶馆作为公共空间在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在“公共”上,即通过民众的自我启发参与讨论形成公共意见,甚至对抗压迫性的国家力量。茶馆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空间”上:它是民众伦理生活展现的空间,也是民众道德被引领的空间。新的民德,无论是从公德还是私德角度,茶馆自身都无法做出有效的建构。通过茶馆这个公共空间所进行的“新民德”工作,必然困难重重。中国社会公共空间以及公共伦理生活尽管在近代有很大的发展,但受经济、政治、战争、社会意识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共性”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提升公德意识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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