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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

惟善:千臂千钵文殊图像探析
116惟善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2期

大约在中唐,伴随着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盛,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出现了一种我们看似熟悉但却又陌生的图像——千臂千钵文殊(以下简称千钵文殊)像。说熟悉,因为千钵文殊图像与在它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千手观音非常相似,而且千手观音的形象在今日也仍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说陌生,是因为这种千臂千手的菩萨形象并非观音,而是手中持佛钵的文殊菩萨。而且这种千钵文殊的形象流行时间并不长,大约从中唐到五代宋,之后就逐渐稀少、鲜见。笔者在一次赴敦煌开会、参观洞窟时,见到此千钵文殊像,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与关注,尤其是千钵文殊为何手持佛钵,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经夹或宝剑?!一系列问题在脑中萦绕不去,故作此小文对千钵文殊图像试做探讨。

一、关于千钵文殊的研究

关于千钵文殊的研究主要有松本荣一《敦煌画之研究》一书中“千臂千钵文殊菩萨图”一节[i]吕建福的《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其影响》[ii];孙晓岗的《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一书 “ 密教艺术的千手千钵文殊”一节[iii];刘永增的《敦煌石窟中千臂千钵文殊经变的研究》[iv]等。松本荣一的《敦煌画之研究》中“千臂千钵文殊菩萨图”一节关于千钵文殊的内容,主要选取了敦煌千佛洞第6窟(现行编号莫高窟第14窟)、敦煌千佛洞第72窟(现行编号莫高窟第99窟)以及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幅绘有千钵文殊的绢本着色《药师净土变》进行了描述与探讨,对千钵文殊图像中除文殊外其他人物的身份进行了确认。文中认为不空所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是千钵文殊图像的本经,同时也提到《历代名画记》中慈恩寺关于尉迟乙僧画千钵文殊的记载。在关于《药师净土变》中出现千钵文殊及千手观音图像的问题上,他认为此二图像的出现是为了填补空隙。[v] 孙晓岗在其《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vi]之“ 密教艺术的千手千钵文殊”一节中对敦煌莫高窟中出现千钵文殊图像的洞窟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并列表显示,通过这种梳理他发现千钵文殊与千手观音经常以对称的形式出现。在千钵文殊的本经问题上孙晓岗与松本荣一观点一致,但他并不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药师净土变》中千钵文殊的出现是为了填补空隙的说法,并举出多利文殊(不一定是千钵文殊)与药师佛同时出现的例子,认为“在敦煌艺术中,文殊菩萨最初到最后都与药师如来有着密切的关联。”[vii] 文中他还提到此千钵文殊与五台山的关系,认为是不空译《千钵经》后,千钵文殊的图像首先在中原出现。至建中元年(780)其汉译本送五台山乾元菩提寺,慧超对其再释,之后由五台山传到敦煌,中唐开始在敦煌佛教艺术中出现。孙晓岗所构建的这一千钵文殊的流传过程主要依据的是《千钵经·序》的内容,但《千钵经》是一部伪经,目前在学界是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刘永增和吕建福分别在他们的文章《敦煌石窟中千臂千钵文殊经变的研究》及《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其影响》中有详细论证,只是刘永增之文侧重对《千钵经》序文部分的考证,吕建福侧重对经文本身的考察,他们共同的观点正如刘永曾在文中所总结的那样,认为《千钵经》实乃华严、梵网与金胎二部之杂糅。因此,该经既不是由不空三藏翻译,亦非菩提三藏所出,实乃五台山文殊信仰高涨之时为迎合大众需求的一个伪作。 此外刘永增在其文中对敦煌千钵文殊的图像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梳理,对每幅作品的保存状况及画面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文中刘永增亦注意到千钵文殊与千手观音往往相对出现,在莫高窟17幅千钵文殊的对面有15幅是千手观音。并且通过图像对比指出,千钵文殊的正大臂的数量在40个左右,明显是受到千手观音的影响。更举出五代时第99窟千钵文殊图像的例子,文殊两侧条幅状的故事画内容不仅与文殊菩萨无关,相反却与另一侧的千手观音相关,为观音菩萨救济诸难之场景,认为《千钵经》的形成及其经变的流传都与千手千眼观音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点上,刘永增与吕建福观点一致。吕建福在其《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影响》一文中说:“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千钵文殊告诉我们,文殊身上出千臂千钵,直接受到千臂千手观世音菩萨形象的启发”, [viii]其例证也主要是基于千钵文殊与千手观音两两相对出现的例子。只是刘永增所做的图像分析更为细致。

至于千钵文殊图像及《千钵经》形成或出现的时间,宿白先生认为尉迟乙僧画千钵文殊在长安中,即703年左右。[ix] 吕建福则依据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提出尉迟所画恐为千手观音而非千钵文殊的观点。他认为千钵文殊的形象大约出现在贞元年间(785-805),而“《千钵经》的最后定型当在千钵文殊之后,但其基本思想应该说与千钵文殊是同步产生的, 而其经本的成形亦与千钵文殊相去不会太远, 因为千钵文殊形象的流行及社会上的承认, 还需要经本的论据和支持。[x]

佛钵是千钵文殊的重要图像学标志,但在这些研究中均未提及为何千钵文殊手中所持的是佛钵,而不是其他器物。既然是在中土所造的“新经”,那么在给主尊设置一些标志性器物时应当还是会遵循、吸纳已有的经理教义,而不是随意安置。

二、千钵文殊

千钵文殊,也叫千臂千钵文殊,其形象类似千手观音,只是千手观音每一只手的手掌心是一只眼睛,而千钵文殊的千手中则拿的是佛钵。莫高窟有千钵文殊的洞窟有17个,中唐5铺:238258288360361窟;晩唐4铺:1454144338窟;五代4铺:99120205窟,西千佛洞16窟;宋代2铺:172380窟;西夏2铺:30460窟。刘永增认为保存千钵文殊像比较早的五个中唐窟,时间为吐蕃统治的后半段的前期,即公元9世纪初叶至839年之前。莫高361窟的千钵文殊是时间较早且较有代表性的一铺。

此铺千钵文殊位于361窟东壁南侧,文殊菩萨双跏趺坐于莲花台上。文殊主体部分一面四臂,其中两臂当胸,右手托佛钵,钵中有坐于须弥山上释迦佛,左手做安慰印。另外两臂至于腹前,双手托钵,钵中佛像与上同。文殊头戴宝冠,冠上化佛,头后有圆形但顶部有尖的头光。身披璎珞、天衣,背后为千钵手,最里面两层的托钵手臂画的比较写实,钵中释迦像均与前钵同,余者均简化处理,仅画出佛钵及托钵手,钵内无释迦。文殊头上有华盖,华盖左右为乘五鹅的月藏菩萨和乘五马的日藏菩萨。在画面的上半部,紧靠千钵圆光的是嬉、鬘、歌、舞四内供菩萨,外侧左右只画出外四供中的灯供菩萨和香供菩萨。画面中部,左右分别为四臂明王和六臂明王。画面下部,山围内须弥山从大海水中涌出,呈束腰状,上部承托千钵文殊的莲座,束腰部由人首龙身的二龙王缠绕,大海水两边各有一位阿修罗和罗刹。画面中密教氛围浓郁(参见图1、图2)。敦煌其他千钵文殊形象与此图大同小异。

千钵文殊周围的菩萨、明王与文殊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不像吉祥天女和婆薮仙人那样是千手观音的专属部众,其凑合拼接的痕迹比较明显。 《千钵经》关于千钵文殊形象的描述如下:

……如来在百宝摩尼宝座上,与共毗卢遮那如来,金刚性海莲华藏会,同说此经;与无量大梵天王等,并与微尘数一切菩萨摩诃萨众说。毗卢遮那如来、法界性海、秘密金刚界、莲华台藏世界海,中有大圣曼殊室利菩萨,现金色身。身上出千臂千手千钵,钵中显现出千释迦,千释迦复现出千百亿化释迦

再来看《梵网经》:

(卢舍那佛)住莲花台藏世界海,其台周遍有千叶,一叶一世界,为千世界。我化为千释迦,据千世界,后就一叶世界。复有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百亿四天下,百亿南阎浮提,百亿菩萨。释迦坐百亿菩提树下,各说汝所问菩提萨心地。其馀九百九十九释迦,各各现千百亿释迦亦复如是。千花上佛是吾化身,千百亿释迦是千释迦化身,吾已为本原,名为卢舍那佛。[i]

这正如吕建福在其文章《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影响》中所说的那样,千钵文殊的形象是依据《梵网经》莲花胎藏界改造,并受到初唐时已经出现的千手观音图像的启发而形成。但由于《千钵经》是一部伪经,其形成时间未必比千钵文殊图像早,那么从《梵网经》中的千释迦化身到千钵文殊图像上的千释迦化身,似乎还少了点“中间环节”,笔者以为这一环节还需从与千钵文殊图像有密切关系的千手观音上寻找。尽管在千手观音图像上看不到千释迦的化身,但其图像所依据的本经却有着不一样的记载。据唐总持寺沙门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所说:

其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像法,武德年中,中天竺婆罗门瞿陀提婆,将此像本来进,入内即不出。通案梵本,只言千眼千臂,更无释名。又案梵本,菩萨过去毗婆尸佛,亦现作降伏魔身,千眼中各出一佛,以为贤劫千佛也。千臂各各化出一转轮圣王,此菩萨降魔身中最为第一。[ii]

此为千手观音参考的本经之一,与此内容相似的还有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依经文所讲,千手观音的手中,不仅有千眼而且眼中各出一佛,是为贤劫千佛。关于千手观音的经典早就译出,对于千钵文殊的创造者来说,除了直接借鉴千手观音的图像外,想必相关经典也是他们所关注的。千眼中各出一佛当是千钵中各有一释迦的意象来源,而这种意象也与《梵网经》契合。至于化现出的是贤劫千佛还是释迦,从图像上没有根本差别。之所以千手观音图像上没有表现千佛,可能是出于画面效果的考虑,形象太多会使画面杂乱。其实这点我们从千钵文殊上也能看到,在361窟的千钵文殊图像上,千钵中的千释迦并没有全部表现出来,钵中有释迦的也只是最里面两层佛钵以及四只正身手臂中托着的两个佛钵,余者只画佛钵和手。这也是匠师在处理艺术与教义关系问题上会优先考虑艺术效果的一种处理方式。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掌中的千眼是与她的神格密切相关的,但千钵文殊中的佛钵与文殊是何关系呢?

吕建福在其文章中说:“按《梵网经》只许以千手代替千叶就行了,又何必多出个千钵来呢?至于为什么以钵来改造或代替眼睛,目前尚不明了。”[iii]就文殊手中的持物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经夹和剑,《广清凉传》的作者延一法师,在其书中转述《金刚顶经[iv]金刚觉大菩萨三摩地一切如来智品》后说“此是诸如来般若波罗蜜能破诸怨敌。灭罪中为最。故(文殊)菩萨左手持梵夹。表般若体。自性清净。右手持釰。表般若用。断除众生烦恼怨敌。”[v] 时至今日,佛教显、密系统中文殊的标志物也仍然是梵夹与剑(釰)。但在唐代,对于千钵文殊(不论是像还是经)的创造者来说,在千手文殊手中持物的选择上不会是随意的,他们一定会对关于文殊的文献进行综合考察,根据已有的经文教义并结合当时的佛教背景,最后选择出他们认为最满意的千手文殊的持物。创造者之用心,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提示,即循着钵、释迦及文殊的关系寻找答案。

三、佛钵信仰、传法思想与文殊

千钵文殊所持的钵也叫佛钵,形状类似一个大碗,在佛教中是僧侣们吃饭的用具,特别是早期佛教,僧侣们实行托钵乞食的生活,用的就是这种大碗。释迦佛亦不例外,他住世时也是使用这样的一个钵进食的。但根据佛教典籍,释迦的钵颇具神异色彩,如成道时四天王献钵,四钵共成一钵;释迦以神道力降服火龙,将其化至钵中,收服迦叶及五百弟子皆成沙门;又如教化鬼子母的故事,这是后世佛画《揭钵图》的由来。凡此种种,关于佛钵神奇事迹的记载佛教典籍中不少,其能独立发展成一种信仰,此类神异事迹当为一重要原因。关于佛钵信仰大约在25世纪时在西北印度形成中心,并影响到中印、南印以及我国新疆等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遗存中常常能看到供养佛钵的画面(图3),且佛钵供养常常与未来佛弥勒菩萨组合(图4),[vi]这反映出当时犍陀罗地区的佛钵信仰状况。在中原虽无明显佛钵信仰,但佛钵信仰是作为一种潜流意念存在,成为传法思想发展的依托形式。[vii]中外学者均有相关研究,[viii]此不赘叙。

其实佛钵与弥勒菩萨的组合还显示出传法思想,[i]而且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也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早期文献《法显传》法显听天竺道人诵经中有一段记述,经曰:“钵去已,佛法渐灭。佛法灭后,人寿转短。”钵的去留与佛法的存亡相关,佛钵再次出现时,便是弥勒成道之时,即天竺道人所说的“至弥勒将成道时,钵还分为四,复本频那山上。弥勒成道已,四天王,当复应念佛,如先佛法。贤劫千佛,共用此钵。”钵、释迦和弥勒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但钵、释迦和文殊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查阅经典,在译者已失附于西晋译经之后的《佛说放钵经》中对三者关系有详细说明。经中说,由于释迦看到诸天子修行之心有所退转,于是化现了一个端正无比之人,“令持百味饭至佛所前,长跪叉手作礼,白佛言:愿佛哀我,受此饭。佛便受之。坐中有菩萨在佛前坐,字文殊师利,白佛言:当念故恩。座中诸菩萨,悉闻展转相问。文殊师利,前世有何等恩施于佛,而复欲得佛饭?”[ii] 佛见众人心生疑惑,便借机说法。于是佛舍钵于地,钵便下入地中至赖毗罗耶佛刹,刹名波陀沙。佛先后令摩诃目揵连、舍利弗、摩诃迦叶入三昧寻佛钵所在,但均无果。最后只有文殊菩萨探得佛钵处。文殊探钵时,诸佛刹皆大震动。之后舍利弗又问佛,文殊有何恩曾施与佛,为何开始时文殊师利说 “当念故恩”?佛告舍利弗,“佛本文殊所教化,令作功德成佛。”详见经文所记:

佛语舍利弗,乃前世无数劫,时有佛,字罗陀那只,有六万比丘阿罗汉,七亿二千万人。诸菩萨中,有一菩萨,字惹那罗耶朝起入城分卫,得满钵,来还从街上行。有一乳母,长者子,字惟摩罗波休,息(见)沙门持钵便下。乳母抱趣沙门所,沙门以石蜜饼授与小儿。小儿啖之大美,便随沙门去。乳母逐护之,小儿啖尽,尽便还故(顾)。意欲还去沙门,复取饼授之。儿啖饼随沙门出城到佛所,见佛端正,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视之无厌。见诸菩萨比丘大欢喜,沙门便教小儿澡手漱口,便持钵饼与小儿,令饭佛,汝今得安隐,后得其福。小儿取授钵饼,持至佛前,以手接饼,着佛钵中。复过与诸菩萨比丘皆悉满足,食饱,饼钵如故。如是饭佛菩萨及比丘僧七日,小儿大欢喜,自说我日持一饼,饭佛菩萨及比丘僧,七日饭满,我必得福,因是一功德得佛[iii]

文中“沙门”即指惹那罗耶菩萨,继而佛又言:

……此是本时恩也。惹那罗耶菩萨,今文殊是也。时小儿维摩罗波休者,我身是也。今我得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威神尊贵,度脱十方一切 众生者,皆文殊师利之恩,本是我师。前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者,亦是其威神恩力所致,譬如世间小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佛说是经时。忉利天上二百菩萨自念,佛本文殊所教化,令作功德成佛。文殊何以故,在佛前不成佛耶?佛言:文殊深入善权,广化众生,故未取道。[iv]

经中明确指出前世文殊师利是释迦之师,而且还说“前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而文殊之所以不成佛,则是因为“文殊深入善权,广化众生,故未取道”。除了《佛说放钵经》,在相对较早一些的佛教典籍中也都有着相似记载。如《华严经》:

文殊师利,满足无量亿那由他菩萨愿行,常为无量亿那由他诸佛之母。又为无量亿那由他诸菩萨师,勇猛精进教化众生,名称普闻十方世界,常於一切诸佛众中为大法师。[v]

又如唐澄观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

……皆是文殊教令发心。然犹带数,故今显实。实为一切佛母,不可穷其始末。岂独释迦之师者。即前所引《处胎经》云:昔为能仁师,今为佛弟子。二尊不并化,故我为菩萨。[vi]

这其中的说法显然与《放钵经》是一致的。而更有趣的是,梁朝法云在《妙法莲华经义记》中还说出了我们所熟悉的竖三世佛与文殊的关系:

昔日日月灯明,佛在俗有八子。此八子昔日是文殊弟子,文殊教化八子皆成佛道。八子之中,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燃灯佛即是定光,定光佛即是释迦之师,释迦复是弥勒之师。然则文殊即是释迦祖师,若据弥勒,曾祖师也。[vii]

这里的传法世系更为明确,但不论文殊是释迦之师还是祖师,他们之间存在师承关系是不变的。

当然,在这些典籍中《放钵经》把佛钵、文殊和释迦的关系表达的最为明确。故事起因源于佛陀放钵入地,佛陀的三大弟子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访得佛钵下落,最后是文殊菩萨探得钵处。而之所以只有文殊有此神力则是因为在往劫前,当释迦佛还是维摩罗波休小儿时,得文殊菩萨教化,教维摩罗波休拿钵中的饼去供养佛,佛则接过饼放在自己的钵中,受供养者不只是佛,还有诸菩萨及比丘,小儿如是供养七天,因此功德而后世成佛。这里钵为纽带,成就了文殊与释迦往劫前的师徒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出现了未来佛弥勒。三大弟子寻佛钵不见,最后舍利佛求助弥勒菩萨,是弥勒提出由文殊来寻钵:

舍利弗白弥勒菩萨言:仁者,高才功德已满,智慧备足,次当来佛,当知钵处。弥勒菩萨语舍利弗言:我虽次当来佛,功德成满,其行具足,不如文殊师利菩萨,譬如十方恒边沙佛刹,满中万物草木,及尔所菩萨,不能知佛一步之中所念何等。文殊师利菩萨,知深三昧,独文殊师利菩萨,能知佛钵处。[viii]

经中弥勒菩萨说只有文殊菩萨能知佛钵去处,突出了文殊与佛钵不一般的关系。虽然佛钵和法轮都含有对“法”的象征,但法轮更侧重象征佛陀说法,而佛钵则侧重象征佛法的传承。至此我们可以理解,千手文殊的手中必然是要拿佛钵而不是其他器物。

《佛说放钵经》今天看来有些生疏,但在唐以前,在梁代《僧祐出三藏记集录》下第四卷及唐代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第十二卷里都记录了该经(经名为《释迦文放钵经》),这说明约在中唐时千钵文殊的创造者对该经是熟悉的。而且与该经同时记载的还有《佛袈裟经》、《佛钵经》、《佛大衣经》等,这都与佛的衣、钵有关。那些经典有些现在虽已不传,但至少在中唐以前佛学家们对它们是熟悉的。汉地虽无明显佛钵信仰,但至今人们仍用“衣钵传承”来代指佛法或法脉传承,这一现象应与那些译经相关。

四、小结

之所以让千手文殊手持佛钵,里面存在着内在的佛教思想理路,其中佛钵信仰和传法思想起着很大作用。佛钵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典型的代表器物,让文殊这位菩萨手持佛钵,无形中更加提高了他的地位。这与唐以后逐渐兴起,到中唐五代达到极盛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密切相关。其实不惟千钵文殊是那场“造佛运动”的产物,像人们熟悉的“五台山图”、“新样文殊”等也无一不是。它们背后所带出的佛教思、想观念乃至佛菩萨居所的改变,均是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



[i]李静杰:《佛钵信仰、传法思想及其图像》,《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46页。

[ii]失译《佛说放钵经》,《大正藏》第15册,第449页中。

[iii]失译《佛说放钵经》,《大正藏》第15册,第450页下至451页上。

[iv]失译《佛说放钵经》,《大正藏》第15册,第451页上。

[v][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大正藏》第9册,第783页中。

[vi][]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二十八,《大正藏》第36册,第214页下。

[vii][]法云:《妙法莲华经义记》卷二,《大正藏》第20册,第589页下。

[viii]失译《佛说放钵经》,《大正藏》第15册,第449页中至449页下。



[i] [後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上,《大正藏》第24册,第997页下。

[ii] []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上《大正藏》第20册,第87页中。

[iii] 吕建福:《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影响》,《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3期,第8页。

[iv] [] 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大正藏》第18册,第223页中。

[v] []延一:《广清凉传》卷上,《大正藏》第51册,第1104页中。

[vi] 图中虽是一件残像,但从双足上便可以判断此为弥勒像,因为在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其他完整的此类造像可以为证。文中选此图是为了突出供养佛钵的场景。

[vii] 李静杰:《佛钵信仰、传法思想及其图像》,《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48页。

[viii] 李静杰:《佛钵信仰、传法思想及其图像》,《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Harry Fall, "The Buddha's Begging Bowl",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2001,Volume II, pp445-451. Anne Elizabeth Monius. Imagining a place for Buddhism: literary culture and religious community in Tamil-speaking South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2001.



[i] []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第六章第二节“千臂千钵文殊菩萨图”,株式社会 同朋舍,昭和十二年(1937年)初版,昭和六十年(1985年)第二次印刷,第646-649页。

[ii] 吕建福:《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其影响》,《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3期。

[iii]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9-36页。

[iv] 刘永增:《敦煌石窟中千臂千钵文殊经变的研究》,载宽旭主编:《首届大兴善寺唐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

[v] []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第六章第二节“千臂千钵文殊菩萨图”,株式社会 同朋舍,昭和十二年(1937年)初版,昭和六十年(1985年)第二次印刷,第649页。

[vi]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29-36页。

[vii] 同上,第33页。

[viii] 吕建福:《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影响》,《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3期,第8页。

[ix] 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 ) ,《文物》,1989年,第9期,第46页。

[x] 吕建福:《千钵文殊的产生及影响》,《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3期,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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