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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

罗骞:祛除形而上学历史观的三重教条————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
257罗骞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三期

存在概念与历史概念联系在一起,存在论与历史观联系在一起,哲学从思考抽象存在变成了思考现实历史,这是在马克思那里本质性地发生了的一个重要思想事件。在思辨本体论终结了的思想视域中,亦即是在历史成为存在范畴并且历史性成为存在论范畴这一思想境域中,历史观念将解除形而上学的三重教条,即抽象还原论的教条,机械决定论的教条和终极目的论的教条。从历史观的这三重教条中解放出来,才真正谈得上历史地理解历史,历史性才能在与非历史、反历史或超历史的对照中呈现出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意义,历史才能在后形而上学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存在范畴。历史作为存在范畴和历史性作为存在论范畴意味着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论意识。我们被历史规定并且规定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生存超越的展开状态和展开过程。

一、作为存在论范畴的历史如何具有历史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的贡献被看成是转折性的,亦即是开创性的。就其从“天上”转向“人间”从而开启了哲学思考之新领域而言他是开创性的。在苏格拉底所处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当人们的眼光从自然转向人世的时候,产生了根本“争执”。这就是人世的规范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社会历史是否也像自然界一样有分寸?这个根本争执蕴含的其实是:社会生活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和在先的原则处于绝对支配地位?面对“智者”们的相对主义诡辩,柏拉图把苏格拉底树立为“哲人”的代表,以真理对抗意见,以自在对抗自为,以绝对对抗相对,追问普遍的绝对原则和绝对理念。从苏格拉底的理念出发,柏拉图进一步构筑了现象与存在、意见和真理的二元论。经验的历史作为现象领域,实际上被看成是绝对理念和绝对原则在实践中的展现。支配和推动历史的原则和动力在历史之外作为历史的起点和终点规定“历史”。历史的“本体”是绝对的“逻各斯”,而不是在历史中生成的有限存在和有限原则。早期自然哲学中本体和逻各斯到了柏拉图那里成了理念,到基督教那里成了全能的上帝。在被称为柏拉图主义的完成者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支配着历史,风云变幻的历史也只是绝对精神的必然展开。

     简言之,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转向了人世,但关于人世的理解仍然体现了逻各斯支配一切这一根本观念,实质是自然哲学的思维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和落实。在这种历史观念中,由于各种名义的逻各斯(理念、上帝、必然性)的支配,人类活动被看成提线木偶的表演。历史没有被理解为人的历史,没有被看成人能动的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人既没有被理解为历史的动力,也没有被理解为历史的目的。历史没有被历史性地理解,它被理解为自在过程。进入哲学视野的历史只是体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一个领域,只是绝对本体及其原则的展开。哲学作为本体论并不研究经验的、现象的历史,它思考的是非历史性的存在和关于存在的真理。爱智慧的哲学爱的是非人的绝对知识,绝对真理,而不是历史中的实践智慧,它本身也不以参与改变现实的实践作为根本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西方传统哲学称为认识论路线的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非哲学”的东方思想倒是可以看成与认识论哲学相异的存在论哲学的一种典型形态。

     历史当然只是人的历史,但当人类的实践只是在地域的范围内有限发展的时候,人本身就不足以成为理解历史的“根据”。关于“人世”的哲学总是到人的生存实践之外寻找根据,因为存在的过程还没有本质地被人的实践过程改变,人到处都还受到自然力量的规定表现为被动存在。古希腊的智者曾经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但最终遭致了柏拉图主义理念论的颠覆。经历了中世纪神学超验世界的“提拔”和最终败坏,经历文艺复兴、新航线的开辟、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的理解才真正地奠定在人的基础上了,现代才因为人作为主体的确立被概念地确证为现代了。简单地说,现代思想解放的原则是人被理解历史动力的同时被理解为目的本身,对历史的理解逐渐深入到了构成历史的人的生存实践中,而不是到历史之外和历史之先寻找超历史的存在和支配原则

     人在现代成为理解历史的根据,历史因此能被历史性地理解,而不是超历史的原则或意志的展开过程。历史性意指被作为开放可能性来领会的人类实践的构成性,它要求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理解历史。马克思批判德国的历史编撰学时曾经指出:“所谓客观的历史编撰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马克思认为它具有“反动的性质”。马克思从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理解历史,现实的人及其现实活动构成历史的本质。由于历史被理解为实践生成中的敞开领域并成为理论的基本对象,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连带成为这一概念基础的思辨哲学真正地终结了。因此,即便被恩格斯称为拥有伟大历史感的黑格尔,在马克思看来也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 这个意思不外是说,黑格尔的历史仍受到思辨逻辑的强制,仍然没有生成性的时间,还不是人的现实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宣布思辨哲学的终结,要求思想回到历史的存在本身,回到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回到思想的大地。历史是思想的大地。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根本的问题是从人类生存实践得到阐释的历史成了理论的根本对象。

     《神圣家族》中有一个说法,“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个说法简洁地蕴含了人在历史中成为动力的同时成为目的这样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历史既表示人的存在过程也表示人的存在状态,意指在自然中与自然并置的存在领域。当然,这里的“在……之中”、“与……并置”等等,不能在广延性空间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应该在人的超越性实践中,在对象化构成的意义上来理解。“历史”是物性世界中超越物性的存在领域和存在过程。以人的生存实践为基础,历史既不是在物理空间性上讲的外在于自然并且与自然并置的领域,也不是物理时间意义上讲的自然过程,而是由人的生存实践构成的开放领域和可能过程。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如此等等思想,就蕴含着这样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概念。在构成历史的实践概念中,人自身被理解为目的同时被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才真正具有了属人的历史性,而不是一种超验意志或必然逻辑的展开。

     实践概念是历史概念的基础,实践性是历史性的基础。自然事物本身也有发展进化的过程,但只是一种自在的过程性,并不是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性。自然物质世界的发展产生了人类,有了人类的实践才有了社会历史,才有了历史性存在。“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因此,需要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来历史地理解自然,而不是割裂历史,造成历史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对立或抽象同一。历史地理解事物,历史性成为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求在人的生存实践中把握对象,看到在人类实践中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辩证统一,看到自然属人的历史性,看到历史实践对自然的“规定”,而不是自然作为存在的自在性。《德意志意识形态》讲自然是历史的产物,是工业的产物,不是说在历史之外自然不存在,而是说历史之外的自然不是现实的、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历史地看自然就不是将自然看成受自在逻辑支配的自然本身,似乎它具有一种完成了的固定本质,而是将自然看成实践的对象并且在人化自然的意义上看成实践的结果,看成历史的产物。

     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抽象思辨本体论的思想视域。立足于生存实践的历史性成为根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不再从一种自在的视角来理解存在,探索超历史的真理和逻辑,而是将存在理解为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因此是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存在。关于存在的意识当然也就是受历史实践中介的对象性意识。历史现象就是实践展开的过程本身。在实践生成的历史之外没有决定历史的超历史的神圣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存在论变成历史现象学,不仅历史成为存在范畴,而且历史性成为存在论的根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历史概念和历史性原则将从根本上瓦解本体论思维关于历史的三种形而上学教条,即抽象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终极目的论。唯有从这三重形而上学教条中解放出来,才能赢得历史性意识,才能在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高度上走向现实的历史。

二、超越为历史寻找绝对基础的抽象还原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来看,历史观并不能找到也不需要去寻找一种绝对的叙事起点。叙事起点总是相对于特定的体系和认识而言的,总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才有不同的历史观。存在是对象性的存在,历史是对象性的历史,关于存在和历史的认识也是对象性的认识,没有任何存在和原则能够为历史和历史叙事奠基而自己本身不需要被奠基,从而成为绝对基础。这样一种对象性的关系思维终结了还原主义的本体论诉求,真正从历史的过程本身来理解历史。这种相对性意识意味着历史观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同时代的不同主体存在视角、起点的差异,导致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不同。如果对历史的理解能够找到绝对起点及由此推演出的绝对体系,历史观也就会成为没有历史的绝对真理而终结自身了。历史唯物主义打破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冲动,以历史性的眼光理解历史和历史理论。

     历史性地理解历史的首要任务,就是解除超历史的本体论思维对历史观的根本束缚。以线性的还原主义方式追究历史的“根底”最终找到的只能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历史观也不过是观念中的历史,是人们对由自己的实践构成并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的基本看法,是一种对生存世界的观念把握和观念规定。历史观的变迁体现了人们生存实践的历史性和对这种历史性的领会,因此它们本身是历史性的。到了现代,人们才从自身生存实践的构成性来理解存在的世界,存在论和历史观才开始“有人”。由此,历史观才告别思辨的本体论抽象进入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深入到人的存在历史之中。

     从来没有脱离存在的单纯的思想这种事情。本体论作为一种思想形态也不是单纯主观的想象,好像本来我们可以不要它,其出现似乎只是一种偶然的选择失误。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本体论思维本身体现了人类思想的进展。这不仅是对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来说的,而且是就人类的历史本身来说的。即便没有本体论哲学的民族,前现代的思维也常是本体论式的,不过在西方思想中本体论思维获得了典型的形态而已。本体不能只被看成是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哲学观念,它当然是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哲学观念,但它是从属于存在历史的存在之思,是哲学家表达出来的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总体性意识。因此,本体论思维和对本体论的超越都从属于历史过程本身。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谈到,泰勒斯说水是“绝对”,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哲学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因为藉着这个命题,才意识到“一”是本质、真实、唯一自在自为的存在体,在这里发生了一种对我们感官知觉的离弃,一种对直接存在者的离弃。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在泰勒斯“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个命题中,思想发生了本质性的一跳,摆脱了杂多的纠缠而专注于“一”,从感官感知的具相中撤退而抓住那个作为“在先者”的绝对本体和原则。黑格尔指出,古代的自然哲学家们“认为没有一个事物发生或消退,因为事物总是永远保持其同一本性”。本体作为绝对的本原,是绝对起点的同时就是绝对终点,因此是不变的“一”。它产生并决定一切,是“在先者”。本体论就是超越感官具相去认识经验现象之外和之先的绝对“在先者”的观念形态。本体论的萌芽标志了人类思维的根本进展,人们由于抽象的意识开始生活在由意识的抽象建构起来的观念世界中。然而,本身是观念抽象结果的“本体”却被看成了本质的存在。本体论掩盖了“本体”的观念论性质,导致了所谓本真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对立,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对立。历史就在这种根本对立中被理解。

     黑格尔认为,哲学最关紧要的是在有时间性的瞬即消逝的假象中,去认识内在的实体和现在事物中的永久东西,而世界历史的实体就是“精神”。 “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过程,这是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在这种思辨本体论的基础上,作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底本是没有时间性的逻辑学,历史中展开的作为历史基础和原则的绝对精神本身是非历史的。黑格尔说,精神“只发展它在本身存在的东西。它使它自己确实地发展到它向来潜伏地所居的地位,这一种发展是用一种直接的、不遭反对的、不受阻挡的方式”。这里所谓的发展实际上是前提在先的演绎,一种必然的逻辑进程,没有真正包含意外和偶然,因此没有真正的生成。“精神”作为历史的原则和基础在历史之外,历史作为“精神”的必然展开本质上是超历史的、非历史的。在此种意义上,过程性意识还不是真正的历史意识,黑格尔最终牺牲了差点就可以赢得的实践性、可能性和开放性意识。黑格尔的历史概念还不具有属人的、开放的历史性,而是“精神”逻辑地展开,因此服从并且终结于思辨的逻辑体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以看成本体论思维在历史领域中的最后胜利和最后形式。

     以思维的抽象主义和还原主义为根本特征,本体论中被看成世界绝对基础的本体实际上是观念抽象中不能够再继续抽象的极点,是抽象还原最稀薄的残留物。因此,本体论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包含了抽象的本体界与经验的现象界之间的二元对立。本体论中的本体排斥历史中的现象和经验,只是将它们看成非本质的、必然被扬弃的环节。本体概念本身不具有历史性,但它却要作为历史的基础为历史奠基,基督教的上帝如此,黑格尔的精神如此,旧唯物主义的物质也是如此,那个作为历史基础的“本体”及其原则都被构想在人的实践之外和之先存在。在这一逻辑下,抽象的本体如何达到具体的现实始终是本体论思维难以跳过的环节。形而上学家们为此绞尽脑汁,比如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笛卡尔的“松果体”、黑格尔的“异化”等等,都是处理这一思想困境的方式。其实,思辨哲学家面临的困境本身是观念抽象的产物,现实并不存在本体与现象的对立,而就是实际的展开过程本身。放弃了思辨的本体论抽象,实际上也就摆脱了抽象的二元论困境。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从生活实践出发理解历史的运动,而不是在历史之外为历史寻找绝对基础。马克思将寻找绝对起点和基础的思维看成是纯粹观念的抽象,而不是真正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和人通过自身而存在”,“谁产生出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就是说,存在者通过自身而存在,在现实的存在之外没有作为本原的存在者能够构成现实的基础。作为绝对第一者的本体其实是对现实的抽象,而不是实际的存在。现实不能化约为这种抽象,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不再需要这样的抽象作为理论的绝对起点,因为所有的存在都是对象性关系中的存在,我们关于存在的意识也只是关于对象性存在的对象性认识。对象性认识不可能找到非对象性的起点作为体系的绝对基础。我们谈论存在就只能是关于存在的意识。任何被我们看到和观察到的起点,都是属于人的,因此是历史性的、相对性的。对象化和对象性讲的是生存实践的构成性、可能性和开放性和相对性,它拒绝通过观念的还原构想历史的所谓绝对基础,而是将历史看成实践中辩证展开的动态关系和动态过程。因此,关于这个动态存在过程的历史观也不存在绝对的必然起点,任何起点在规定理论总体的同时本身是被特定的理论总体规定的,因此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三、扬弃探寻历史自在规律的机械决定论

     马克思有一个简明说法,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在这个说法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历史由之出发的自然并不是与精神对立的抽象本体,而是在人的生存实践中生成和展开的对象,是人化自然,因此是对象化活动中介的对象性存在,而不是抽象的自在存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说过:“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恩格斯批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只知道自然作用于人,而忽视了人正是通过改变自然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表述中,实践中介的历史性思维成了历史观的根本原则。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本身的探讨不再是简单地移植和推广自然唯物主义的物性概念和物性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贡献不是简单地以自然的物质观观看历史,将历史看成是被外在于实践的自在规律支配的被动过程。当历史的规律被看成是一种非历史的自在逻辑的时候,历史观也就失去历史性了。历史性地理解历史要求扬弃这种自在的历史规律概念,瓦解非历史的绝对逻辑支配历史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以对象化的实践思维为基本特征,历史被看成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构成性领域和构成性过程。“在实践中,存在就是实在与应在之间的永恒的痛苦关系,是不断到达对方的循环往复,因此是一个可能性的开放过程。”历史不是经验的实体,更不是观念中抽象的本体,而是实践构成的现象过程,是关于过去的记忆、关于现实的认识和关于未来的想象在实践中同时现身的总体化过程,因此是超越实存的“能在”。包括了“实在”和“应在”统一的作为“能在”的历史,遵循的是超越性的实践逻辑,而不是物质世界的自在规律。不可能也不需要为历史寻找非历史的、亦即不受实践中介的自在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历史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掌控,展开一幅已经事先画就了的图案,人类的活动不过是已经被编就好了的表演,人只是被动的“剧中人”,一切按规定和程序进行。似乎无论人类在还是不在,这种支配历史的逻辑都在,只是显现还是没有显现而已!在此种历史观念中,偶然、意外、可能都只是虚设的因此必然被扬弃的环节,历史观变成了“绝对真理”,历史规律变成了绝对的必然逻辑,能够普遍地运用到任何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历史对象上。

     历史并不是生活实践之外的自在过程,而是具有属人的超越性。如果说历史像自然界一样具有规律性,但它绝对不具有自然一样的规律性。人类实践不能违背物质世界的规律,但物质世界的规律被生存的实践扬弃,下降为超越性实践的一个环节。属人的历史领域在双重的意义上是超越的,一是赋予自在存在以属人的意义,使之存在于一个意义关联的价值总体中,成为历史性的存在;一是超越现实的思想使现实不断地否定自身,向着未来展开为历史性的过程。所谓历史中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比喻,就是要反对任何先验的抽象决定论,将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意识纳入历史的理解。实践的目的性、选择性、创造性是历史超越自在逻辑的内在因素。人世是实然与应然统一的世界,历史是在遵循客观必然的基础上趋向价值应然的可能过程,因而是人的内在意志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构成的超越过程。人类社会越发展,实践的力量越增强,这种主体性的特征就越明显。

     其实,连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费尔巴哈都十分清楚不能按照物质世界的逻辑理解历史,批判人是机器和社会是机器之类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失误只在于探索历史的时候割裂了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但是,批判费尔巴哈割裂历史和自然,绝不意味着忽视二者的差异,进而用自然世界的规律解释历史,将物质世界的逻辑应用到历史的理解中。只看到历史与自然的同一性,用物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显然就落到了连费尔巴哈也批判并且力图超越的自然唯物主义那里去了。自然与历史辩证统一的基础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类的生存实践。人类实践活动就是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人自己的双向生成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对象化的实践概念理解历史,从根本上瓦解了自在的或者先在的历史决定论概念。离开实践这一根本范畴,就完全可能陷入抽象的本体论思维,将历史的规律看成是非历史的,历史被阐释为受自在规律决定的必然性过程,人类社会就从本质上降格为“无人”的物性世界了。

     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萨特说的那种“人学的空场”。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是探讨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历史存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作为历史出发点的人不是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这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关于历史的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在对历史的理解中,超越历史时空的绝对必然和绝对普遍的客观规律概念实际是脱离了现实的观念抽象。绝对普遍性无视对象化实践的具体性,将历史发展看成没有差异的均质过程;绝对必然性无视对象化实践中的偶然性,将历史的发展看成没有例外的决定过程;绝对客观性无视对象化实践中的主体性,将历史的发展看成是没有创造的自在过程。在这种多层的抽象中历史变成了没有历史性的过程,变成了机械决定论原则的展开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评蒲鲁东将各种运动形式还原为纯粹逻辑公式的抽象。马克思指出,是人们在现实的生产中创造了社会关系,又按照这些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假定被当作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前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规律、历史道路都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不能将它们看成绝对永恒的规律,看成无历史性的纯粹逻辑。马克思曾经批判米海洛夫斯基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其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根本反对抽象的绝对必然性,强调发展的特殊性、具体性和差异性,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意识。恩格斯在批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时也曾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在经济的自发性中理解历史的发展。否则,它与主张市场自我调节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就不存在本质的差异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不能不加限制地作为历史决定论来理解。一方面,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范畴抽象不意味着事实上它们是相互外在的板块,应该立足于实践的构成性思维将它们看成相互构成的内在关系,以瓦解二元论的还原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应该在必要性的意义上理解“基础”对“上层”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在因果关系的意义上看成决定性的必然关系。人们首先要吃穿住行,因此要从事物质生产,这是历史的必要前提,但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将丰富多彩的人的需求还原为物质性的需要,也没有将历史发展看成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过程,因此它并不是一种单线的因果决定论的历史理论。人类历史是实践构成的空间,是实然与应然在生存实践中展开的辩证过程。历史规律是实践中介的历史性规律,而不是一种先在的、外在的必然逻辑。在思想与现实相互构成的辩证循环中,人类历史是可能性的开放过程。这样一种历史观本质上瓦解了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思想。

四、瓦解预设历史完美状态的终极目的论

     历史是可能性的开放过程,意味着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会有终极完满的状态。只有毁灭才是终点。人类的消逝就像其诞生一样,是可以想象的,甚至可以“科学地研究”。但是,这种自然物理意义上的“毁灭”不是历史哲学里讲的“历史终结”。历史终结讲的是一种终极完满,因此不再有发展可能性的人类存在状态。按照福山的说法,历史终结“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福山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历史终结论者:“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福山主张的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或者说是否主张历史的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并不是现代的产物,它有着久远的历史。就像要找到终极的基础作为历史的起点一样,关于“人世”的哲学也总是试图确定历史的终点,寻找人类终极的完美状态。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纷繁复杂的过程都将万流归宗地进入一种终结的状态,达到这种状态之后不再有本质性的进步,不再有新的可能性。历史被理解为走向完美状态的封闭过程。达到这种终结状态的人类不再有方向,因为在“终结”之前“完美状态”本身构成了所有历史的方向。作为目的的最终归宿先在地规定了人类未来的绝对方向,牵引着人类向前发展。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被看成是前一个阶段的目的,且是后一个阶段的工具,它们都指向绝对的终极状态。一旦到达终极的完善状态,人类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就终结了,历史不再是建基于超越性的开放过程,而是稳定的静止状态,因此不再有“历史”。历史终结论将关于人类存在的最彻底的想象看成是历史的必然归属和最终状态,观念中建构的这种完善状态被看成是历史的绝对“真实”。其实,这种历史终结论是思辨的产物,是有限的思想触及自身边界时形成的绝对想象。

     关于历史目的论对历史的“思辨扭曲”,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历史并没有“自己特殊的目的”,它也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绝对状态的工具。在形而上学的历史目的论中,历史目的不是历史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相对意识,而是一种超历史、非历史的终极状态和终极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意识是瓦解此种历史目的论的有力武器。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历史目的论是一种致命的误解。在批评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时,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在恩格斯看来,辩证的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人类状态的观念。在更早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说过这样一段为人熟知的话: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标志历史终结的静止的完善状态吗?是一种根源于观念抽象的目的论预设吗?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只是将共产主义理论理解为现实运动的观念表达,而不是来源于形而上学目的论的抽象预设。在这个问题上,伊格尔顿的说法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他指出:“对于马克思来说,关键不是使我们朝着大写的历史目的前进,而是从这一切的下面解放出来,以使我们能够从此开始——以便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带着所有它们的丰富差异,能够从此开始。”

     历史目的论往往与历史决定论联系在一起,认为现实的历史就是在终极目的的提升下朝向这个目的前进的绝对必然过程。这个高悬在现实之外的目的作为“普照之光”,在对现实的评估和指引中赋予现实意义,现实作为过渡仅仅成了手段。历史不再是由人参与的现实过程,不再是生成的可能性领域。不仅在终结状态中不再有可能性,而且朝向这个绝对终极状态的过程本身也是预先确定了的必然。历史因此失去了属人的历史性。大写的“历史目的”不过是与感性的现实相异化的抽象历史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共产主义被作为一种历史的终结论来理解的时候,它的确就成了与宗教抽象对立的世俗宗教了。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和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它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历史本身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个目的是从现实的活动中产生并且受制于现实客观条件的人的超越性维度,而不是高悬在现实之外向现实颁布命令的抽象“理想”。那个绝对完满的终极状态的“完满”不过是脱离了现实历史的抽象理想,那个不再有未来可能性的“终极”不过是表明了在观念的绝对抽象中不能够再继续抽象的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就像通过绝对抽象得到的“存在”之外不再有存在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意味着不能够再抽象的抽象。不能这样抽象地看历史,因为这样就把历史抽象掉了。

     只要人类没有毁灭,历史就不会终结于某一确定的状态。在这里,我们想到了海德格尔谈到此在生存时的说法“这个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存的属性来‘具有’它的可能性。因为它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不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总体的人类都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因此,只要尚未死亡,他就是会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它就不会有终极“完满”。海德格尔还有一个说法:“作为人类生命的此在原初地是可能之在,是确知而又不确定的消逝之可能性的存在。”这种“确知”指的是人的必死无疑,而“不确定”指的是人只要在,就是能在,就是不断否定和超越的可能性。个体如此,人作为类的历史更是如此。人类的历史始终是可能性的开放过程和开放领域,它没有绝对完满的终极状态。

     后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意味着离开抽象的还原论、机械的决定论和终极的目的论,历史被看成实践构成的开放领域,真正具有了历史性。在这个领域中,生存的自由和发展是存在论的基本主题,超越性是这个存在领域的根本特征。立足于对象化的实践,抽象的存在范畴为属人的历史范畴所取代,它不再是抽象的实体或自在的存在,而是实践中介的生成过程。“以实践为中介的存在论意味着历史是可能性的存在领域。关于这种可能存在的思,绝不可止步于正确的知识,而是关于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本质上谈的是超越实存和超越定在的自由。”哲学关乎这种超越性,关乎生存中的发展和自由。哲学本质上是“人学”。将以实践为中介的历史性作为理解历史和存在的基本原则,不过是把具有超越性的人当做存在论的“根据”,以便从根本上瓦解绝对“根据”。历史是可能性领域,是“人世”。哲学的基本形态不再是抽象的本体论,因此也不再是以抽象本体论为基础的认识论哲学了。它将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存在之思。

     历史性观念在存在论层面的确立意味着一种新的能在论意识。此种意识在无根的存在深渊中将人呼唤为存在的根据,从而加重了人对自身存在的担当,人是通过对其自身有所作为而成其为自身的。人的存在,不论就个体还是就类而言,就是自己如何做人。人自己成为人,自己成就人的世界。历史就是这个“成为”、“成就”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存在着存在论上的相互关联,马克思还是将“改变世界”看得更重一些。“认识世界”成为“改造世界”的一个内在环节,“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在历史的深处领会到了历史的这种构成性特征,他将人类实践的能动性真正在思想的层面上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理解为内含革命观念的政治哲学命题,它更是一个终结认识论哲学路线的根本命题。它意味着主导了西方哲学传统的“认识自己”本质性地向“改变自己”的转变,向后形而上学“能在论”的转变。

     只有在这个基本的意义上,亦即关于如何存在和去存在的意义上,哲学才能真正成为存在的智慧,成为人学。实践中介的世界就像实践中生成的人一样,没有完成了的固定本质和终极状态等待我们一劳永逸地占有和实现。同样,没有“上帝”也没有谁能取代上帝赋予存在的意义并且担保人的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根的可能世界中。我们必须成为自己,我们只能成为自己,因为并且因此我们是自由的。这个“自由”不是认识论上的拥有知识,也不是政治学上的拥有权利,而是存在论意义上人的存在本身。我们不仅是存在的改变者,而且是存在的守护者。由此,历史才能被理解为属人的、历史性的历史,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抽象存在及其原则的必然展开。今天,命定的必然性已然失据。“在生存发展中,风险也好,责任也好,异化也好,不论就其根源还是就其结果都只能找到‘我们’身上。”当我们如此这般地领会我们的存在,并且以此领会如此这般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存在深渊的同时看到了责任和担当,因此我们不会也无权坠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中不能自拔。

     我们必须担责,存在就意味着担责。担责不仅需要做,而且需要思,需要作为存在智慧的存在之思。其实,存在之思何尝不是一种作为,不是一种担责呢?马克思曾经讲,不仅思想要趋向现实,现实也要趋向思想。历史乃是思想与现实之间开放的辩证循环过程。唯当我们在历史的维度上将哲学领会为关于存在的本质性思想的时候,我们才能哲学地存在,我们才能真正担责,才能真正领会思想家赋予思想的沉重而神圣的使命。这就是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所谓的“立心”、“立命”乃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思想建构。在我们这个琐碎的小时代,尽管这种立意似乎显得大而无当,但仍然能够在思想的深处引发共鸣,不断地呼唤思想对于存在的担当,呼唤思想的存在论使命。作为历史和时代的思考者,我们当以自己谦卑的方式呼应这种存在之思的本质呼唤,并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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