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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

安启念: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传统
243安启念《世界哲学》2017年第4期


“俄罗斯哲学”这一概念内涵是什么,俄罗斯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有的学者把俄国历史上所有的哲学思想都列入“俄罗斯哲学”,也有的对这一概念做狭义理解,认为俄罗斯历史上的多数哲学思想没有系统性,还不属于理论形态的哲学,真正的俄罗斯哲学诞生于1900年去世的Вл.索洛维约夫的著作中,它的高峰与主要成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俄国文化史上白银时代涌现出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宗教色彩,被统称为白银时代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本文使用的“俄罗斯哲学”概念,就是指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它是在俄罗斯本土诞生的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这样的俄罗斯哲学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1922年秋,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亲自指导下将一大批拒绝与自己合作的知识分子,包括哲学家,驱逐出境,加上此前陆续流亡海外的人,俄罗斯哲学精英人物几乎全部被迫告别自己的祖国。此后在苏联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唯一能够合法存在的哲学,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流亡海外的俄罗斯哲学家则在50年代之前先后辞世。一度轰轰烈烈的俄罗斯哲学,就此谢幕。

以上看法已是俄罗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我们对苏联时期乃至今天俄罗斯哲学界的情况加以仔细梳理,就会发现,作为公开的完整的俄罗斯哲学理论在苏联时期消失了,然而俄罗斯哲学的传统,它所体现的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在苏联时期顽强存在,而且对苏联哲学和苏联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生命力之顽强,令人惊叹。

俄罗斯哲学的传统是什么?俄罗斯哲学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但并不意味着它的传统就是宗教性。宗教性只是俄罗斯哲学的特点之一,还不是它的传统。传统更深刻、更稳定,具有延续性,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之中。这一传统固然应当从白银时代的哲学中寻找,更应当从俄罗斯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和俄罗斯文化中去找。

关于俄罗斯哲学的特点,俄罗斯哲学史公认的权威作家B.B.津科夫斯基强调:它的首要特点是“人类中心论”,“俄罗斯哲学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虽然它的相当多的代表人物具有深刻的重要的宗教性),不是宇宙中心论的(虽然自然哲学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俄罗斯哲学家的注意),它最为关注的是关于人的题目,关于人的命运与道路、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的题目。”(Зенковский,В.В., 1991:16)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俄罗斯哲学在任何地方都把道德目标摆在首要位置,哪怕是在各种抽象问题上。他还提出,与上述特点相关,俄罗斯思想全都带有历史哲学性质,持续关注历史的意义以及历史的终结问题;“整体性”理想是最令俄罗斯哲学家鼓舞的问题之一,“除了很少的例外,俄罗斯哲学家们寻求的正是整体性,正是现实的一切方面和人的精神的一切活动的综合统一。”(Зенковский,В.В., 1991:C.17)

值得注意的是,津科夫斯基本人是白银时代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1942年成为神甫,但是他对俄罗斯哲学特点的概括所突出的不是它的宗教性,而是把它概括为人类中心论。他还进一步强调,这种人类中心论哲学,第一,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对人及其命运的思考;第二,具有唯道德主义倾向;第三,把现实的一切方面及人的精神的一切活动作为整体来看。对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看到,他的概括是客观、公正的,是很准确的。

其实,津科夫斯基所说的正是俄罗斯哲学的传统。索罗维约夫为整个白银时代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本人哲学探索的出发点是对西方工业文明道路的批判,认为这种文明抹杀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把人以及对人的认识片面化了。按别尔加耶夫的说法,C.布尔加科夫是俄罗斯思想走向东正教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布尔加科夫大学毕业时是马克思主义者,随后转向唯心主义并很快接受了东正教。他的思想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他在对人的历史命运和解放道路的探索中,发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西方“进步理论”所依据的科学理性没有解决人的道德如何提升的问题,因而这样的理论仍然是乌托邦。(Булгаков,С.Н. ,2006С.273-277)他指出,他对西方进步理论的批判实际上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形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西方进步理论的质疑,而且赫尔岑就曾因这个问题而苦恼。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曾经对科学理性和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严厉挑战,发出呐喊:“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它已经是死亡的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199565)而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在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的斯拉夫派便在与西方派的论战中从对人的全面的精神需要出发批判过西方工业文明及其理论支柱——科学理性。从上述19世纪以来俄罗斯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看出,俄罗斯思想家们一直在从道德和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对资本主义以及不断自我膨胀的科学理性加以批判,他们为了捍卫人的尊严,为了强调人的精神价值和突出道德的意义,才把目光转向宗教,并按自己的需要对它做了解读。白银时代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只是对前人的哲学思想做了总结与系统化。

由此可见,针对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从历史、道德以及对人的全面理解出发研究人和人类命运,是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传统。这种传统本身,是在俄罗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形成与凸显出来的,贯穿于不同时期俄罗斯哲学家的著作之中。



在苏联时期,准确地说是在1922年主要的俄罗斯哲学家被驱逐出境之后,俄罗斯哲学传统首先表现在A.Ф.洛谢夫的哲学理论中。洛谢夫(1893-1988191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部和古典语文学部,此前还接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从1911年起积极参加“纪念索罗维约夫宗教哲学协会”的活动,与H.A.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С.Л.弗兰克、И.А.伊利因、П.弗洛连斯基、Е.Н.特鲁别茨科依等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代表人物有过直接交往。洛谢夫的基本思想属于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范畴,而且直至去世没有改变。1930年因哲学著作获罪,遭逮捕并被判处10年劳改。1933年提前获释,但被禁止从事哲学研究,只允许研究古代美学和古代语文学。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获准出版著作。俄罗斯当代著名哲学家C.C.霍鲁日称之为“被俘的东正教战士”,称他的研究是“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后卫战”。(См.Тахо-Годи, А.А. и Тахо-Годи,Е.А., 2009: 5)列克托尔斯基院士称他为“白银时代哲学的继承人”。(Лекторский, В.А.,2010: 6)

洛谢夫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内容涉及古希腊哲学、宇宙学、音乐哲学、数学哲学、符号哲学、神话学、美学史、俄罗斯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神话学(《古希腊象征主义的神话概论》、《神话的辩证法》)和美学史(《古代美学史》8卷本)的研究。对洛谢夫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索罗维约夫,早在中学时期洛谢夫就为索罗维约夫的“整体知识”和“万物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思想所折服。万物同一思想是他与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联系之点,也是他自己哲学思想的基础。

按照他的理解,“虽然整体与它的组成部分不可能互相脱离而存在,但是它构成一种新

的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整体。因为整体在这样那样的程度上存在于自己的一切部分之中(否则整体就不是由部分构成,部分也就不是整体的部分),索罗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学说就是由此产生的。(Лосев, А.Ф. ,1990: 705) “一切存在于一切之中。每个单个的东西都是作为整体的整个世界的局部表现。”(Лосев, А.Ф.,1990, 697) 世界是有等级的,但又是在根本上统一在一起的整体,它表现在唯一的活生生的有形体的精神的永不停歇的自我运动之中。与此相关,他认为用以理解世界的各种形式,哲学的、神话学象征主义的、美学的形式,也是不可分割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接受了对哲学对象的现象学解释,在理解感性的或精神的现实时努力反映它们的全部意义和活生生的具体性。在方法论上,他比胡塞尔更进一步,不满足于记录这个那个现象的各种成分,力图看到这些成分后面的活的、动态的联系与转化,用辩证法补充现象学。他认为唯一正确的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活的现实的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不是理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它都是直接的知识,是最简单的、活的和贴近生活的直接的知觉,是唯一可能的哲学实在论。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辩证现象学哲学,讨论的主要是名谓(имя)、符号、神话。

关于神话,洛谢夫认为,这是一种无意识水平上的思维,现实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在其中相互渗透,那里没有主体客体的区分,思想与存在被等同起来,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变成任何一个其他东西。神话的功能主要不在认识,而在克服统治人的力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感觉和痛苦,把分裂的世界统一在一起。一旦人们对某种思想盲目崇拜,就会把它神话化。笛卡尔、牛顿、康德把空间神话化了,唯物主义把物质神话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也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的神话。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描绘犹如一场神话战争。神话把各种文化现象同质化了。神话有绝对相对之别。绝对神话是思想中的与最高现实一致的东西,它与现实绝对相符;相对神话则是把绝对神话的一个或几个原则绝对化了。他断言,人们在绝对神话中看到的就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拜占庭-莫斯科东正教世界观,“只有拜占庭-莫斯科东正教才是绝对神话。” (Тахо-Годи,А.А. и Тахо-Годи,Е.А.,2009:187)

洛谢夫在晚年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古希腊罗马的美学,同样是为了实现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他认为美就是客体的内在生命与它的展现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古代美学是完整的活生生的有形体的精神,是物质和思想、存在与意识在它们的历史发展中的统一。它用哲学的、语言的、历史的、文学的、数学-天文学的、几何-音乐的难以计数的因素构建了一幅古代文化的完整画图。

洛谢夫明确批评作为主观主义时代开端的文艺复兴,对他来讲整个西方是个死胡同,因为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主观主义和市侩行为盛行,科学理性使人对世界的认识片面化了。他研究名谓哲学、象征主义、神话、美学,都是为了恢复人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而这一认识的最高境界是拜占庭-莫斯科东正教世界观。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洛谢夫的确如霍鲁日所说,是生活在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在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滋养下形成,在苏联时期针对苏联哲学以及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对人的片面理解,从各个角度强调人的整体性,顽强地捍卫和坚持了俄罗斯哲学传统。这些思想是俄罗斯哲学的延续,是俄罗斯哲学传统的生动体现,显而易见。



但是,苏联时期真正体现俄罗斯哲学传统的不是洛谢夫,而是И.Т.弗罗洛夫(1929-1999),是以他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弗罗洛夫一生主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生物遗传学的哲学问题;科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全球性问题;对人的综合研究。他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后面三个问题上。

他认为,核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催生了原子弹和基因工程,使人类不再只是科学技术的主体,同时也成为它的客体,因而必须对科学本身加以道德的、人道主义的调节控制:“正是在今天,人类遇到了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尖锐问题,即人类应该(或者不应该)为在基础科学领域,特别是核物理和分子生物学等领域而不是在应用科学领域,发现的这样那样的真理付出代价的问题”;(Фролов,И.Т., 2009:219)人们常常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作“科学伦理学,科学认识的伦理学”,“在这一领域,科学的伦理学基础领域,我们的出发点是确定社会伦理价值的优先地位,而这意味着从确定对科学研究加以某种调控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出发。”(Степин, В.С.,2001:514)他呼吁人们要更多地注意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

科学技术负面后果的突出表现是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涉及整个世界需要人类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例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以及环境、资源、人口等等问题。它们的出现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有关,其后果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确立新的思维,即全人类的生存与幸福高于一切民族的或阶级的利益,任何时候都要把人类的共同利益摆在首位。这里涉及到对人的理解。人既有理性因素也有非理性因素,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是因为长期以来片面夸大人的理性因素与物质需要。为了克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必须克服唯科学主义倾向,对人作整体的理解。因此弗罗洛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集中致力于对人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在俄罗斯创建了人研究所,创办了学术刊物《人》。他还提出:人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的对象,“在这里产生的问题,包括伦理学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仅仅从科学认识本身的逻辑学或者伦理学出发得到解决。只有把这些问题与被更广泛地理解的社会目标和人道主义理想加以比对才能得到解决它们的钥匙。” (Фролов,И.Т.,2003:28)根据这样的认识,弗罗洛夫大力推动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形成一股足以与官方哲学抗衡的哲学思潮。他的影响还很快越出学术领域,为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甚至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在此基础上他大力宣传新思维,积极参与并推动了戈尔巴乔夫改革。

弗罗洛夫的哲学思想焦点是对全人类历史命运的关心,基本内容是批判西方工业文明所体现的对人的片面理解以及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唯科学主义,主张用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调控科学技术发展,把人类共同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使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科学理性崇拜的批评;想起索罗维约夫的“完整知识”和“万物同一论”以及别尔嘉耶夫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想起托尔斯泰和19世纪以来除马克思主义者外几乎所有俄罗斯思想家都一致推崇的人类之爱。显而易见,虽然弗罗洛夫从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但其哲学思想所体现的,正是贯穿19世纪俄罗斯哲学思想和白银时代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的俄罗斯哲学传统,即从历史、道德以及对人的全面理解出发研究人和人类命运。

弗罗洛夫自己也一再强调他的思想与俄罗斯哲学传统一脉相承。他说:“在研究中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俄罗斯哲学和世界哲学的传统。我们研究俄罗斯杰出哲学家——索洛维约夫、H.菲奥多罗夫、别尔嘉耶夫的著作,这些著作迄今一直被搁置一旁。当然了,我们还研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Степин, В.С.,2001:537)他还说:“你们看,索洛维约夫是唯心主义者,别尔嘉耶夫甚至是反共主义者。但是我研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他们,我喜欢他们这些思想家。”(Лекторский,В.А.,2010:523) 20世纪80年代末,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出版长期遭到禁止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一手促成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和解。

弗罗洛夫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罗斯哲学传统并不矛盾,相反,今天需要的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讲到自己的思想历程时,他说:“在20世纪60-80年代,

人、个性、人道主义,在我国成为最优先的课题。改革(1985-1991)开始之后,这一点尤其明显。研究‘真正的’马克思,他关于人的学说和他的现实人道主义观念,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人道主义传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最后,研究俄罗斯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成果并且促进了新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Степин,В.С.,2001:560)所谓新人道主义,特点是把俄罗斯哲学推崇的人的个性、精神需要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例如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社会环境,等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总之,弗罗洛夫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俄罗斯哲学传统印记。不仅如此,如果与洛谢夫相比,这一传统在他身上体现得更为充分。一方面,洛谢夫着重研究神话、美学史、音乐哲学等纯粹理论问题,弗罗洛夫则倾全力研究对科学技术的道德批判与约束,研究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命运,研究全面的人。弗罗洛夫不仅与白银时代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的人类中心论一致,而且与洛谢夫相比更直接、更生动地体现了19世纪以来整个俄罗斯文化的传统。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及其思想先驱面对的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有了新的发展。洛谢夫没有把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弗罗洛夫则对它们做出了积极的回答。弗罗洛夫所做的,是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假如身处其中也会要做的工作。另一方面,洛谢夫只是一个人在书斋里奋斗,而弗罗洛夫不仅是哲学家,更是哲学研究的组织领导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在苏联掀起一股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的运动,科学技术伦理学、全球性问题、对人的全面研究成为苏联哲学的主流,他的思想积极推动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并且一度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他不但是俄罗斯哲学传统的继承人,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使它得到发扬光大。

对我们来说,洛谢夫坚持俄罗斯哲学传统不足为怪,因为他本人就是白银时代的产儿。然而弗罗洛夫呢?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何以能够继承发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传统,耐人寻味。

这当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例如他说:在笃信宗教的母亲的培养下,我从小便熟知基督教传统,晚年又重读基督教的“圣书”,获益良多。他又说:“当然了,过去对我影响最大并一直在影响我的,是那些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是俄罗斯的文学和科学,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等”。(Лекторский В.А.,2010:536)苏联时期宗教唯心主义哲学遭到禁止,但其基本精神大量体现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之中,而这些作品是每一个苏联人从幼儿园起便着重学习的,弗罗洛夫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是真正的原因不在于他个人,他的思想曾经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共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弗罗洛夫接受并弘扬俄罗斯哲学传统,是因为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更进一步说,整个俄罗斯文化,本来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弗罗洛夫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它确实是存在的。

首先,俄罗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激烈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精神贬值,物欲横流。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此造成社会道德沦丧、普遍贫困、人的异化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批判并努力在实际上消灭资本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宗旨,这是人所共知的。就俄罗斯文化而言,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自觉始于由彼得大帝改革引发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俄罗斯的剧烈冲击。一些知识分子曾经为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所吸引,但是资本主义的野蛮和社会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很快从西方化的迷蒙中惊醒,批判、拒斥资本主义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从俄罗斯的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到探索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斯拉夫主义者(乃至部分的西欧主义者)、民粹派、马克思主义者,鲜有例外。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与民粹派一样,拒绝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推翻沙皇统治后立即建立了社会主义苏联。苏联的诞生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批判拒斥资本主义这一俄罗斯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其次,俄罗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充满了对人以及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东正教影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前现代性的俄罗斯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把道德追求、精神理想置于物质生活之上,处处表现出对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小市民的鄙视;它充满东正教救世主义,把关心和解放全人类视为自己的使命。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物质生产的彼岸”,是人的异化的彻底消除,是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自由王国,是全人类的而不是哪一个民族或阶级的解放,同样让人感受到对个人和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关切,感受到强烈的救世主义。

由于二者都批判否定资本主义,落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率先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二者不但否定资本主义而且注重人的精神自由、具有强烈的救世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弗罗洛夫到60年代末,尤其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问世以后,一方面强烈地意识到全人类命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进而激发出充满救世主义精神的热情,另一方面深切地认识到俄罗斯哲学和俄罗斯文化的重要价值。如果说在列宁斯大林时代革命和建设是苏联的主题,贬低科学理性否定阶级斗争的俄罗斯哲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化显示不出积极意义,那么人类生存危机的出现则凸显了它们的当代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哲学传统的结合不仅具有了现实的可能,而且成为历史的必然。弗罗洛夫只是因为在苏联最早从事相关研究,加上他过人的敏锐目光、学术胆略和社会活动能力,于是在思考人类文明的出路问题时最早自觉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和俄罗斯哲学传统的思想资源,在自己的理论中把它们结合了起来,在新的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

我们以往看不到弗罗洛夫代表的苏联哲学中的俄罗斯哲学传统,是因为我们对俄罗斯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误解。对于俄罗斯哲学,我们过于拘泥于它的宗教哲学形式,没有看到宗教哲学形式背后对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才是俄罗斯哲学的传统与实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只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理性的高度肯定,没有看到科学理性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寻找人类从资本主义物对人的支配中获得解放之路的理论工具,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从而把弘扬科学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画上等号,束缚了自己的头脑。

通过弗罗洛夫哲学研究思考俄罗斯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对于理解苏联哲学的演化以及苏联改革、苏联历史,其意义不言而喻。今天我国哲学界正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历史任务,对苏联时期俄罗斯哲学传统的研究无疑会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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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马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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