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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

罗骞:建构性政治与中国道路的建构性特征
25罗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04期

政治哲学中始终存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仅仅在与描述性相对的规范性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实在是误解了政治哲学的本质,当然也误解了政治实践的本质。政治哲学关于政治的阐释应该是事实性与价值性、描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张力推动着政治实践和政治概念相互促进的历史发展。政治哲学讨论的政治概念并不是现实政治的图像,也不是与现实无涉的应然观念。它不仅仅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而且是超越现实政治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础既不是实然,也不是应然,而是作为二者统一的“能然”,即事实上可行而且价值上应该的观念建构,既要把握政治客观状况又要以应然的观念建构规定政治实践的发展方向。政治哲学提供的不是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绝对真理,而是历史性的实践真理。因此,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本身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变化。

今天看来,当代政治实践已经发展到了与传统政治决裂的程度,现代西方的重要政治概念已经到了难以揭示当代政治实践及其发展趋势的程度,而新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概念已现端倪。在反思现代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的基础上,我们用建构性政治概括当代政治特征和及其发展趋势。在我们看来,四十年改革开放实践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基本特征就是建构性政治的兴起并逐渐得到巩固。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由其奠基并展开的建构性政治发展道路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事业发挥新的历史作用。如果这种立足于中国实践的建构性政治理念在理论建设中也得到展开的话,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哲学也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惟当中国道路的政治特征在政治哲学层面以标志性的独特概念得到表达的时候,其世界历史性的地位和意义才能真正的确立和巩固起来。

、建构性政治概念的思想语境:三种政治概念

历史是孕育思想的大地。任何具有生命力的范畴都是从历史的土壤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自我展开的结果。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导致了政治观念的根本变化,形成了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多种政治概念。全面细致地研究各种具体政治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从形态学的意义来看,我们将现代以来的政治概念概括为三种,即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这三种主要政治概念基本含义、主要特征和相互关系的阐释将表明,它们已经不足以揭示当代政治实践尤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表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因此我们提出建构性政治概念。对三种政治概念的阐释,是建构性政治概念提出的思想语境。

(一)以捍卫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消极政治。现代政治解放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天赋权利观念颠覆了传统的神权政治和世袭专制。在现代解放中,人在政治上成为抽象同一性的公民,个人的出身、血缘、财产、信仰等等不再是参与政治的条件,个人的私人生活也不再是政治干预的对象。马克思曾经高度肯定这一现代成就,认为它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立足这种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现代权力制衡和民主选举制度将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之上,要求政治国家以服务性的姿态发挥职能并且接受社会监督,捍卫个体权利。限制公共权力和弱化政府职能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主张。政治权力被要求从公民的私人生活中撤退。与这种政治生活中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观念相同,经济生活也要求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国家权力放弃对经济生活的介入,小政府才是好政府,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守夜人”。经济生活中的市场本位和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本位都要求限制政治权力,削弱政府的职能。政治被看成消极的被动存在,而不像传统社会中的神学政治或者德性政治那样发挥一种超越现实的建构性力量。我们将这种政治概念及其实践称为消极政治。

由于肯定市场的自发性和个体权利的优先地位,消极政治以制约政治权力和弱化政治功能为基本指向,政治权力被看成一种必要的“恶”。预防政治权力的僭越和腐败,捍卫个体权利和社会生活的独立性成为现代政治的根本出发点。这种消极政治概念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政治国家本质上被看成社会的附属结构,只应该发挥补充性的维护功能。这种政治概念限制了政治超越性的建构作用。政治活动不再被看成实现个体卓越的领域和构建社会意义空间的积极实践。政治国家只是被看依据法律制度和科学技术运行的非道德实体,它将信仰、道德和美育等等多种职能留给了个人或市民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黑格尔已经洞察了这种消极政治概念的局限性。黑格尔十分强调政治的积极作用,他赋予了国家优先地位和积极意义。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2]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的使命不在于“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否则,按照契约论的路子来理解国家,成为国家的成员就成为“任意的事”。因此,黑格尔以“绝对理性”的国家克服市民社会的“形式的普遍性”,认为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一种能动性、超越性的政治概念在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众中已经初现端倪了。消极政治概念既不能揭示政治国家的功能,也不能揭示国家形成的机制。今天看来,更不符合当代政治功能强化的普遍趋势。当然,黑格尔对政治国家的积极肯定是从克服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出发的,既不是因为政治国家作用日益强化这一当代的历史趋势,也没有真正超越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的理论立场。尽管如此,黑格尔的理论突出政治国家的建设性作用,对反思现代消极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超越现代政治解放局限性的革命政治。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国家观,在更加广博深厚的视野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政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按照现代国家的样子描述了它,然后用这种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因此充满理论上的自我矛盾。[3]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本身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现代国家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4]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现代政治解放成果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的抽象性、形式性。“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生活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生活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5]马克思由此指出,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而不是全面的人类解放。如果不能改变现代市民社会本身的基础,政治国家就不可能解决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未来解放应该从政治解放推进到物质生活领域,实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全面解放,而不仅停留在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权利层面。同时,新的解放更不应该只是资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权力,不应该只是部分人的获得解放,而应该是人类整体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解放。革命成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范畴。马克思的政治概念可以称为革命政治。此种革命政治理论突破了现代政治解放的界限,对政治实践的形式、目的、主体、功能等等方面的阐释都不同于现代消极的政治概念。在这种革命政治概念中,政治的任务不是维护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统治,不是停留于捍卫个体的抽象权利,而是积极地摧毁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秩序本身。革命作为根本的政治实践活动,是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本质力量,现代的程序正义、民主选举、权力监督、舆论自由等都不再是理论探讨的中心,也不是革命政治的目标,而是反思和超越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政治是现代解放政治理论的推进,它不是否定而是要求彻底实现现代自由解放的目标。正是通过革命政治的传播,马克思思想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成为当代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基本构成要素,如今仍然是各种左翼思想的精神来源。然而,十月革命胜利70多年后,苏东剧变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大面积“塌方”(福山用语),革命政治的名誉遭到了极大毁损。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革命政治彻底变革社会的蓝图不过是乌托邦梦想。与此同时,宿命论的历史观再度成为当代普遍的历史意识,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被看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结。[6]在当代社会历史的语境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革命政治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如何得到传承,这是当代政治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毫无疑问,对通过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取得政权,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继承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将它转化为社会建设实践中能动力量,是一个事关根本的问题。

(三)立足于小叙事的后现代微观政治。整个现代政治总是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以解放话语承诺实现完美的社会状态。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开始全面批判现代以来的解放政治和革命政治,认为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导致了20世纪以来的战争和历史灾难,人类应该放弃人性的完美主义假定和宏大的解放承诺。按照在利奥塔的说法,现代性事业(普遍性的实现)不是被放弃或者遗忘了,而是毁灭了,“清算”了。[7]随着这一现代性事业的崩溃,思想界弥散着浓烈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后现代主义正是这种悲观失望在思想上的表现。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自己就指出过了一点:“随着这一事业的崩溃,一种无法消除的怀疑被铭刻在欧洲的,也许是西方的意识里面:历史并不如康德说认为的那样,必然地‘向更好的方向’前进,或者说,历史并不一定拥有普遍的目的。”[8]

在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中,后现代主义质疑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质疑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想前提和实践努力,形成了消极政治和革命政治之后的第三种政治概念,我们称之为微观政治。后现代主义者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在内的现代解放政治,是立足于抽象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一种改变现实的社会工程学。后现代主义认为政治没有绝对基础、绝对原则和绝对目标,将政治活动看成立足于当下的、具体的微观实践,甚至是一种话语游戏和公共娱乐。后现代主义的罗蒂曾经指出,我们已经走到了大写哲学、大写政治终结的时代,政治只是处理具体事件的微观实践。在罗蒂看来,小实验小变革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意识,是现实的经验主义立场,“充分认识历史性意味着减轻痛苦和克服非正义的小的实验方法”,在谈论真实政治时要满足于具体和平凡。[9]

后现代主义虽然激烈地批判现实,但是,放弃了未来目标的激进批判在实践上却成了现实的同谋。后现代微观政治面临着一种自我解构的悖论和困境,它只是反映了当代世界多元性的复杂格局,并不能承担起一种明确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在游离不定的多元主体中寻求某种共通性,立足微观实践否定实体性组织的必要和可能,后现代的批判力量弥散和消解于居无定所的话语之中,仅仅成为一种话语诉求和思想姿态。同时,在差异性和个体性被极端强调的情况下,极端否定性的政治思想完全可能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真正说来,今天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现实困境不是个体的微观实践能够应对和处理的,它需要的恰恰不是否定而是强化政治国家的担当和责任,不只需要作为微观话语的小叙事,更需要能够把握时代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宏观理论。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加深加快的过程中,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政治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政治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人们参与政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政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政治实践模式都在发生巨大的历史变化。与此同时,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也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政治概念已经不能概括和反映当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念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建构性政治的兴起。建构性政治概念是在反思现代三种主要政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在政治哲学理念的层面对当代政治实践形态的抽象,而不是指某种具体的政治方案、政策或者战略等等。我们需要对这一概念的哲学内涵进行规定。

、建构性政治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且社会历史天生就是政治性的。只要有人和人的社会,就有政治。但是,政治实践形态和关于政治的基本观念则是在社会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观念总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政治实践同时又指引政治实践的展开。从上一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政治的使命、影响、方式、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因素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人类生存的未来,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行,政治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宽。我们认为,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已经不能反映和揭示当代政治实践的发展趋势。我们用建构性概念来概括和揭示这种变化和趋势。简言之,建构性政治认为政治并不是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或者局部领域,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组织方式和基本推动力量。面对当代社会遭遇的各种困境和当代政治功能普遍强化和拓展的趋势,建构性政治概念不同于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它突出强调政治国家发挥积极的建构性作用,以渐进的方式维系人类生存并且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建构性政治概念是对政治形象的重塑,试图提供一种积极的、理性的总体性政治概念。

首先,政治被看成构成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范畴。在传统本体论中,存在被理解生存实践和经验现象之先和之外的绝对本体或绝对原则。哲学探究的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本体论成为第一哲学。与此不同,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是指多元差异的经验世界,是现实而不是抽象的同一性本体。不论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主义来说,存在不仅被理解为经验现象而且被理解为人类活动中介的具体过程。通过经验现象和实践活动概念的突出,传统形而上学先验主义、抽象主义、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存在概念被瓦解了,多元性、具体性、实践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等等范畴进入了存在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被阐释为由人的生存实践在物性世界中建构的超越物性世界的存在空间和存在领域,实践概念具有了基本的存在论意义。

在这样一种由实践中介的存在概念中,作为公共活动、公共空间和公共制度的政治就具有了根本的存在论意义。政治被看成构成社会历史的内在维度,或者说人类存在的存在条件,而不仅仅是与其他生活领域并置的一个领域。作为社会历史的构成条件,政治贯穿和体现在审美意识、道德实践、日常生活,尤其是物质生产等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社会和历史天生是政治性的,政治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历史的内在要素和动力。社会历史的实际面貌和发展进程,受到政治因素的普遍中介和普遍推动。人的存在和由人的生存实践构成的社会历史需要被政治地理解,政治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构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视角。建构性政治概念首先强调的就是政治的这种社会历史存在论意义。

政治活动作为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连接着内在的主体诉求和外在的客观条件,社会历史就是在这种主客体双向制约和双向构成的生存实践中建构的共在空间和共在过程。作为在物性中存在又超越物性的存在领域,社会历史乃是实践中面向未来展开的超越状态和超越过程。没有实践的能动性视角,将现实看成自在过程,哲学就容易成为抽象的本体论,哲学智慧就容易单面化为绝对真理,社会历史就会被看成命定论的必然过程。所谓处于意见领域的政治就会被探索绝对真理的哲学贬低和小看。与传统的哲学和政治概念不同,在建构性政治概念中,立足于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视域,政治被理解为人类自我维系、自我生产和自我超越的基本共在方式。以建构性政治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将从本质上瓦解存在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以及真理与行动之间的传统二元论。哲学真理不再被看成观念中绝对正确的知识,而是人类的生存智慧。政治不再被看成没有真理性的经验行动,而是在作为生存智慧的哲学真理指引下创造和守护着人类存在的本质活动,是人作为类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的根本实践。

第二,承担守护人类生存的基本使命。政治是构成社会历史的基本实践活动,是人类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共在方式,影响着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然而,今天人类的自我发展导致了自我毁灭的现实可能性,人类的生存实践已经触及到了自身存在的多重底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当今人类发展与未来人类之间的矛盾都意味着人类整体面临着存亡的问题。人类毁灭的现实可能性应该成为理解当代政治的根本问题。政治概念不能停留于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上,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不再能够单方面地构成政治叙事的基础,追求自由解放的同时人类政治面临着守护人类存在的根本使命。政治叙事的出发点不能只是捍卫个体权利,甚至不再停留于民族国家独立发展,人类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命运共同体。政治阐释必须站在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站在维系人类生存的高度理解政治的基本职能。建构性政治概念不仅在创造和改变现实,亦即是追求自由全面发展意义上理解政治,而且还在存在守护、在维系人类不至于在自我创造中自我毁灭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实践的基本意义。建构性政治超越了现代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引进人类毁灭的死亡意识,在这样一种人类生死存在的高度理解政治的意义,将维系和守护人类生存突出强调为政治的基本使命。

正是在这种存在论的高度上,建构性政治超越了技术政治、权利政治、生命政治等等概念对政治的理解,政治不再只是被看成一种技术统治、利益分配、公共服务、意见表达、权利捍卫、欲求实现的方式。诸如此类的政治规定固然不错,但从今天人类面临的处境而言,它们严重地低估了政治的存在论使命和存在论意义,仅仅将政治看成是社会内部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处理,而没有站在人类存亡的高度上把握政治。建构性政治概念,就是在人类生死存在的高度突出强调政治守护存在的使命,强化政治的历史使命和担当意识。政治的任务不仅在于创造美好的未来,实现自由发展,而且在于守护人类的存在,避免人类自我发展带来自我毁灭这一根本灾难的发生。

第三,承担建构精神价值空间的职能。由于反对极权主义和等级专制,现代政治强调作为个体权利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政治叙事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性恶论成为现代政治理论普遍的人性假定。公权不仅不再承担社会教化的道德责任,而且本身被看成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种恶。因此,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弱化政治职能,强化权力制约。政治理论的立足点被降低到了最低线的基础上,政治不再被看成是构建伦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孔子说,“政者,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