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2018-02

罗安宪:子民本思想的当代意义
228罗安宪《人文天下》2017年第1期

儒家学说常被称为孔孟之道,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在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和儒家学派中的地位。虽然孟子和孔子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思想是有差异的。

我们知道,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道家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虽然都讲爱,但它们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儒家而言,孔子和孟子都讲仁爱,但在爱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内容上却是有区别的。孔子所强调的仁爱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关爱,是设身处地关心他人、爱护他人,这是仁爱的基本的内容,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并且是必须做到的。从孔子到孟子,大体经历了五代,即从孔子到曾子、到子思、到子思门人、再到孟子,其间大约180年。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仁爱的内容由孔子所提倡的“爱人”发展成为孟子所提倡的“爱民”。

一、爱人与爱民

古人用字很严格,“人”与“民”是有严格区别的。“人”是相对于禽兽来说的,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是说,只要是人,不是禽兽,都应该去爱,是一种普遍的爱。而“民”是相对于君与官来说的,民也就是民众,是被剥削、被统治阶级。因此,“爱民”是有限制的,是对统治阶级来说的,经调统治阶级应当爱护民众,普通人并不具有“爱民”的资格。从孔子的“爱人”到孟子的“爱民”,这是历史性的转变,也是历史性的跨度。在孟子的时代,只强调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爱人”已经不够了。因为,战国时期,长期以来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爱,而应当是为官者、为君者如何来“爱民”的问题。孟子说:“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只要统治者关心、爱护民众,保护民众的利益,国家就不可能被打败。

总起来说,孔子讲的是“仁学”,孟子讲的是“仁政”;孔子讲的是“爱人”,孟子讲的是“爱民”。由“仁学”到“仁政”、由“爱人”到“爱民”的转变,就是孔孟思想的历史演变。“仁政”、“爱民”是孟子思想学说的主体,是孟子思想最基本的内容,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重要发挥。孟子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儒家学说只所以被称为孔孟之道,原因就在这里。而性善论、义利论等只是孟子“仁政”思想的补充。

另外,据笔者统计,《论语》中提到“人”的次数一共有219次,“民”则只出现了49次;而《孟子》一书中,“人”出现611次,“民”出现了209次。虽然孟子也讲人,但民的出现次数明显比孔子提到的多很多。我们一提到孟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句子,这其实与孟子的主体思想倾向是分不开的。

虽然《论语》一书中也讲到人,但孔子讲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限定的。但在《孟子》中,虽然人出现的次数多于民,但孟子讲人与孔子不同,孟子常常讲:

 

圣人、仁人、贤人、大人、小人、寡人、庶人、野人、国人、乡人、富人;

宋人、殷人、周人、楚人、齐人、邹人、越人、晋人、秦人、鲁人、邠人、狄人;

矢人、函人、虞人、廪人、庖人、匠人、玉人。

 

也就是说,孟子在讲人时,一般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有具体的意义,这与孔子是明显不同的。

二、民本与民为邦本

从政治学角度来讲,“民本”的含义是“以民为本”,是说国家、社会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民众的福祉,都是为民众谋福利。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有这样的思想吗?孟子的思想如果被定义为“民本”,是“以民为本”,还是“民为邦本”?答案一定是:孟子所讲的是“民为邦本”,而非“以民为本”。

对比一下,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在1863葛底斯堡演说中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意思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是为人民的政府。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本”或“民本”。

中国古代普遍接受“君权神授”的观念。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所以,君主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受法律的制约,相反,他所说的话就是法律,并且是最高的法律。孟子讲“民为邦本”,不是说国家、社会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孟子只是告诫统治者,必须切实关注民众的切身利益,因为有民才有国,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

“民为邦本”,出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邦即国的意思。《礼记·缁衣》记曰:“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里提到了君以民为本,讲的也是君与民二者之间的关系。《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就像水与舟的关系,船翻了,不能怨水不好,值得反思的恰恰是驾舟的人。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世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黄宗羲大胆提出了几千年来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认为天下一切不安定的根源就是君本身。君王为了自己的产业而使天下人妻离子散,他们的丰功伟绩是用血肉堆成的。这段话四五百年后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他站在了那个时代的高点。因此,当清人入关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天崩地裂的事件,觉得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因此很多人以死明志,但黄宗羲则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明臣》)

孟子讲“仁政”、讲“爱民”,是与国家利益、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呼吁统治者即使从关心自己统治地位的角度,也应当关心、关注民众的利益,也应当关注民众的疾苦。民众的利益是国家的根本,有民才有国,如果不重视民众的利益,国将不国,所以,孟子孟子所讲的“民本”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民本,而是“民为邦本。”

三、孟子民本思想的内容

1.得民者得天下

孟子从历史事件中、从一个王朝的灭亡另一个王朝的兴起的历史大格局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孟子看来:“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夏朝之所以灭亡、商朝之所以灭亡,原因就在于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失去了民,失去了民就失去了天下。所以,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同上)要得天下,就得要得民;要得民,就得要得民心;要得民心,就要做民众喜欢的事,而不能做民众不喜欢做的事。统治阶级不能无视民众的利益,不能无视民众的喜乐与疾苦,统治阶级不能任意作为,更不能胡作非为。否则,必将失去民心。而失去民心,就会失民;失民,就会失天下,就会改朝换代。在孟子看来,民众的利益并不是难于满足的。“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同上)意思是说,只要统治者真正关注民众疾苦,关心民众利益,民众一定会感受到,民众一定会拥戴仁爱的君主。

2.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孟子》一书一开始就提到梁惠王。梁惠王向孟子说,河内出现了灾荒,我就把河内的百姓迁到河东;河东出现了灾荒,我就把河东的百姓迁到河内,但是,我国的民众为什么不见多?别国的民众为什么不见少?孟子生活的时代,诸侯国各自为政,统治者如果胡作非为,本国的民众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这样自己国家的人口就会越来越少,从而对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对于梁惠王的提问,孟子回答道:“王好战,请以战喻。”并且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告诉梁惠王自己并没有做的很好,没有设身处地为民众着想,没有了解民众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孟子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设身处地解决民众所关心的切身问题,这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关键。

此外,孟子还提出与民同乐思想。他问梁惠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说,一个人听音乐和与别人一起听音乐,哪个更快乐?梁惠王回答说,当然是和别人一起听更快乐。孟子接着说,同样是听音乐,能不能做到与民同乐很重要。如果不关心民众疾苦,不能与民同乐,“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同上)那么,君主享受音乐,必然会遭到民众的反感。民众饥寒交迫,妻离子散,而国王却在享受娱乐活动,这当然会引起民众极大的反感,因为他没有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相反,如果能够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国王享受娱乐活动,不仅能得到民众的认同,而且,民众民众还因此而感到欣慰。“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同上)所以,同一件事,如果能够与民同乐,则为民所接受;不能与民同乐,则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可与接受。

3.民贵君轻

得民者得天下,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这是从技术层面讲的,“仁政”的根本是要树立一种观念,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民,即民众;所谓君,是指某一具体的国君;所谓社稷,是指国土、国土上的资源以及依赖这些资源生存的人口,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朝代。这三者中,孟子认为民众是最宝贵的。因为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民众的利益一直受到忽视。所以梁启超曾感慨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王朝的家族史。人们往往只强调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我们一般只讲“社稷次之,君为轻”。江山社稷的利益是重要的,有时为了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甚至不得不牺牲君王的利益。如三国时期的魏国。曹操在世时是汉朝的丞相,他死后儿子曹丕建立了魏国。曹丕是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植是第三子。但是从品行、修养、知识等各个方面来说,曹植都比曹丕为优。曹操也曾动念想要将位子传给曹植,但他听从了谋士的劝谏。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将王位传给曹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将王位传给曹植,国家一定会出问题或混乱。曹操后来很坚决地将王位传给了曹丕,不是因为他不爱曹植,而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国家,只能牺牲曹植的利益。

汉代赵歧解释“民贵君轻”说:“君轻于社稷,社稷轻于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乐其政,则为天子,殷汤、周文是也。得天子之心,封以为诸侯。得诸侯之心,诸侯能以为大夫。”(《孟子注疏》卷十四)历史上的贤君明主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能够取得天下。

宋代朱熹对上句话的解释为:“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诸侯无道,将使社稷为人所灭,则当更立贤君,是君轻于社稷也。”(《孟子集注》卷十四)民众的利益是至为重要的,是高于一切的。得乎天子,最多只可为诸侯;而得乎丘民,则可以为天子。

虽然说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但他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孟子的局限性。但是在那个时代,孟子提出关心民众疾苦,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已经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四、孟子民本思想的意义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民为邦本,在看到孟子思想局限性的同时,我们还要发挥他的当代意义。

1.爱民

爱民就要做到心中装着人民群众,而不仅仅只装着乌纱帽。我们党的用人政策,就是把那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有能力、有德行的人选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因此,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和心里装着乌纱帽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民为邦本的第一意思就是爱民,如果没有爱民这个思想,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2.为民

爱民就要为民,就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认认真真地做人民的公仆。做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如果只知谋私利、贪污受贿,那么归宿只有一个,即监狱。过去的县令被人称作父母官,其实为官者不是父母官,而是人民的儿子,只有有了这样的心态,为官者才会知道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应当时刻关心民众的疾苦,设身处地为民众多做事。

  1. 民主

    民主不是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任何时候都是不矛盾的,不能把国家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党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看成是对立的,但是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自己在维护党的利益。如一位县委书记被记者采访急了,对记者说:你到底是代表党的利益,还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显然,在他心目中,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这是很可怕的事。近几年,公务员的报考数量在下降,这是一种好现象,中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不断推进。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此,未来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发表对于政治的意见,并且每个人的意见都会得到重视和尊重。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