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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

罗骞:建构性政治与中国道路的建构性特征
121罗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04期

政治哲学中始终存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仅仅在与描述性相对的规范性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实在是误解了政治哲学的本质,当然也误解了政治实践的本质。政治哲学关于政治的阐释应该是事实性与价值性、描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张力推动着政治实践和政治概念相互促进的历史发展。政治哲学讨论的政治概念并不是现实政治的图像,也不是与现实无涉的应然观念。它不仅仅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而且是超越现实政治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础既不是实然,也不是应然,而是作为二者统一的“能然”,即事实上可行而且价值上应该的观念建构,既要把握政治客观状况又要以应然的观念建构规定政治实践的发展方向。政治哲学提供的不是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绝对真理,而是历史性的实践真理。因此,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本身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变化。

今天看来,当代政治实践已经发展到了与传统政治决裂的程度,现代西方的重要政治概念已经到了难以揭示当代政治实践及其发展趋势的程度,而新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概念已现端倪。在反思现代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的基础上,我们用建构性政治概括当代政治特征和及其发展趋势。在我们看来,四十年改革开放实践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基本特征就是建构性政治的兴起并逐渐得到巩固。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由其奠基并展开的建构性政治发展道路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事业发挥新的历史作用。如果这种立足于中国实践的建构性政治理念在理论建设中也得到展开的话,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哲学也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惟当中国道路的政治特征在政治哲学层面以标志性的独特概念得到表达的时候,其世界历史性的地位和意义才能真正的确立和巩固起来。

、建构性政治概念的思想语境:三种政治概念

历史是孕育思想的大地。任何具有生命力的范畴都是从历史的土壤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自我展开的结果。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导致了政治观念的根本变化,形成了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多种政治概念。全面细致地研究各种具体政治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从形态学的意义来看,我们将现代以来的政治概念概括为三种,即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这三种主要政治概念基本含义、主要特征和相互关系的阐释将表明,它们已经不足以揭示当代政治实践尤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表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因此我们提出建构性政治概念。对三种政治概念的阐释,是建构性政治概念提出的思想语境。

(一)以捍卫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消极政治。现代政治解放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天赋权利观念颠覆了传统的神权政治和世袭专制。在现代解放中,人在政治上成为抽象同一性的公民,个人的出身、血缘、财产、信仰等等不再是参与政治的条件,个人的私人生活也不再是政治干预的对象。马克思曾经高度肯定这一现代成就,认为它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立足这种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现代权力制衡和民主选举制度将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之上,要求政治国家以服务性的姿态发挥职能并且接受社会监督,捍卫个体权利。限制公共权力和弱化政府职能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主张。政治权力被要求从公民的私人生活中撤退。与这种政治生活中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观念相同,经济生活也要求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国家权力放弃对经济生活的介入,小政府才是好政府,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守夜人”。经济生活中的市场本位和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本位都要求限制政治权力,削弱政府的职能。政治被看成消极的被动存在,而不像传统社会中的神学政治或者德性政治那样发挥一种超越现实的建构性力量。我们将这种政治概念及其实践称为消极政治。

由于肯定市场的自发性和个体权利的优先地位,消极政治以制约政治权力和弱化政治功能为基本指向,政治权力被看成一种必要的“恶”。预防政治权力的僭越和腐败,捍卫个体权利和社会生活的独立性成为现代政治的根本出发点。这种消极政治概念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政治国家本质上被看成社会的附属结构,只应该发挥补充性的维护功能。这种政治概念限制了政治超越性的建构作用。政治活动不再被看成实现个体卓越的领域和构建社会意义空间的积极实践。政治国家只是被看依据法律制度和科学技术运行的非道德实体,它将信仰、道德和美育等等多种职能留给了个人或市民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黑格尔已经洞察了这种消极政治概念的局限性。黑格尔十分强调政治的积极作用,他赋予了国家优先地位和积极意义。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2]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的使命不在于“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否则,按照契约论的路子来理解国家,成为国家的成员就成为“任意的事”。因此,黑格尔以“绝对理性”的国家克服市民社会的“形式的普遍性”,认为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一种能动性、超越性的政治概念在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众中已经初现端倪了。消极政治概念既不能揭示政治国家的功能,也不能揭示国家形成的机制。今天看来,更不符合当代政治功能强化的普遍趋势。当然,黑格尔对政治国家的积极肯定是从克服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出发的,既不是因为政治国家作用日益强化这一当代的历史趋势,也没有真正超越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的理论立场。尽管如此,黑格尔的理论突出政治国家的建设性作用,对反思现代消极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超越现代政治解放局限性的革命政治。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国家观,在更加广博深厚的视野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政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按照现代国家的样子描述了它,然后用这种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因此充满理论上的自我矛盾。[3]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本身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现代国家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4]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现代政治解放成果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的抽象性、形式性。“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生活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生活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5]马克思由此指出,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而不是全面的人类解放。如果不能改变现代市民社会本身的基础,政治国家就不可能解决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未来解放应该从政治解放推进到物质生活领域,实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全面解放,而不仅停留在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权利层面。同时,新的解放更不应该只是资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权力,不应该只是部分人的获得解放,而应该是人类整体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解放。革命成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范畴。马克思的政治概念可以称为革命政治。此种革命政治理论突破了现代政治解放的界限,对政治实践的形式、目的、主体、功能等等方面的阐释都不同于现代消极的政治概念。在这种革命政治概念中,政治的任务不是维护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统治,不是停留于捍卫个体的抽象权利,而是积极地摧毁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秩序本身。革命作为根本的政治实践活动,是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本质力量,现代的程序正义、民主选举、权力监督、舆论自由等都不再是理论探讨的中心,也不是革命政治的目标,而是反思和超越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政治是现代解放政治理论的推进,它不是否定而是要求彻底实现现代自由解放的目标。正是通过革命政治的传播,马克思思想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成为当代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基本构成要素,如今仍然是各种左翼思想的精神来源。然而,十月革命胜利70多年后,苏东剧变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大面积“塌方”(福山用语),革命政治的名誉遭到了极大毁损。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革命政治彻底变革社会的蓝图不过是乌托邦梦想。与此同时,宿命论的历史观再度成为当代普遍的历史意识,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被看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结。[6]在当代社会历史的语境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革命政治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如何得到传承,这是当代政治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毫无疑问,对通过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取得政权,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继承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将它转化为社会建设实践中能动力量,是一个事关根本的问题。

(三)立足于小叙事的后现代微观政治。整个现代政治总是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以解放话语承诺实现完美的社会状态。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开始全面批判现代以来的解放政治和革命政治,认为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导致了20世纪以来的战争和历史灾难,人类应该放弃人性的完美主义假定和宏大的解放承诺。按照在利奥塔的说法,现代性事业(普遍性的实现)不是被放弃或者遗忘了,而是毁灭了,“清算”了。[7]随着这一现代性事业的崩溃,思想界弥散着浓烈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后现代主义正是这种悲观失望在思想上的表现。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自己就指出过了一点:“随着这一事业的崩溃,一种无法消除的怀疑被铭刻在欧洲的,也许是西方的意识里面:历史并不如康德说认为的那样,必然地‘向更好的方向’前进,或者说,历史并不一定拥有普遍的目的。”[8]

在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中,后现代主义质疑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质疑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想前提和实践努力,形成了消极政治和革命政治之后的第三种政治概念,我们称之为微观政治。后现代主义者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在内的现代解放政治,是立足于抽象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一种改变现实的社会工程学。后现代主义认为政治没有绝对基础、绝对原则和绝对目标,将政治活动看成立足于当下的、具体的微观实践,甚至是一种话语游戏和公共娱乐。后现代主义的罗蒂曾经指出,我们已经走到了大写哲学、大写政治终结的时代,政治只是处理具体事件的微观实践。在罗蒂看来,小实验小变革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意识,是现实的经验主义立场,“充分认识历史性意味着减轻痛苦和克服非正义的小的实验方法”,在谈论真实政治时要满足于具体和平凡。[9]

后现代主义虽然激烈地批判现实,但是,放弃了未来目标的激进批判在实践上却成了现实的同谋。后现代微观政治面临着一种自我解构的悖论和困境,它只是反映了当代世界多元性的复杂格局,并不能承担起一种明确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在游离不定的多元主体中寻求某种共通性,立足微观实践否定实体性组织的必要和可能,后现代的批判力量弥散和消解于居无定所的话语之中,仅仅成为一种话语诉求和思想姿态。同时,在差异性和个体性被极端强调的情况下,极端否定性的政治思想完全可能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真正说来,今天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现实困境不是个体的微观实践能够应对和处理的,它需要的恰恰不是否定而是强化政治国家的担当和责任,不只需要作为微观话语的小叙事,更需要能够把握时代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宏观理论。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加深加快的过程中,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政治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政治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人们参与政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政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政治实践模式都在发生巨大的历史变化。与此同时,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也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政治概念已经不能概括和反映当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念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建构性政治的兴起。建构性政治概念是在反思现代三种主要政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在政治哲学理念的层面对当代政治实践形态的抽象,而不是指某种具体的政治方案、政策或者战略等等。我们需要对这一概念的哲学内涵进行规定。

、建构性政治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且社会历史天生就是政治性的。只要有人和人的社会,就有政治。但是,政治实践形态和关于政治的基本观念则是在社会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观念总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政治实践同时又指引政治实践的展开。从上一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政治的使命、影响、方式、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因素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人类生存的未来,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行,政治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宽。我们认为,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已经不能反映和揭示当代政治实践的发展趋势。我们用建构性概念来概括和揭示这种变化和趋势。简言之,建构性政治认为政治并不是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或者局部领域,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组织方式和基本推动力量。面对当代社会遭遇的各种困境和当代政治功能普遍强化和拓展的趋势,建构性政治概念不同于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它突出强调政治国家发挥积极的建构性作用,以渐进的方式维系人类生存并且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建构性政治概念是对政治形象的重塑,试图提供一种积极的、理性的总体性政治概念。

首先,政治被看成构成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范畴。在传统本体论中,存在被理解生存实践和经验现象之先和之外的绝对本体或绝对原则。哲学探究的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本体论成为第一哲学。与此不同,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是指多元差异的经验世界,是现实而不是抽象的同一性本体。不论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主义来说,存在不仅被理解为经验现象而且被理解为人类活动中介的具体过程。通过经验现象和实践活动概念的突出,传统形而上学先验主义、抽象主义、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存在概念被瓦解了,多元性、具体性、实践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等等范畴进入了存在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被阐释为由人的生存实践在物性世界中建构的超越物性世界的存在空间和存在领域,实践概念具有了基本的存在论意义。

在这样一种由实践中介的存在概念中,作为公共活动、公共空间和公共制度的政治就具有了根本的存在论意义。政治被看成构成社会历史的内在维度,或者说人类存在的存在条件,而不仅仅是与其他生活领域并置的一个领域。作为社会历史的构成条件,政治贯穿和体现在审美意识、道德实践、日常生活,尤其是物质生产等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社会和历史天生是政治性的,政治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历史的内在要素和动力。社会历史的实际面貌和发展进程,受到政治因素的普遍中介和普遍推动。人的存在和由人的生存实践构成的社会历史需要被政治地理解,政治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构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视角。建构性政治概念首先强调的就是政治的这种社会历史存在论意义。

政治活动作为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连接着内在的主体诉求和外在的客观条件,社会历史就是在这种主客体双向制约和双向构成的生存实践中建构的共在空间和共在过程。作为在物性中存在又超越物性的存在领域,社会历史乃是实践中面向未来展开的超越状态和超越过程。没有实践的能动性视角,将现实看成自在过程,哲学就容易成为抽象的本体论,哲学智慧就容易单面化为绝对真理,社会历史就会被看成命定论的必然过程。所谓处于意见领域的政治就会被探索绝对真理的哲学贬低和小看。与传统的哲学和政治概念不同,在建构性政治概念中,立足于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视域,政治被理解为人类自我维系、自我生产和自我超越的基本共在方式。以建构性政治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将从本质上瓦解存在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以及真理与行动之间的传统二元论。哲学真理不再被看成观念中绝对正确的知识,而是人类的生存智慧。政治不再被看成没有真理性的经验行动,而是在作为生存智慧的哲学真理指引下创造和守护着人类存在的本质活动,是人作为类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的根本实践。

第二,承担守护人类生存的基本使命。政治是构成社会历史的基本实践活动,是人类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共在方式,影响着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然而,今天人类的自我发展导致了自我毁灭的现实可能性,人类的生存实践已经触及到了自身存在的多重底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当今人类发展与未来人类之间的矛盾都意味着人类整体面临着存亡的问题。人类毁灭的现实可能性应该成为理解当代政治的根本问题。政治概念不能停留于实现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上,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不再能够单方面地构成政治叙事的基础,追求自由解放的同时人类政治面临着守护人类存在的根本使命。政治叙事的出发点不能只是捍卫个体权利,甚至不再停留于民族国家独立发展,人类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命运共同体。政治阐释必须站在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站在维系人类生存的高度理解政治的基本职能。建构性政治概念不仅在创造和改变现实,亦即是追求自由全面发展意义上理解政治,而且还在存在守护、在维系人类不至于在自我创造中自我毁灭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实践的基本意义。建构性政治超越了现代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引进人类毁灭的死亡意识,在这样一种人类生死存在的高度理解政治的意义,将维系和守护人类生存突出强调为政治的基本使命。

正是在这种存在论的高度上,建构性政治超越了技术政治、权利政治、生命政治等等概念对政治的理解,政治不再只是被看成一种技术统治、利益分配、公共服务、意见表达、权利捍卫、欲求实现的方式。诸如此类的政治规定固然不错,但从今天人类面临的处境而言,它们严重地低估了政治的存在论使命和存在论意义,仅仅将政治看成是社会内部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处理,而没有站在人类存亡的高度上把握政治。建构性政治概念,就是在人类生死存在的高度突出强调政治守护存在的使命,强化政治的历史使命和担当意识。政治的任务不仅在于创造美好的未来,实现自由发展,而且在于守护人类的存在,避免人类自我发展带来自我毁灭这一根本灾难的发生。

第三,承担建构精神价值空间的职能。由于反对极权主义和等级专制,现代政治强调作为个体权利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政治叙事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性恶论成为现代政治理论普遍的人性假定。公权不仅不再承担社会教化的道德责任,而且本身被看成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种恶。因此,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弱化政治职能,强化权力制约。政治理论的立足点被降低到了最低线的基础上,政治不再被看成是构建伦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孟子曾经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传统德性政治中建构精神意义空间的超越性被现代消极政治瓦解了,政治成为了一种以科学性和技术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管理,不再承担德育教化的基本作用。建构性政治概念认为,人类社会是生存实践中建构的超越实存的可能性空间,在超越物性的精神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政治应该继续发挥根本的导向作用,而不只是利益协调、权利保障和社会秩序维护。政治应该具有道义的担当,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努力构建德性的社会生活,政治必须维护个人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但不应该只是狼性社会的参与者和维护者。

承担这种超越物性的建构功能,政治领域本身的建设必须包含理想建设,道德建设,信念建设,原则建设,理念建设等等,在人类德性的养成和精神的教化中发挥标杆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政治本身成为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衰败的重灾区。真正说来,技术的、制度的、法律的建设只是政治建设的形而下层面,只是起到保底的作用,今天却被看成本质性的甚至是唯一的任务了。没有内在精神和德性的约束,再先进、再完善的制度体系都可能毁在腐败者手里。相反,高尚和善良的人很少需要外在法律和道德的制约。政治权力当然需要防范性的制约措施,但不能陷入制度崇拜,贬低甚至放弃政治中的德育和德性。如果政治失去了道德操守和理想追求,升官发财被看成是为政的目的,发展经济被看成是政绩的唯一指标,政治实践被看成唯利是图的领域,它的衰败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庸俗化就是难免的。

建构性政治强调政治中的德性,不仅强调政治领域本身的道德建设,而且强调政治在道德美育等精神领域建构中的积极作用。当然,建构性政治概念并不否定对权力制约和规范,将权力假定得绝对纯洁。相反,它把权力的规范运行看成是政治完成其使命的必要环节,看成是政治塑造其德性形象的基本要求,因此从根本上强化了权力制约的重要性。然而,权力规范不能只强调法律制度表层约束,而是要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使之成为一种理性的自觉,成为一种当然的价值取向。为官有“德”有“道”,而不是单纯与个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廉政勤政,才能自律自洁。

第四,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历史意识社会历史作为立足于物性世界却又超越物性的存在领域,是实践开启的跳跃与渐进辩证统一的过程。革命方式实现的历史飞跃作为质变是历史的非常态,而渐进作为量变才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常态。立足于这样一种辩证的历史观,建构性政治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改变现实,既不放弃主体性的创造精神,也不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实践。教条的革命论者只是崇拜暴力和激进的方式,而低估渐进式改革,忽视了在漫长的历史渐变过程中常态建设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相反,也存在抽象地否定革命可能性的立场,质疑改造现实的主体性精神,将社会历史看成是自在过程的宿命论观点。建构性政治概念超越这两种极端的取向,强调辩证的历史观念和理性的历史精神,突出渐进性实践在社会常态发展中的根本意义。但同时认为,如果以渐进性的方式没有成功化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话,社会革命总是可能的。

由于这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建构性政治概念不预设历史的透明状态,好像通过某种政治实践,不论是改良或者革命,人类能够进入彻底解放、不再有对立和冲突的完美状态,而是将社会历史看成实践中不断生成的辩证过程。只要人类存在,这一过程就是流动的,不可能达到静止的、绝对的完美境界。建构性政治概念批评宿命论历史观的同时,批评历史的终结论,它不为政治实践寻找绝对的正当性基础,也不为政治实践寻找绝对的终极目的。建构性政治概念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生存实践中展开的建构性过程,没有抽象的绝对必然性提供保证,也没有绝对的终极状态等待达到。建构性概念意味着人类始终向未来敞开,社会历史就是实践建构中敞开的辩证的可能性过程。

最后,坚持发扬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立足于辩证的历史意识,建构性政治概念突出强调主体的创造性,强调人类自我担当的使命意识。主体觉醒是现代的基本成果,主体性被阐释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了两个层面,一个是人本身被理解为价值的根源,人成为目的;一个是人被理解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人成为动力。主体性的历史观意味着人被理解为历史发展目的的同时被理解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以自己的实践和行动来实现和满足自己。解放政治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现代的主体性意识。然而,现代主体性在追求进步和解放的同时包含了强烈的支配逻辑。[10]人甚至将自身看成取代上帝的历史主宰,能够通过把握历史的必然来创造历史,人成了绝对的尺度和绝对的目的。通过反思20世纪上半叶战争和暴力带来的灾难,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明确地批判这种主体主义,质疑改造现实和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通过对革命政治的批判放弃了政治的担当和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微观政治概念与消极政治概念存在着相同的地方。它们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职能持消极的立场,站在政治国家和公共权力的对立面批判和反思政治。

建构性政治概念强调政治积极的建构性功能,主张继承和发扬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突出政治创造历史和守护存在的双重使命,呼唤主体性的担当精神和创造精神。但是,由于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洗礼,目睹了绝对主体性张扬带来的现实灾难,建构性政治概念包含了超越绝对主体性的自我限制的边界意识。主张培育历史的理性精神,以渐进的方式发挥政治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温和的主体性立场。这种温和的主体性立场反思历史目的论的乌托邦冲动和激情,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相互作用的渐进展开过程,因此充满了历史的理性精神和辩证的实践智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决不是绝对的主宰,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提线木偶,而是有限的能动主体。强调这种温和的主体性立场,建构性政治坚持超越现实的理想,主张渐进地发挥政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推动历史的发展。

三、中国道路的建构性特征

面对当代人类生活的复杂化、总体化以及人类生存危机的加重加深,政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体现出建构性政治的特征。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成功,可以看成是建构性政治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转化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强大动力,政治国家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积极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承担着社会跨越式发展引领者和助推器的作用。这是当代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政治经验。提出建构性政治概念就是为了总结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经验,从政治哲学理念的层面重新理解政治在当代社会历史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基本特征。在我们看来,中国道路表现出的建构性政治特征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国家对社会的整体进步发挥着根本的建构性作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属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后发阶段的国家如何以昂扬的姿态实现高速的跨越式发展,没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不行,但是单靠社会和市场的自发性也不行。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来看,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高速发展中,在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下,政治国家起到了动员、组织、实施等根本性的作用。从目标定位、战略规划到坚决实施,都没有离开强大的政治力量。不仅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本身是由政治上的决断发动的,而且整个建设实践都是在执政党的坚强政治领导下有步骤有组织地展开的。改革开放初期就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充分地体现了特殊的政党政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巨大作用。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我国从富起来走向了强起来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到建国100周年前后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步骤又将成为新时代的行动指南,对社会整体发展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以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命题将革命政治有效地导向了社会的常规性建设,革命的主体性精神成为社会建设实践的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的政治话语不是放弃而是继续强调政党政治的积极作用。可以清晰看到,改革开放的主导逻辑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小政府大社会,不是在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基础上主张政府只是守夜人,从而削弱和制约政治功能的发挥。政治国家和市场社会从来没有被放到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没有陷入对市场自发性的盲目崇拜。相反,政治力量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因素,政治力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政府的职能转变了,政府实现职能的方式转变了,但它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我国社会走向了强起来的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但国家和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将不会变化,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变。可以说,建构性政治是当代中国道路的优势所在。

其次,逐渐培育了辩证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的理性精神。建构性政治概念认为,历史是渐变与飞跃相统一的辩证过程,但渐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飞跃是非常态,革命只会发生在社会剧烈冲突的关节点上,是历史剧烈飞跃的瞬间。因此,不能将革命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唯一途径。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这种渐进性的历史观念,社会进入了常规化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阶段性的发展战略,将实现共产主义看成是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些思想都充分体现了辩证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的理性精神,为稳健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1]这样的表述,既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同时又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既要求人们有一种冷静的客观理性,不陷入乌托邦式的盲目冲动,又要求坚定信仰,发挥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充分体现了辩证的历史精神和高超的政治实践智慧。过去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十九大上一脉相承地提出的两个100年的发展目标等等,既扬弃了激进的革命政治,又主张积极有为,将革命精神转化成了长期建设的内在能动性,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中国道路正在以渐进性的方式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正在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这种立足于辩证历史意识的渐进性发展道路,是建构性政治的显著特征。

再次,政治话语从二元对立的斗争观念向多元共存的和谐观念转变。在革命战争年代,主导的是二元论的阶级斗争话语,这是现实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政治的主流话语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是通过反对阶级消亡论的同时反对唯阶级论实现的,话语的辩证性确保了话语转化的连续性和渐进性。这种话语转变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全民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自由权利,民族国家复兴,人类存亡等等都成为政治理论关注的问题,成为政治正当性论证的基础。政治叙事维度的多重化,使得立足于二元冲突的政治话语转变成了顾及多重因素和各方利益的新政治话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提出的中国梦,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体现了政治叙事的多重化。通过民主文明复兴主题的纳入,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主题的纳入,拓展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交流对话的空间。

与叙事主题的多重化相联系,政治叙事的核心原则也从对立斗争向和谐共存转变。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到胡锦涛时代的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以及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提法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深刻的转变。这种话语转变还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了渊源,从而有效地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机地联系起来。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曾经的革命政治突出强调矛盾对立性的一面,赋予斗争性的优先地位,当代的建设实践突出的却是矛盾的同一性,强调共荣共存。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政治的理论叙事本身也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叙事原则的变化体现了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革命政治向建构性政治转变的根本体现。

复次,依法治国的法制化过程保证了社会渐进发展的稳定性。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2]革命的任务是打破旧世界,革命者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目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古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革命第二天面临的建设实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暴风骤雨式的瞬间就实现飞跃。革命成功之后,不忘初心,如何以渐进方式利用政权实现革命的目的,是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面临的根本问题。能不能辩证地处理好这一问题是执政的革命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在这一考验面前,革命政权具有退化变质的可能,甚至有面临被革命的可能,曾经的革命者可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场革命本质上都是以反对革命为根本的目的,必须以确保自己不被革命。问题只在于取得政权之后,它是否真正能够建立良好的制度实现革命的初衷,推动和维系社会健康良性的发展。因此,革命政权必须要实现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将革命的能量引向常规化的社会建设实践。

改革开放果断地放弃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政治活动逐渐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终止了领导人的终身制,建立了程序化、规范化的人事制度,减少了领袖人事变动对社会的影响,确保了社会发展进入到稳定的渐进发展模式。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不同的阶段有过小的曲折,但法制化在不断加强,依法治国如今已经成了基本国策和普遍意识。社会运行和管理依靠规范化的制度和法律,避免了人为的任性和非理性的冲动。合理的制度和公正的法律是保证社会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建设的逐渐推进,既是建构性政治的根本要求,也体现了建构性政治的基本特征。

最后,理想信念建设扬弃了作为技术管理的中性政治概念。现代性政治显著的特点是价值中立化,消解了政治崇高的道德担当,传统的德性政治转向了中性的行政管理。中国道路得以顺利展开的政治概念与这种现代政治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政治始终被赋予了正面的意义,它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包含了超越的道义高度和理想信仰。为政不是一种与其他职业等同的职业,从政者不仅要求良好的工作能力,尤其要求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政治信念。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建设本质上包含了道德修养和伦理要求,重来都要求德才兼备。这一点我们从《为人民服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政治著作中可以看到。政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根本就不是西方意义上从事选举的组织,而是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道义担当的先进力量。政治根本不是被看成一种不得不存在的恶,不是价值无涉的技术管理,而是追求理想、追求崇高,具有内在道德担当和崇高使命的伟大事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政治在更高的层面上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政治中的德政传统。在革命后的建设实践中,作为政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必须将自己树立为社会道德的标杆和旗帜。在道德精神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当代中国建构性政治与消极政治和微观政治不同的地方。得道者得天下,只有将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确保政治权力和政治主体拥有道义的正当性基础,才能为政治发挥积极的建构性作用提供长久的支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和精神支持。

余 论

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和多种层面揭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总结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阐释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在我们看来,建构性政治的兴起是当代政治实践的显著特征和基本发展趋势。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国家之间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和挑战,政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总体性作用。政治体系的功能不再只是一般的秩序管理,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承担着维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政治、消极政治和微观政治概念都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政治正在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发挥着强大的建构性作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特征,正是建构性政治兴起的典型表现,它代表了当代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建构性政治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治当代化和中国化的基本成果,是中国道路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可能提供的主要经验。当然,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各种暴力冲突和对抗此起彼伏,建构性政治的理念和实践面临着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不得不说,建构性政治还处在最初的萌芽阶段,它只是我们对当代政治初现端倪的发展趋势的揭示与期待,因此只是一种立足于“实然”的可能的“应然”。唯当这种趋势和期待在坚持和呵护中变成普遍现实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人类历史和人类政治真正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形态。我们今天的实践和理论努力,正是为这样一种新形态的到来做准备。

在这种人类历史和人类政治的新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中国化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立足于建构性政治概念,我们可以初步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阶段称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看来,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巩固是当代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贡献。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不仅是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要求,也是当代思想原则变迁的根本体现。中国实践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根本命题,都体现了建构性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原则。这种建构性特征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有革命的理论形态,而且能够发展出建构性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主体性精神可以转化为社会建设中的强大力量。革命从来不是目的本身,就像解构永远指向的是建构,甚至本身就意味着建构一样,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展开的下篇。以建构性的政治实践为基础,当代中国正在以磅礴气势续写这部摄人心魄的理论篇章。当然,从建构性政治概念出发,关于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阐释就不是这里的任务了,我们将会以专题性的方式展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3页。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808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172-173页。

[6] 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7]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

[8]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

[9] 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10] 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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