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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

姚新中:应用儒学的兴起——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
408姚新中《孔子研究》2018年04期

儒学的参与者、观察者、实践者和信仰者对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儒学创新发展及其问题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提供相差甚远的不同视角,从而生发出迥异的愿景。本文主要以观察者的眼光尽可能客观地来检查儒学现状与发展趋势、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后续发展的空间。儒学发展的今天已经形成一些有别于历史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既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受到儒学研究者、倡导者本人知识与方法的影响。儒学创新发展的一个积极方面是“应用儒学”的兴起,在直面各种各样的现实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问题过程中,发展出不同的进路、理解、观点与学说,利用或运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使得儒学的领域急剧扩展,社会影响大有增加。应用儒学的兴起一方面构成儒学发展、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诸多的问题,急切需要儒学学人给予回应。

一、应用儒学的形成及其领域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一种传统价值观、一套人生道德规范和一个社会实践体系,儒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室内外诵读儒家经典到处可见,儒学研究和教学的队伍日益扩大,儒学著作、论文成百上千,儒学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社区,更贴近现实;诚信、友善、和谐等儒学观念融入当今核心价值体系,更接近于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主流。应用儒学的兴起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国家、政府、教育体系、舆论工具大力提倡国学、传统文化、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内因在于儒学有意识地把自己打造成传统文化思想的中坚,自觉地承担起作为当代文化的传统基石。在这样的双重力量作用下,儒学一方面延续着2000多年来经世济民的传统,具有所有时代儒学发展的共性,但另一方面也在新的境遇下审视新的问题,突出了儒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1. 儒学参与政治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

在一定意义上政治需要是今天儒学发展的大环境,也是儒学更趋于应用性的催化剂。儒学主动适应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经济发展、文化重建等多方面的客观需要,而国家政府也以多种形式越来越加强对儒学发展方向的引导与掌控、在理论与现实中越来越要求儒学与之相向而行。儒家、儒学、儒教、儒术,无论什么名字,都涉及到“学以成人”与“学以致用”的关系,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参与现实、批判现实、改造现实为宗旨的学派,即要以自己的理想、价值纠正错误、改变观念、参与政治、引导文化,要在乱世之中实现天道,因此本质上是批判性、革新性、建设性的学说与活动。但要实现社会理想,儒家明确意识到需要国家的支持、认可和提倡,因此才有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孟子奔走于齐梁倡导仁政、荀子主持稷下学宫助长百家争鸣等等,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实质是希望把儒学理想与政治参与结合起来,实现儒学的内在价值与现实改造相统一。儒学在今天的政治应用是在充分思考儒学过去何以兴、何以衰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多数学人对于“为己之学”之儒学和“政治制度”之儒学之间、儒学理想与实现理想手段之间的张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在促进现实变革与满足当下政治需要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1. 应用儒学的兴起引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观点和学说。

因秉持者的出发点不同,对儒家理想和实现理想手段的理解、解释不同,儒学分为不同观点和主张原本自然。孔子之后儒分八派、纵横论战,各辟蹊径探索传承之方式、寻求救世之方略,极大地拓展了儒学,使之成为战国时显学之一。汉代儒学有今文古文之争,而宋明理学也有众多的学说、学派,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今天的儒学学说发展与以往既相同又不同,在中、西、马博弈渗透和影响之下,儒学的边界得到很大扩展,以儒学命名的见解更多。中、西、马的不同进路直接影响着儒学学派的形成,儒学领域也大致形成了三大学术圈,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儒学,以中国思想为导向的儒学和在西方思想论域下的儒学。由于儒学边界弹性较大,不同来源、不同方法、不同观点之间跨界现象、交叉现象也比任何其它领域要更为突出。

这些年来所涌现或重现或受到追捧的儒学学说或学派是应用儒学兴起的重要表征。(1)在研究进路或对儒学的认定方面,除了早已存在的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外,又添加了角色儒学、功夫儒学等新的儒学理论;(2)在价值导向或核心观念方面,出现了民本儒学、平民儒学、生活儒学、自由儒学、宗教儒学等观点或学说;(3)在研究方法上,有现象学儒学、诠释学儒学、本体论儒学等的提法;(4)在研究对象方面,则涌现出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书院儒学、企业儒学等;(5)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了许多集中研究儒学的新机构,从而出现如山东儒学、贵州儒学、浙江儒学、上海儒学等说法;(6)在表现形式方面,我们看到有学院派儒学和传播派儒学之分;(7)在儒学发展形态方面则出现官方儒学、民间儒学、海外儒学等形式;(8)在儒学学说的具体内容方面,我们看到传统儒学的现代建构如仁学、礼学、经学、孟学、荀学、朱子学、阳明学、康学等等。所有这些形式都具有鲜明的应用性,而应用儒学的根本是不能秉持独断或排他态度,而是要鼓励诸多学派、理论的相互交叉、包容并蓄,求同存异、良性竞争、充分交流、协力前行,从而为儒学整体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如何在当今应用儒学的发展中既要“百家争鸣”又能“和而不同”,是所有参与儒学的学者给予强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 儒学与其他学科、其他领域交叉日益增强。

儒学的根本在经典,但出发点和落脚处却是人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儒商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环境问题、乡村问题、道德滑坡问题、生命价值问题、信念信仰问题等等,表明儒学开始渗透于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改20世纪中书本儒学、课堂儒学的形象。除直接参与现实政治外,儒学也在探讨学术思想与实现理想的路径,在学问追求中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修身养性中获得个人实现。借助于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统计学以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来扩展应用性研究。在这一方面,应用儒学还刚刚起步,表现出诸多的弱点和不足,如在方法论上的简单化,在问题研究中的肤浅性和在研究领域里的片面性,还没有达到当代应用哲学、应用伦理学所达到的高度。这些弱点一方面说明应用儒学刚刚起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应用儒学并非简单地以儒学观念来解释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提炼出儒学的精神和价值,借鉴学习其它学科的方法,面对现实问题发展出特殊的回应,不仅仅能够解释问题而且要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学理依据。

二、儒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其回应

作为历史传统的精神延续,应用儒学的根本依然是要在执着学术理想与改造社会现实之间、在知与行之间、在成人与成己之间、在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之间找到或实现平衡。但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面临着一个个悖论,追求理想而无法找到推而广之的实现平台,现实境遇又常常与儒学理想境界相距较远,应用儒学呈现了在执着理想与妥协现实之间进退两难的境地。

应用儒学的兴起源于国际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现实、生活现实的急剧变化。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传统与现代各种张力积聚,导致价值多元、理想冲突、文化撕裂、阶层固化的状态。儒学的入世精神势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寻求对策,应用儒学的发展涉及到许多老问题也遇到更多的新问题,对变化的情势做出了回应但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我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应用儒学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回应以及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1. 如何看待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传统是由过去到现在的传承,传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起源于过去但对现在仍然具有意义,还能指导今天的生命活动。儒学首先必须在传统框架之中来审视,但儒学不仅仅是过去,它的生命力在现在,面临着如何进化、如何适应、如何嵌入的问题,应该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或是指导今天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之一。然而,在众多儒学传统中,在浩瀚如海的儒学经典里,哪些是具有当代意义的,哪些是已经过时的?冯友兰过去提出抽象继承法来区分精华与糟粕,杜维明强调儒学三期发展,把面向世界作为第三期儒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陈来提出仁学本体论,都是希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起坚实的桥梁。但在当今儒学研究中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还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和学说,不但在儒学内部而且在整个思想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淆或混乱。

儒学应用离不开对经典的研读和重新理解,但这只是儒学发展的一部分或一种方式,儒学能否重新成为国人安身立命之本,还是要看是否能为当代重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些重大问题包括如何处理自由与民主、平等与公正、个人与整体、权利与义务等等的关系,也包括如何看待历史上儒学与封建体制的关系,儒学与社会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家庭不平等的关系,如何重新解释儒学以适应二十一世纪世界发展潮流问题,如何在重新阐释儒学经典思想中倡导解放个性、提升人的自由和尊严、社会的公正、政治的法制,推动实现把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作为所有人自由平等的条件。

自五四运动以来,以启蒙精神批判儒学传统,改造儒学以与民主、科学相一致,是儒学发展的动力之一。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批判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种种弊端和缺陷。但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儒学与启蒙的关系,对于儒学可否不经过理性启蒙的洗礼进入当代人的生命,要不要提倡“新启蒙”。对这些问题并非所有学者都有一致的看法,在尚未有定论的问题上,如何实现儒学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关乎应用儒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1. 如何实现向内看与向外看的统一?

传统儒学强调修齐治平,以修身养性为根基:“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境界,这是儒家精神之所以历经磨难依旧为人信服,在激烈竞争中依然能保持自己本色的力量所在。但是,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世界化、全球化的时代,任何文化都必须在与其它文化交融、竞争中寻找自己一席之地。因此如果仅仅内求完满自足而否定自十九世纪以来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睁眼看世界”,不去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自己甚至否定外求的必要,就会重新回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在民族性、地方性、民粹主义的旗号下重造的儒学则必然会把自己隔离在世界之外。这样不仅对儒学进一步发展会造成巨大障碍,而且会误导民众,鼓励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必然导致中华民族复兴的夭折。儒学发源于春秋时期的鲁国,推广于华夏大地和蔓延与整个东北亚,因此,儒学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儒学是开放的中华文化重要构成部分,但又不仅仅是民族的,也是或者说更应该是世界的。孔子一再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可以理解为要破除对自我、对本源文化、对自己民族的执着。真正的儒学不仅仅承认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且承认只有为世界普遍接受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的。如果过份强调儒学的民族性而否定儒学的普世价值或以儒学的地方性否认儒学的世界性,既与儒学本性相违也只能阻碍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如今逆全球化大行其道时,儒学如何看待全球化并自觉推动各国之间在经济上互利共赢、在文化上互补互鉴,这既是一个关乎儒学本性的问题,也是儒学如何发展、如何导向的问题。儒学一贯持开放态度,先秦时期与道家、法家等其它学派展开争鸣,汉代以降与佛学所代表的印度文化辩论互学,明清以来与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互鉴,都代表了儒学自觉走向更广大领域、追求全球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应用儒学的未来不在于回到封闭、固步自封,而在于更为开放,在全球化中增强自信、在世界化中获得新的发展。

  1. 如何既保持自身理论特色又能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新问题?

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儒学总是在不断回应时代发展新问题中获得新动力。与那些封闭的文化传统不同,儒学总是持积极的态度看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新挑战,把它们视为自身发展的新机遇、新契机。21世纪产生了许许多多过去从未有的问题,它们给儒学提出了多方维的挑战,也为应用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当今科技高速发展,引发出新的工业革命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也提出了许多哲学、人性、人生的问题,儒学如何回应涉及到对儒学本身的理解以及对儒学与现实的关系。作为一个传统,儒学更多考虑的是读经、修身、教育、谨言慎行、言传身教等,而对于今天的新媒体、自媒体如何塑造人格、如何影响人际关系,可能会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儒学如何运用而不是排斥自媒体,如何在新的交往手段中,播下追求儒家理想的种子,是每一个儒学热心者所必须探讨的问题。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对应用儒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西方主流哲学重理性轻情感相比,儒学更重视情感的作用,强调心性之辨、情发中节。因此,一般来说儒学对人工智能能为人类造福方面更为自信,但儒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样具有危机感。机器人会不会成为道德主体,能不能发展出道德选择的自由,要不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它们的高超性能和服务方式对人的本性会不会带来负面的作用?这些问题都会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儒学的内容与形式,推动应用儒学的深度发展。

  1. 如何看生命的有限与无限?

作为一个关注现实、改变现实、以德教行天下的传统,儒学的价值导向必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如果仅仅陷于事物而谈人生、囿于规矩而谈伦理,则是对儒学的曲解,有可能走向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精神性是儒学在二十一世纪开展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对知天命的追求、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告诫,关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期许,还是修身养性、成圣成仁、立德立言、知行合一的人格理想的追求,都构成了儒学精神性的丰富内涵。杜维明提倡以精神人文主义来阐释儒学,也是要高扬儒学的精神追求而避免世俗人文主义的弊端

如何理解儒学的精神性也是应用儒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理解什么是人。儒学一直以道德来标识人之存在的本体意义,孔子以仁定义人,孟子以不忍人之心来定义人性,荀子以辩、分、礼来规定人的特殊性,以区别于动物禽兽。无论如何定义,在一个以寻找人间天堂为生活基准的世俗社会,在一个不细问生命本源,不追究生命终极意义的文化中,如何有效发挥强调道德自律的儒学在精神层面的引导作用,是儒学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己立与立人之间、己达与达人之间,没有精神性追求是很难链接起来的。儒学的现实关怀只有在承认精神本源前提下才能得以实现。修身养性、成己成人能否解决民众的终极关怀?可否令人信服地解释现实中德福相悖的问题?康德为了解释德福一致不得不做出三个假设:灵魂不朽、自由意志和上帝存在。那么今天儒学如何解释?儒家关于道德自由与道德选择的论述,可否理解为人人具有自由意志?儒家关于天的信仰在今天还能不能得到认可?生命中是否有多重世界?如果有,它们在哪里,如何相连?现实中为什么会出现有德者无福,而有福者又无德的现象?一般民众以什么安身立命?这里必然涉及到儒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学精神性的内涵与外延的问题

三、趋势与愿景

反观儒学创新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应用儒学在应对当代重大社会文化问题之中得以兴起与展开。正是儒学的这一导向,我们有理由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儒学的未来必能在回应时代问题中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儒学当今所遇到的问题和未来可能做出的回应,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如何把握儒家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如何既执着于儒学理想又具有实现理想手段的问题。这里的理想包括儒家对天下大同的期望,对民本、民生、民胞物与的执着,对天命归属的认知,对人性内在自由、尊严和生命无限性的追求,如果一旦放弃这些理想性的东西,儒学虽然依然具有经典研究的意义,也可以在衣食住行方面给我们以指导,但只能是完全书本的学问或历史的学问,不可能成为当代生活的价值来源和人生意义的精神依靠。与之相适应,这里所说的现实既包括个人现实如对生活、家庭、生命的考虑,也包括对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关注和评价,更包括对解决现实张力的理解和行动。应用儒学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知行合一,既坚持理想,又贴近现实、批判现实、改造现实,在有限性的活动中寻求生命的无限性,在回应世俗问题中开出精神追求,既不因为理想而放弃现实,也不因为对现实的妥协而丧失理想,只有这样的儒学才是真正的新儒学形态,才能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才能为应用儒学发展提供无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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