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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

孙慕天:大师亲炙录拾零
473qiao网络媒体
 
  我一向不愿过多回忆往事,人生有限,宜抓住现在,拼抢未来,自传云尔,无益事也,这是我和某几位老友心意相左的地方。但余生也早,师门长老,音容笑貌,风范举止,真古之遗爱。岁月流逝,遗音杳缈,随着师长前后魂归道山,我心中的点滴光影,亦恐旋踵飘散。目睹时下以自怜自爱自恋为主题的时髦文字,如山样垃圾堆积在身边,使我艰于呼吸视听,不禁感激还有古希腊Diogenes Laertius那样的有心人,留下了《名哲言行录》十大卷;也有中国南朝刘义庆这样的好事者,留下了《世说新语》三十六卷,——遗璧片片,让我们仰之弥高,不至于在市井的喧嚣中沉沦。钱钟书先生曾说:“自传不可信,回忆录亦不可信”,诚哉是言。且不说有意缘饰攀附,自我作古;或私情障目,为贤者讳;光是日久年深,这记忆就不可靠。但网罗旧影,并非宣修国史,不过如负暄瞽叟,说天下三分;或白头宫女,忆天宝旧事。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反正故老们的轶事比之网上那些“宝贝们”的红绿绯闻当然不能博哥哥妹妹们的眼球也。管它呢,且写起来也么哥!
 

  《亲炙拾零》之一:何思敬先生

 
  何思敬先生1896年生,出身日本东京帝大著名《资本论》研究者河上肇门下;左翼文化运动干将,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时,鲁迅正就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他是延安社科院的领导,当时大量马克思主义典籍中译文的译者,曾任毛泽东重庆谈判的法律顾问;是建国后首任政务院委员,后不愿从政,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首任系主任,教授,1969年去世。
 
  “拾零”把何老放在首位,因为他是我的老系主任,在“亲”老师(指人大哲学系本系在册老师)中,他最年长,并非因何老官最大。
 
  我考入人大哲学系时,刚刚17岁,是对一切都好奇的年龄。系里开迎新大会,何老致辞。其实,他当时只有61岁,身材不高,圆胖而白皙的面庞。他讲话的主题是哲学正从理念变成伟大的实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用浓重浙东口音的普通话,高声背诵马克思的一段话:“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当时国内似乎还没有人引用过这句名言,我当然不知道出处,只是感到有一种高尚的东西,冲击着我年轻的心。不久知道,何老正在翻译黑格尔的《大逻辑》,而早在延安时,他就应毛泽东之邀译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给高级将领讲这本书。于是又迫不及待地看了何老译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当然并没有看懂多少。不过,与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有关的一个关键词德文是Entfremdung,英文是alienation,贺麟等先生都译作“异化”,独独何老译作“疏远化”。这个译法,看似直白,甚至有点像鲁迅所说的“硬译”,但日久年深,越来越觉得别有韵味。李白诗曰:“大贤虎变愚不测”,老一代真深不可测也。无论如何,那时反正觉得能投到这样的大师门下,真是三生有幸。
 
  一年后的1958年,“大跃进”来了。“拔白旗”指向了老一代学者,他们被称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别人不说,何老是1932年入党的老革命,连毛泽东都称赞他“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居然也在被“拔”之列。但大字报实在也没有什么好批的,只是一味指责他身居书斋,脱离实际。其实,背景是他对当时大学整天搞体力劳动、破坏正常教学秩序不满,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教育如何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文献摘编,实际上是用老祖宗的话斥责当政者胡搞。我和好友李惠国对系里那些激进派的作法窃窃以为不然,两人嘀咕许久,决定去访问一下何老,名义是有些困惑向先生请教。当时我们在西郊,何老住在城内校本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原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刘和珍君喋血的地方)。忘了是怎么联系的了,反正何老愿意见我们。那是一间拥挤的书房,到处都是书,何老的写字台上是成叠的手稿和堆放着的外文书。我们主要问他对那些批评的看法,没想到他竟说对他的意见都有道理,自己进城以后是不太过问政治了,一心想搞学问,并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我沉浸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大海中不能自拔!”那神情并不是痛苦和自责,倒是一种悠然神往的陶醉。我直到现在还在想,何老是不是非常向往那个黑格尔的“大海”呢?
 
  又过了一年,何老调到人大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任所长,不当我们的系主任了。我的遗憾是始终没有机会真正完整地听何思敬先生一门课。当年他在白色恐怖中,被誉为“摸着屁股骂老蒋”的斗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他大声疾呼:“乾坤一掷,乾坤再造”。微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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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炙拾零之二: 王方名先生

 
  写我的亲老师,先得说给我上大学第一堂课的王方名先生。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脍炙人口的了,但是“头一堂课”同样使人终生难忘。我刚进大学门听的第一堂课,是王方名先生讲的,课程是《逻辑学》。1957年9月17日,方名先生由他的助教张兆梅老师陪着走进教室,他身材粗壮,硕大的头颅,华巅寥落,在我这个少年人的眼里,已经是一位蔼然的老者,其实当时他才41岁。他操着四川口音,劈头一句话是:“逻辑译自希腊文λογικος,词根是λογος,也就是逻各斯,即与语言、思维、理智、规律有关的学问。中国最早使用逻辑一词的是章士钊。”于是,从逻辑学的各种名称说起,历数中印希腊、中古和近代的古典演绎逻辑及古典归纳逻辑的各派源流沿革,以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兴起作结。随之转入正题,辨析逻辑学的主题。我觉得先生一触及这一话题立即兴奋起来,似与对手辩论。他认为逻辑研究的不是思维的内容,而是研究思维的形式;思维形式分为思想形式和逻辑形式两种,思想形式与事实相关,逻辑形式与语言相关;思想形式关涉真假,逻辑形式关涉对错。先生脸泛红光,声音高亢,语流如注,言词犀利,环环相扣,不像讲课,倒像是一场雄辩。我觉得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想跟着先生走上辩台,为他助威。我一生听课可谓多矣,但是这样的导言课却仅此一堂而已。半个世纪过去,重温当年的笔记,我才明白,方名先生讲逻辑学的导言就是铁一样的逻辑,难怪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这个站在逻辑学大门槛的少年的心。
 
  第二天就在学校出版社的门市部买到了王方名著《论形式逻辑问题》,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书。打开一看,序言里写到:“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刚刚接见了我们”,所以决心把自己的观点发表出来,就教于学界。不久就听到师兄们议论,说这位“领导同志”就是毛主席。由于正在开逻辑课,不免对当时国内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关心起来,特别是《哲学研究》和《新建设》上的争论文章,几乎篇篇都找来翻看。这才知道,原来围绕形式逻辑学科性质问题的争论分为两大派:一派主张形式逻辑有阶级性,一派主张没有;前者人多势众,是主流派;后者只有周谷城和王方名两位孤军奋战。周谷老是毛泽东的老相识,毛鼓励他坚持己见,大胆争鸣,并说,人民大学有个王方名,观点和你相同。没想到,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专邀周谷城、王方名谈逻辑问题,在座还有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人,还有我的另一位亲老师黄顺基。毛泽东表示赞同周、王少数派的观点,说:“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我这才明白先生的导言为什么讲的那么精彩。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固执己见,“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才是学者的气象。科学开始于问题,这虽是多年后学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才知道的命题,但是,就在我上大学听的第一堂课上,就凸现了这个治学真谛。罗素说:“哲学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问题本身。”方名先生是个真正有问题意识的学者。
 
  后来,全国逻辑讨论会在人大第十教室召开,我趴在窗户上偷听,方名先生讲《论思维结构和推论的思维结构》,厘清形象思维的结构和抽象思维的结构,认为一个是想象的描述的,一个是推论的概括的。我虽听得囫囵半片,但觉得极富新意。这篇发言不久就在《新建设》上发表了,使我得观全豹,深藏于心。1979年,文学界在哈师大召开全国形象思维问题讨论会,我不知怎么也滥竽其间,并做了《形象思维与认识论》的发言,还得到了张松如(公木)教授的称赞。说起来,我的这篇文章正是在吾师方名先生的观点启发下成文的。那时还看过先生的另一篇论文《论思维史研究》(《学术月刊》,1961年第8期),充满了奇思妙想,文中说他正在解剖现代思维的内部结构,经过几年的工作,目前已经得到二十多组思维分类,并介绍了其中的十组。读了此文,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真想找先生去“问道于斯”。但其时我已五年级了,先生不再有我们的课了,颇觉求教无门。先生在文中说:“‘找寻’就要探索走去。走了一段,就算找到了一段”,这是“由羊肠小道到阳关大道的问题,它完全取决于这个‘走’字”。这真是名家的经验之谈,我后来目睹多人,不是怨天就是尤人,结果一生一事无成,缺的就是方名先生说的这个“走”字,——不曾举步,遑论其他?
 
  就是大一的时候,有一天好像是在讨论教改的全系大会上,由也是搞逻辑的副系主任方华老师主持会议。忘了是一个什么话茬,一位大二的师兄问方华老师:“王方名先生怎么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方老师笑笑,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这个好使!”全场哄堂大笑。
 
  离开母校,世事风云变幻,真是恍如隔世,有时师友重聚,免不了谈起方名先生,才陆续知道老师的坎坷命运。他少年投身革命,青年时代入党,参加抗日战争。建国初“三反”运动中,却因家庭出身牵累,其间涉及高层人事而长期蒙尘,连吴玉章老校长出面都无济于事,文革又遭大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平反,但旧稿尽失,夙愿难偿,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1985年就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那一天,方名先生倚在枕上溘然长逝。
 
  许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正是王方名先生哲嗣,按过去的说法,他还是我的师弟呢!而以研究性问题不断造成轰动效应的李银河女士,当然就是方名师的儿媳了,这真是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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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炙拾零之三:张素诚先生

 
  按时间顺序,刚上大学,我最感兴趣的,除了逻辑学,就是高等数学了。
 
  那时,我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17岁,那是个多么敏感的年龄啊。我们系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样,大一开的课兼顾文理,完全满足了我的求知欲。高中时,我对文理两类课同样痴迷,各科发展比较均衡,报考哲学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招生简章上,特别强调了理科的课程设置。没想到,头一星期就开了数学分析,第一堂课的授课老师居然是科学院数学所副所长关肇直教授,他虽然只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但是却把我对高数的兴趣完全激发起来了。后来是周述歧先生给我们讲完了微积分课。没想到,不久又开了第二门数学课——非欧几何,授课老师就是张素诚先生。
 
  张素诚先生浙江人,是浙江大学苏步青先生的得意门生,获庚款资助赴英,牛津大学博士。给我们讲课时,是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后任《数学学报》主编,著名几何学专家。我不知道当时人大哲学系怎么那样厉害,竟把那么多大学问家请来给我们这帮哲学系低年级大学生讲课。不管怎么说,那天张先生精神抖擞地走进了教室。先生身材不高,圆圆的脸,神态俨然,不苟言笑,操着难懂的浙东萧山话。记得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只有二、三十人,其中还有一些高年级的师兄旁听,因为他们不开这门课。但是,张先生根本不管这些,他开板就唱:“过一点可以作几条已知直线的平行线?一条?为什么?”他在黑板上划着,从欧几里德第五公设的证明,引申到空间几何模型的假设性质,对抽象几何空间和现实物理空间的差别做了比较。然后说:“康德讲空间,那是哲学家的空间;未来的哲学家们,不学几何学,怎么研究哲学?”坐在下面,我激动地不行,似乎心都在发抖,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后来知道,素诚先生与我们这一行渊源颇深,他在浙大时的系主任是中算史权威学者钱宝琮先生,钱先生对素诚师十分器重;而他去英国留学的推荐人,则是李约瑟。他在英国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当然,英国的哲学博士是广义的,包括理科基础学科)。难怪请他给我们讲数学。我们这门非欧几何课共36学时,其实是个导论,但却为我后来读与引力论有关的哲学文献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知识。有一段时间,我特想弄弄空间观念的发展问题,甚至打算把苏联几何学家卡甘的《几何学的历史发展》译成中文。可惜,课堂听的那点东西远远不够,忘了素诚师说的,现在这门课只是个引论,要登堂入室,还要学他推荐的参考书。我自知此生没有能力下那样的功夫,只好望洋兴叹,并因此不仅更深切地认识到学海无涯,也懂得了术业有专攻,不能自不量力,必须讲究能行性原理。
 
  张素诚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几何学大师。我知道的,是他在拓扑学领域关于A2n (n>2)多面体法形式的研究,被称作张素诚法复合形。这样的大数学家放下自己的研究,一请就到,给我这样的毛孩子讲课,按今天的价值观,简直是天方夜谭。而素诚师讲课却严肃认真,一本正经,好像认为我们将来都能得菲尔兹奖似的。有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同学可能是因为听不懂,一直没记笔记,素诚师从讲台上下来,走到他旁边,问:“为什么不记笔记?”这位同学嗫嚅着说:“我跟不上,没记下来……课后我找同学补上。”素诚师拍拍他的肩膀,神情严肃地说:“我期待着!”多少年了,我有时会想,在素诚师那一代学者心中,学生真是他们的上帝。
 
  大约就是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苏步青教授见到他当年的学生张素诚,赠诗一首:“三十年前在贵州,曾因奇异点生愁,为今老去申江后,喜见故人争上游。”苏老是国内几何学的泰山北斗,当时在上海复旦,所以说“老去申江”;见到自己弟子学术大进,喜不自胜。静心窃思,面对当年的师长,时至今日,我是否能给他们这样的喜乐?惭愧,惭愧,唯有继续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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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炙拾零之四: 张厚灿先生

 
  踏进大学校门听的第一门课是逻辑学,而第二门课则是心理学。想来系里认为心理学是哲学系学生的知识根柢,所以安排了一学期的课时。按当时人大哲学系的惯例,新开课的导论总是请一位该学科资深大家主讲,心理学也不例外。导论课是由北师大教育心理系主任彭飞教授讲授。但恕我不敬,这次课并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倒是第二周换了一位女老师,她才是我们这门课真正的主讲教师。我一生听过课的女老师可谓多矣,但若问我一位女教师的形象应当是什么样子,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就像张厚灿老师那样!
 
  张厚灿先生当时是北师大教育心理学系的讲师。上课的时候,我只觉得她迈着轻盈的步子姗姗走来,微微颔首,用柔美圆润的京片子,甜甜地笑着说出自己的名字。她看上去很稳重,像是已逾而立之年;但又像阳光下绽放的芙蕖,涵蕴着蓬勃的朝气。修长高挑的身材,穿着一袭天青色的暗格薄呢套装,端丽清雅,亲切地看着台下,像是随时准备应我们的要求施以援手。我心里想,真不愧是心理学老师,还没讲课就让学生对她倾心了。
 
  但我很快发现,厚灿老师的魅力其实不在外表,而在于她的授课内容。一个学期下来,心理学课十二章厚灿师讲了十一章,64学时,全部内容贯穿着她的一句话:“人的一切皆由主动性决定。”这是她整个讲课内容的红线,她是在讲人,是在塑造我们的人格,也是在美化我们的灵魂。厚灿师告诉我们:人的心理类型虽是先天遗传,但后天环境早已改变了它,“类型”云者,其实是先天秉赋和后天习得的“合金”,看你自己走的是哪一条生活之路;人的反射是第二信号系统的条件反射,有无限多级,这种潜能等待你去开掘,看你有没有这种自觉;人的感受虽直接源于外界刺激,但人面对这些刺激却有独立性,不会成为环境的俘虏,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信念、目的掌控自己的感受,看你内心是否强大;人的行为是否成功与随意注意关系极大,心思浮动,飘忽不定的人,终究一事无成,但人有意志,能稳住心神,保持内心的宁谧,愈是清醒的人愈是专注,看你是否有这样的自控力……。人不是动物,不能受本能欲望支配而恣意妄为,人美在心。就在那一学期,我系一位女生沉湎在私情中,最后自杀被救,终致退学。厚灿师显得特别悲悯,对我们说:“要巩固建筑物,不要修补已经崩溃的楼宇啊!”那时我觉得,她真像慈爱的女神。
 
  厚灿师博闻强记,显然有深厚的学养。有一次讲记忆时,谈到识记问题,我们请老师特别讲讲强化记忆的窍门。她随手在黑板上画了那个有名的遗忘曲线,然后说,根据规律和自己的体会,集中记忆不如分散记忆效果好。有实验表明,为记住一个资料一共复习24次,若每天复习8次共用3天,记忆率是18%;每天复习6次共用4天,记忆率是39%;每天复习两次共用12天,记忆率是53%。这番话我马上记在听课笔记上,现在翻出来看,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厚灿师全凭记忆,信口道来,真是心仪不已,觉得她又像智慧的女神。
 
  课结束了,厚灿师也不会每周来人大给我们讲课了,我有点怅然若失,心里时常萦回着她的影子,总觉得这个老师身上有些什么东西和常人不同,大概是一种气质吧;虽然作为学生只是坐在课堂里听课,并没有私下的交往,但这种感觉却始终挥之不去。大概是两年后,张懋泽先生到我们班蹲点。张先生刚从莫斯科大学留学归来,我常缠着他讨教。那次好像是去颐和园春游,我顺便问起他是否和张厚灿老师相熟,并说起我的印象。懋泽师笑着说:“你不知道啊,张厚灿老师是张之洞的孙女啊!”我顿时一震,想再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张文襄公虽是封建官僚,却是辜鸿铭所说的“儒臣”,饱读诗书,极有见地;姑不论其功过,仅《书目问答》一书和“中体西用”之论,就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他有一副联语:“海到无边天是岸,山高绝顶我为峰”,可谓气冲牛斗。这样的家世,有流风余韵传之后人,夫复何疑。
 
  厚灿师现在是国内心理学的宗师,曾任北师大教育心理系主任,心理学界领军人物多出门下。师虽年届八秩,仍出任国务院参事,国际心理学会执行主席。看报道,2006年11月23日在天桥剧场公演话剧《张之洞》,厚灿师以后人身份应邀出席。我还听说,她就青年人自杀问题,曾应某团体之请题词。厚灿师写到:“珍惜生命,关爱健康,共享七彩人生”,我当即想到念书时她听到同学自杀时说过的话,——啊,我的老师,您永远是美丽、慈爱、智慧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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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炙拾零之五: 萧前先生

 
  在我大学的亲老师中,私人过从最亲密的是萧前先生。古语说:“近乡情祛”,我则是“近亲情祛”;与老师有那么多的日常交往,反而时时忘记反思先生的学术人格,以致竟有一种“亲而疏”的感觉。也许这是加缪所说的荒谬感之一种吧。2007年,我赴美访学,先听到龚育之老师蘧归道山,不久又接到萧前师仙逝的噩耗。我随即写了回忆龚师的一篇文字《如沐春风,恩泽长在》;并且特别想好好写写我最亲密的授业恩师萧前先生,但是每当提笔却总是心如沸羹,竟至不知从何说起,蹉跎至今,仍然觉得茫无头绪。想起季羡林大师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的话:“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答案是,对陈先生的回忆太珍贵、太神圣了,生怕玷污了这感情。以区区在下之平庸,当然不能妄然比附大师,但季老的话却使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如此踌躇:我曾多次伴随萧师左右,亲聆謦欬,但我有能力写出学者萧前的精神世界吗?身为弟子不能回报师恩,已属愧怍无地,倘因文字玷污了老师的高大形象,岂非罪莫大焉?但是,此次发表系列博文,如果再有意避开,且不说对不起恩师,也承受不住良心的重压。
 
  我第一次注意到萧前老师的名字,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我系高班的李德在哈三中时,就是我上一年级的学长,先我一年考入人大哲学系,我在中学时就很佩服他的学识。不幸的是,他于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他那本记录“反动言论”的日记被作为反面教材公诸于众;日记中说到许多老师对他的无端指责,并表示强烈不满,唯独对萧师却用的是学术辩论的口气,似乎不是政治分歧,而是师生之间在学理问题上的争执。由于对李德师兄的关心,不免留意他在那场政治风暴中的每一件事,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现在想来,这事其实曲折凸显出萧师的人品:他不做妄论,不以势压人;他那忠厚长者的口碑,确是其来有自啊!
 
  当然,作为刚入学的新生,最好奇的就是系里的名教授,学长们议论得最多的就有萧师大名,说他是“中国的康斯坦丁诺夫”。这位康斯坦丁诺夫是苏联院士,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名噪一时。我当时知道的是,萧师曾于1955年发表了《关于我国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文,在当时因中央党校领导人杨献珍的观点而引发的那场轰动学界的争论中,颖脱而出,备受关注。而且知道他曾任以专家身份在人大哲学系工作的苏联著名哲学家凯列的助手。由于低年级不开专业课,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听到萧师的课。1959年,大跃进的狂热冷却下来,我却连续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萧师的两篇论文:《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分明是总结大跃进违背经济建设规律的错误,清算其认识论根源。但不久,庐山会议召开,在反右倾中,许多人因为对“三面红旗”的态度罹罪;再以后,邓拓更因发表像《伟大的空话》一类文字,被当作文革祭旗的政治羔羊。我不知道当时萧师的遭际,只听说师母因为受到反右倾的冲击自戕身亡。就是那段时间里,我有一次在颐和园,偶然看到萧师手牵着他幼小的女儿,默默地在昆明湖畔徘徊,身上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消瘦清癯,看上去那么孤独,我年轻的心不由得一阵颤抖。
 
  真正听萧师的课是1961年,我已是大四学生了,是《辩证逻辑》课。恩格斯曾把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比作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学界致力于辩证逻辑研究的人不多,而在国内哲学系系统开出这门课,大概我系是破天荒第一次。(据我所知,直到1980年才有七所院校编的《辩证逻辑》教材问世。)授课老师排出最强的阵容:萧前、于光远、关锋、吴传启,领衔主讲是萧师。萧师时年37岁,挺拔的身材,油亮的波状乌发,白皙的面庞,高高的隆准,宽阔的额头,英气逼人。陈先达老师后来曾有诗回忆当时的萧公:“玉树临风英姿爽”,确实十分贴切。萧师的开讲导言是《宇宙观和辩证思维方法》。他先说,不久前,他和一批学者去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专门考察原始思维,收获很大;人类思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辩证的,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研究辩证逻辑就是从事人体解剖。这使我意识到,这门课显然是最新科研成果的展示,我能在第一时间先听为快,真是一大幸事。萧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哲学的作用不是去直接解决具体的实证问题,而是提供思维方法,按恩格斯的说法,科学已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剩下的只有逻辑和辩证法;但是,恩格斯又说辩证法是宇宙的一般规律,这岂不是相互矛盾吗?不矛盾,因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我们只能在思想的逻辑和主观辩证法中把握宇宙的辩证规律。”可惜,由于当时学力不逮,没有理解萧师思想的深刻性;后来,通过长期的学术研究,我才知道,这正是对哲学本性的深刻揭示;哲学不是先验的原则,仅仅是启发性的智慧,或用当时萧师的话说:“哲学解决的是纯粹的思想方法问题”。想起后来我在苏联亲历的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以及西方对公认观点(received view)的批判,不能不特别叹服萧师思想的超前和深邃。多少年后,有一次我和萧师提起这门课,他说:“课堂笔记你还留着?什么时候给我看看,那门课还是有点意思的。”我听课笔记的书法一塌糊涂,满纸涂鸦,怎能给老师看呢?只好说,我整理一下再给您看。回想起来,我这样搪塞老师,真是罪过。
 
  师门五年,难忘师恩,虽然远离母校,却不免时时关注老师的行止。1963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萧师的文章《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轰动一时,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被周恩来热情地称作“青年哲学家”。我觉得老师在实践自己的哲学观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不久“史无前例”的日子把萧师卷入了漩涡,听说他被诬为“黑手”而蒙难。改革开放了,萧师也已步入天命之年,但是他生命的高潮时代却刚刚到来。1980年,他在《红旗》上发表《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久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论实践的形式》,并主编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一书,在国内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以后,他全力投入对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的研究,始终旗帜鲜明地批判“左”的思想倾向。同时,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致力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教材的编写。他的这些工作,使他成为继李达、艾思奇之后,中国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之一。他出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学科的召集人,各大学为评学位点争相找他求助,可谓炙手可热。但对萧师的治学方式也有人颇有微词。直到最近,我的一位学生还问我:“萧前先生名满天下,但是他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这是许多人提出过的问题。是的,萧师没有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写出大部头的理论专著;但是,他坚持哲学的本性是启迪智慧,武装人的头脑,提出一系列极富启发意义的论题,并通过哲学宣传和教育推动社会进步,这难道不正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吗?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用著名传记作家斯通的话说,教学是苏格拉底毕生从事的行业,他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工作,他的魅力在于他那“使别人变好”的力量。萧师正是这样的哲学家。萧师最关心的就是哲学如何为实践服务,他毕生从事的工作就是把哲学交给广大公众。1990年,几位朋友商议编一本关于方法的工具书,把哲学方法、各门学科的方法和生活中的一些常用方法会聚一起,为学习和工作提供方便,取名《实用方法词典》,由我出任主编。我想起萧师一贯力主哲学的任务是提供思想方法,便敦请萧师为词典作序,萧师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几天后,就把一篇非常精彩的序文寄给了我。序言深刻阐发了方法和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认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实践靠直觉和摸索,社会化大生产和科技进步时代离开方法则寸步难行,指出:“在近现代,所有在认识和实践上的突破,都来自方法”,并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辩证唯物主义的力量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我觉得这篇千字短序是一篇颇有分量的哲学文献,是萧师基本哲学观点的深刻昭示。1996年,萧师来哈,我请老师给我的研究生讲一次课,他说:“我讲个题目——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并说:“现在光讲解放思想,离开客观实际往什么方向解放?”他在讲课中,深入阐明了解放思想是自由,实事求是是必然,这是基本的辩证法。萧师越讲越激动,突然呛咳起来,我在老师身边,请他喝口水,给他敲背,都无济于事;我急得不行,赶快宣布休息,跑到外面的药店,买来止咳药。萧师说,没事,接着讲。事后他告诉我,当时他想起近来一些令人不快的人和事,有些动感情。
 
  其实,我和萧师的个人交往始于文革之后。一直到1979年,我才在成都锦江宾馆自然辩证法工作会议上再见到萧师,会间休息时,我趋前问候,报上名字,萧师马上说:“我知道你这个学生。”我说:“在校时我并未直接找过老师,您怎么知道我呢?”萧师说:“我们系有两个牧师后代,一个是56的女生林锡安,父亲是福州的牧师;一个是57的男生孙慕天,父亲是哈尔滨的牧师,谁不知道啊!”我们都笑了。接着问起我的工作,我透露了想做一点苏联学者对西方科学哲学评介方面的研究,他立即表示支持,并说:“不能忽略苏联,不能忽略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教训太多,你年轻,这个领域不能放弃啊!”1987年,我主持召开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讨论会,请萧师莅临指导,没想到老师专程来到哈尔滨,并由我陪同前往兴凯湖畔参加会议。萧师在开幕式上致词说,研究苏联要改变一下眼光,不能只盯着米丁等老派的人物,而是要特别注意六十年代崛起的一代有改革思想的新人。萧师的学术眼光太犀利了,这正是研究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关键;以后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始终力图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它成了我那本《跋涉的理性》的主题。九十年代初,苏联改革派哲学家的旗手斯焦宾来华,由萧师接待。萧师通知我到北京来,并请我帮忙搞一点翻译。可惜当时我正在满洲里,未能分身前往,辜负了老师的厚望,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十分遗憾。
 
  陈先达先生咏萧师的诗句有:“播火传薪启后世”。萧师对弟子的大爱是举世闻名的。1985年,我突然接到李德顺师弟的信,转达萧师的意思。德顺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价值论,但因不懂俄语,要我帮忙查阅苏联关于价值论研究的资料,并随信寄来Б.Г.库兹涅佐夫的两部著作《认识的价值》和《现代科学与哲学》。我觉得这两本书很有价值,随即将其译成中文,并将译稿寄给德顺参考。翌年德顺35万字的博士论文《价值论的基础:价值,自由——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引论》通过学位答辩,并成为国内价值论研究的开山之作。不久我收到萧师的信,对我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说,你为此付出了这么多劳动,我已将译稿推荐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建议公开出版。1987年,这两部书果然问世并且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稿酬。翻出萧师当年的来信,看着那熟悉的字体和亲切的话语,仍然感到一股热流传遍全身,心里蓦地涌出一句话:“忘记师恩就意味着背叛!”我曾于1981年和1992年两次把我的学生推荐给萧师,一个读硕士,一个读博士,萧师慨然接纳,其间有些事曾颇使老师为难,但他却宽厚地包容了,对我一字不提。
 
  萧师不仅视我为弟子,而且视我为子弟,在萧师身边,我感受到了传统中国大学特有的那种师生关系。在我面前他把自己的真性情完全展示出来,使我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哲人的人性光辉。1991年,萧师突然打电话来,让我给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并且说最好就在你们学校。那时哈师大还没有贵宾楼,只有一个普通的招待所,连单人间都没有。萧师来后,我说在附近找一个好一点的宾馆吧,他却执意不肯,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他只是要求我每天中午送他去林大教工宿舍,并告诉我,他的堂兄萧前柱是林大教授,这次来有点私事要办。于是,我每天陪老师步行去林大,路上给我讲了他的许多经历:师原名萧前棻,1944年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和李政道是同学,参加了1•21民主运动;1946年到台北大学任教,后经吴晗介绍到华北大学,以后转到人民大学哲学系,等等。(后来,我看到一些介绍萧师的文章,都未提到他在台北这段经历。)几天后,萧师说今天你也去见见我的堂兄吧,我这次来是堂兄给我介绍了一个人,是哈市防疫站的医生。我惊喜地问:是未来的师母吧?萧师笑着说,你帮我看看。那天,我看到了这位优雅端庄的新师母,心里真为老师高兴。老师多年独身,身边一个精神不好的女儿,真是情何以堪。在回来的路上,萧师幽默地说:“她叫潘瑰智,什么瑰智,是桂芝吧?”但我看出老师十分满意。后来我和师兄张奎良约齐十位校友,给老师和师母庆祝了一下。几天后,师母一定要我去她家吃饭,我和奎良兄先陪萧师在松花江畅游,回到师母住处,开怀畅饮五粮液,弄得大醉。从此师母就把我当成子侄一样。有一次我去人大林园看萧师,一进门老师就说:“师母听说你来,特地去采购,你今天留下吃火锅。”1996年,我骤接师母电报,告诉我萧师突发脑溢血,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闻讯我当即乘飞机赴京赶往医院,幸好师母是医生,处理得当,抢救及时,已经脱离危险。萧师抓住我的手说:“慕天,生死搏斗的滋味不好受啊!”看到乐观的老师,我不仅怆然泣下。
 
  萧师说:“如果哲学是一条长河,我就是这长河中的一滴水。”病后的萧师仍然坚持哲学思考,写出好些有分量的论文,并为自己仍能背诵经典著作而欣慰。由于脑溢血后遗症,左半边身子不灵,他自嘲说:“谁让我反‘左’呢!”听我说在莫斯科买到原东德狄茨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他即嘱我把目录译出来给他看。有一次,谈到哲学的贫困,我随口念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哲学是其它一切学科的母亲,它生育并抚养了其它学科。因此人们不应该因为哲学的赤身露体和贫困而对她进行嘲弄,而是应该希望她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会有一部分遗传给它的子孙,这样他们就不至于流于庸俗了。”萧师认为这话说的很到位,马上叫拿纸笔,让我把这句话给他写下来。他说过:“哲学就是我的生命。”我想起洪谦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有人是哲学专门家,把哲学当成职业;而哲学家是信仰他的哲学的哲人。哲人是真正的人,我看过萧师书桌前的座右铭:“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萧师,不管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有千般诱惑,学生立志追随你的脚步,做真人,求真学,把你当作生命的哲学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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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炙拾零之六: 贺麟先生

 
  大学五年,在老师中,讲课最多的是贺麟先生。按《拾零之一》立的标准,“亲老师”指“人大哲学系本系在册”老师,贺麟先生不能在亲老师之列;但当时人大哲学系颇特殊,似乎是为了建设所谓“东方莫斯科大学”的需要,尽可能调集学界耆宿,来充任一些主要课程的主讲。贺师当时已离开北大就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就西方哲学说,特别是黑格尔研究,国内学人中似尚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们57级大三的黑格尔哲学便由贺师开设。
 
  贺麟先生不是“在册老师”,但我却始终把他当作真正的亲老师,而这却不是因为他是著名大师而有意攀附。
 
  1960年春天的一天,贺麟先生出现在人大第十教室的课堂上。师时年五十有八,身着灰黑色中山装,中等身材,头发花白,乍一看不过是个普通的老者。但见老师从皮包里拿出一摞讲稿,开头就说:“按计划这门课应当包括四个部分:1、黑格尔早年著作,含《耶拿逻辑》和《耶拿现实哲学》;2、《精神现象学》;3、逻辑学,主要是《小逻辑》并参考《大逻辑》;4、应用逻辑学,含《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贺师补充说:“西方很多哲学家认为,1923年才出版的《耶拿逻辑》比他的《大逻辑》还重要,这虽是偏见,但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不过因为学时限制,我们只能开《精神现象学》和《小逻辑》。”这样娓娓道来,那种常人的神态不见了,只见贺师目光如炬,声音清朗,舒缓的语流,深邃的哲思,睿智的警语,渊博的学识,真是字字珠玑。这样的课,每周一次三个学时,竟整整开了一年,总共120学时,成为我们老师中授课时数最多的,所以至少从授课量说,贺师当然是“比亲老师还亲老师”的老师。
 
  韩愈有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论者说,“道在即师在”是千古绝议。听贺师的课,就是闻道于斯。学界公认,熊十力的新唯识、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新知识、贺麟的新心学,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四大原创。贺师发挥新心学理论是在抗战期间,他讲的心是“逻辑的心”,即逻辑法则,是普遍规律;他讲的意是“行为之范”,即价值指针,是理想主义。其实,这就是贺师吸纳了西方哲学思想资源改造传统儒学所独创的“正心诚意”论。二十年后,在新的语境下,尽管贺师确实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我觉得他思想的这个主体并没有放弃,他的课对我影响最深的也正是逻辑的科学推理和生命的人性体验之间的有机统一。在贺师的课堂上,我每每觉得贺师是在讲他对往圣先哲的心灵体悟,是在向我们倾诉自己的心路历程。有意思的是,贺师上半年讲《精神现象学》,主旨是从人生经验阐释意识在历史上的各个形态,充满了真实的生命体验,是“万里寻亲”(贺师的原话),走向理想的精神境界,“获得精神的全部财富”,进达于理想性,这是“由物求理”。下半年讲《小逻辑》,主旨是从逻辑范畴的矛盾展开,演绎辩证方法论,特别强调了概念是与特殊相结合、通过扬弃低级概念、经过对立冲突而实现的过程,从而进达于真理性,这是“由理求理”。有一次,讲到康德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贺师随口背诵康德的那句名言:“有两件东西给我以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敬畏之感,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贺师接着说,这叫做:“位我上者,灿烂星空;在我心者,道德律令。”他停了一下,笑了笑,又说:“用我们中国古话说,就是上有日月星辰,内有天理良心。”这真是妙极了,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后来,我不断回想起贺师的这次课,觉得把科学认识和生命体验融为一体,正是贺师哲学思想的精髓,这是他的道,也是他对自己整个人生的诠释。我此生治学做人力求谨遵贺师所指出的这一治学做人的金律,所以从传道和育人说,贺师同样是“比亲老师还亲老师”的老师。
 
  听贺师的课,我总是早早到教室抢占靠前的座位,因为贺师习惯把专业词汇的原文写在黑板上,我眼睛近视,生怕看不清。贺师的讲稿很特别,不是笔记本,而是16开的散页白纸,远远望去,只觉得写的密密麻麻,字体极小。课间休息,我好奇地走上讲台看老师的讲稿,只见整个讲稿全是用德文写成,我惊诧莫名;不想贺师回到讲台上,我不好意思地说:“刚才有段话没记下来,想看看老师的讲稿。——老师,怎么全是德文呐?”贺师和蔼地笑着反问:“《精神现象学》是用哪种语言写的呀?”不等我回答,贺师就要我指出是哪段话没记下来,随即把那段话译给我听。原来,《精神现象学》还没有中译本,贺师是直接根据原文给我们讲课。事实上,贺师当时已着手翻译此书,译本直到两年后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贺师所写的“译者导言”正是给我们上《精神现象学》第一堂课导论的讲稿。中国首次系统开设《精神现象学》这门原著课的就是我们班,以后哪个学校还开过这门课不得而知,但即使开了,也不会是贺麟先生主讲了。在这方面,我始终是幸运儿。
 
  贺师说:“科学家贵高明,哲学家重精神”。我的体会是,高明指的是在认识事物本质上所达到的程度,精神指的是在领悟生命价值上所进入的境界。贺师特别指出,恩格斯说《精神现象学》是精神的胚胎学,海姆说《精神现象学》是意识发展史(R.Haym:Hegel und seine Zeit),都是说精神像人一样有自己的历史和传记,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半年的学习,贺师领着我们,在黑格尔指点的精神旅途的每一驿站上驻足,从古论今,以中喻西,引导我这样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体会精神世界的博大和渊深:
 
  ——精神的第一要义是独立自由。精神总会突破地位、财富、权势的羁绊,扬弃对象化,超脱异化,实现自我创造。主人统治奴隶,而奴隶在替主人劳作的过程中,教养了自己,从畏惧,到操劳,到教养,到解放,“对主的畏惧,是智慧的开端”;主人在对奴隶的依赖中,反而失去了独立性,处处受制于奴隶。结果,奴隶成了主人的主人,主人成了奴隶的奴隶。贺师结论说:“奴役他人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人性的觉醒就是高举理想的旗帜。自我意识的张扬是从认识事物转向认识自己,叫做“向外格物穷理,向内明心见性”。由苦行到纵欲,然后发现自我意识,从而转向人本主义,认识到神即我,由此“我思故我在”,走向理性。“理性即是意识确信它自己是一切的实在”,这就是理性王国,而凡是理想的即是我们的。
 
  ——能动的理性忘我地献身公众事业才有快乐的人生。理性讴歌“生命是绿的”,寻求个人的快乐:或放纵情欲,如浮士德把自己交给靡非斯特;或以内心法则幻想主观浪漫的快乐,为琐宵的兴趣所左右。这样做求乐反得苦,须知乐观不是观乐。肤浅轻易地活着,恬嬉苟安的乐观,是出于愚昧无知。乐观是信心观,是希望观,是对于世界的将来抱有信心;而人类最纯洁、最普遍、乐与思最不可分的感情就是仁爱。个人的快乐是孤立的,牺牲个人私利,从世界享乐,走向世界改善,再走向世界斗争,进达于绝对精神的王国,才有真正的欢乐。贝多芬的《欢乐颂》是歌唱永恒的欢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辉照大地,我们怀着火样的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光辉能把人类重新团结在一起,在你温柔翅膀之下人类团结成兄弟。”
 
  ……
 
  这真是精神的跋涉,在这样苦难的历程中,有贺师这样的智慧老人指点迷津,我享受到的却是精神的盛宴。每到艰难晦涩之处,贺师似感觉到我们为巉岩崤壁所阻,立即会用文学的生动比喻、先哲的感人轶事或日常的亲切体验,解读哲理,就像架设了一条思想的索道,把我们接引到真理的峰顶。记得在讲《小逻辑》反思的规定时,先说“反思的直接性”构成了否定物的“长在及其漠不相关”,后说“在其建立起来之有中或说在否定中,才是自身反思的,与自身同一的本质”。这简直是天书,我想起列宁在读《大逻辑》的“量论”时写的批注——“这是引起头痛的最好办法”。但贺师口气一转,讲起一件生活小事:母亲和儿子手牵着手,在街上散步,怡然自得,母子作为两个性质相异的个体,互具差异性亦即否定性,但此时这种差异是固化凝止的,“长在和漠不相关”,母子对此没有自觉,所以是“反思的直接性”;突然,一匹马受惊狂奔,冲散了母子,母亲和儿子在失散后,都深切感受自己对对方的依赖,即在否定性中反思自身的规定,这是“建立起来之有”,是“自身反思的”,是本质的进入。贺师笑着说:“庄子说,道在蝼蚁,道在稊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哲学的道理既然是普遍性,无处不在,所以可以即物明理啊!”
 
  贺师常引用朱熹的格言:“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啊,那些跟着贺师徜徉在哲学花圃中的美好时光,是我学识和学品与时俱进的岁月。先父在我18岁生日时,送我一套《俄语语法》作为礼物,亲笔题写了《圣经》上的一句话:“愿你的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我觉得自己在贺师的引领下,正走向崇高的精神王国。贺师最反对把哲学当作混饭吃的手段,他最推崇的哲人是斯宾诺莎,几次说起自己25岁时到美国奥柏林大学师从耶顿夫人(Mrs. Yeaton),在她家研读拉丁文原版《伦理学》的往事;他当时写了《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一文,纪念斯宾诺莎逝世250周年,并因此获得了学士学位。贺师对斯宾诺莎的评价是:“先生之学,亦诗亦哲;先生之品,亦圣亦仙。”他最喜欢文德尔班对斯宾诺莎的赞辞:“Zu sterben fur die Wahrheit sei schwer, schwerer istes, fur sie zu leben.”——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当年,蒋介石曾对贺师优渥有加,多次接见,并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可谓有知遇之恩。但他却以真理为指归,一切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在出任北大训导长时期,贺师多次抗拒当局迫害进步学生的训令,并不顾自身安危,把许多受通缉的学生保护起来。1949年北平解放,国民党三次派飞机接贺师去台,也有人动员他去美国,均被贺师婉拒。先生说:“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意再与蒋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和女儿决不做‘白俄’。”
 
  解放后,贺师积极参加思想改造,也写过许多附和当时主流话语的文字,许多人对此颇有微词,某准先锋新锐甚至哀叹贺师没能做出“清醒的选择”,以致失去了“人格和尊严”。贺师在腥风血雨的天地翻覆中所做的抉择,是是非非自有历史评说,不是几个坐在安乐窝中的奶油小生所能置喙的。似乎为了回答群儿的谤伤,贺师于1982年80高龄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人讥讽说:“He is a toy figurine.”(他是个玩偶)。但我却觉得这正是他理想主义精神的升华。八十老翁,人生即将走到终点,如贺师这样功成名就、享誉全球、阅尽人间春色的大师,对权力、金钱、名誉自已全无所求。我觉得他的入党,是他的理想主义宣言,是他昭告天下的行为艺术。想起当年贺师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特别推荐我们阅读,而这篇文献的第一个译本(1962年)正是贺师翻译的。先生所译的马克思献给岳父冯•威斯特华伦的题词,诗一样华美,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每次读罢,都不禁热血沸腾:“希望一切怀疑理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赞扬一个富于青春力量的老年人,这位老年人以对于真理的热情和严肃态度来欢迎时代的每一种进步;他并且充满了令人深信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只知道能激动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来不为倒退着的幽灵所拖拽着的阴影所吓退,从来不被现代的乌云密布的昏天黑地所吓倒,相反地,他永远以神灵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眼光通过一切风云变幻而透视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化日光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您永远是我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显明地证明着,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种真理。”在这段贺师亲手翻译的文字中,分明浮现出他本人的伟岸身影,使我高山仰止。
 
  1991年,就在贺师去世前一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哲学是理想的》。这是老师的天鹅之歌,是他的绝唱。理想主义永远是贺师的精神旗帜,他站在生命的终点,把这面光明灿烂的旗帜高高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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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炙拾零之七: 冯友兰先生

 
  在我大学老师中,年纪最长的要数冯友兰先生了。芝生先生生于1895年,比我的老系主任何思敬先生还年长一岁。说起现代中国哲学,大概人们必然立即想到冯友兰先生,他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符号;但是,他又是一个争议不断的历史人物,——这样的传奇学人竟是我的授业师,不能不说是我此生遭际的一桩重大幸事。有关芝生先生的各种回忆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本不容愚小子佛头著粪。但顷读先生高婿蔡仲德先生撰《冯友兰先生生平、著作年表》,竟未载我所亲历的有关芝生先生的二三事,足见一个人漫长生涯所涉之事何其多也,虽至亲亦难一一历数,这里略加补苴,当非蛇足。
 
  还在中学时,就知道冯友兰先生的大名,但并未读过他的著作;先读的倒是令妹冯沅君(恭兰)与陆侃如伉俪的《中国诗史》,而且知道这位冯沅君先生就是鲁迅先生提到过的淦女士,并由此得知先生出身书香门第。
 
  1958年大一下学期,在燕园看所谓“双反交心”大字报,北大哲学系众位耆老几乎均遭炮轰,其中第一鹄的正是冯友兰先生,罪名是鼓吹抽象继承法,为唯心主义招魂。但真正见到芝生先生却是两年以后了。1960年10月13日北京哲学会在北大礼堂举行学术报告会,由关锋讲孔子哲学思想,我有幸躬逢其盛,这张入场券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天下午两点,先是戴着绿眼罩的金岳霖先生走进来,接着好几位老先生陆续走上主席台,其中就有冯友兰先生。关锋的报告主旨是批驳孔子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主张,认为孔学是保守的奴隶主阶级的哲学。我们的中国哲学史课还没讲到孔子,所以对这场争论并不了然。谁知一个月后,冯、关二位竟同时成为我们年级孔子这堂课的主讲。原来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之后,开始反思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不仅经济政策,包括科学、文化、教育政策也都在进行调整,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系决定以孔子课为样板,让两种对立主张同时登台争鸣。上午由芝生先生主讲,下午则由关锋先生主讲。两个人的观点针锋相对。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冯师,真正成了他的学生。冯师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孔学的纲领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把爱施之于各阶层的民众,所谓“仁者爱人”,“氾爱众”。这是对残酷压迫劳苦大众的周礼所做的根本修正,主张“齐之以礼”,把礼下到庶人。总之,他强调的是儒学的进步性。冯师有点口吃,但声调高亢,讲到动情处,常常俯下身子,然后突然挺起腰板,给我的感觉是,对自己的主张充满信心,而且对传统儒学思想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下午关锋先生的课却处处以冯师为靶子,说冯师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歪曲了仁的阶级实质。公平地说,关锋倒是对一系列历史事实做了深入的考证,观点明确,逻辑性很强,有一定说服力,并不是简单地打棍子;虽说如此,我却有另外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拿着一刻不离手的香烟,指指点点,言辞尖刻,锋芒毕露,似乎持有尚方宝剑,俨然真理化身。当时,在《哲学研究》上,不断出现署名撒仁兴的文章,这是关锋、吴传启、林聿时的笔名,三个人都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那文风也同样含着一种霸气。文革初期,关锋以高炬署名发表《擦亮眼睛,准备斗争》一文,是江青授意的文革檄文,因此愈发大红大紫起来,随即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最后成为王、关、戚反革命集团骨干而服刑,看来绝非偶然。
 
  1961年大四时,冯师才真正给我们系统开课,课程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据钟肇鹏先生回忆,这门课先是在北大哲学系开的,后来又到人大给我们年级讲,大概是三十多学时。1962年,给我们讲完后讲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冯师时年六六大寿,红光满面,颔下长须飘然,穿着蓝布中式对襟棉袄,带着一副深度圆近视镜,有一种庄严的伟岸风范。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冯师正是这样,我想这是他毕生秉持“内圣外王”的理想长期自我修养的结果。李慎之先生曾说,芝生先生有一种“圣贤气象”,而我每次听冯师的课时,总是孩子气地想,当年孔夫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曾把冯师的史料学课和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做过比较,虽然基本内容大同小异,但冯师的课独特在于借题发挥,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评点,又有对哲理的深刻感悟,还有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这些话,含英咀华,使我终生受益。还在讲导论的时候,冯师劈头一句话就使我心头一震:“我推荐给你们看的书,差不多都经历了百年以上的考验。”他说,自己从七岁开始读书,到现在已经读了六十年书,经验就是十二个字: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其中最关键的是精其选:“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那么,怎样才能知道哪些书值得精读呢?冯师说:“对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于是,没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被刷了下去,而有永久价值的东西经过历史的考验流传下来,成为经典著作。接下去,冯师话锋一转,提出读书的诀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不尽理”。书不能穷尽作者想说的一切,有许多意思超出了书中的言词,作者所传达的主观意义未必是客观真理。冯师风趣地说,不能把活书读死,而是要把死书读活,如此才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听冯师的这门课,虽然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版本目录略窥门径,也是不小的收获;但对我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冯师的这番精彩的读书论。在市场勃兴的今日世界,赶时髦已经成了新潮男女的生存方式,能够不为所动,到经典中求道,如冯师念过的那首禅诗所说:“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超脱凡俗,使自己进入永恒,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汤之《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冯师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生涯中,始终不断求索,在真理的路上艰难的跋涉。以八十五岁高龄,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毕十年之功,于九十五岁临终前全七册竣稿。这是生命的奇迹,也是一个哲人伟大人格的升华。冯师晚年应领袖之招参与梁效“批林批孔”写作班子,成为他生平“失落自我”时期的最大失足,至今为人诟病。九十寿辰时,梁漱溟拒不出席庆寿宴会,回函有意不属上款,以示轻蔑,明言“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筵”。据说,后来冯师曾登门告白,并以子见南子所说“余所否者,天厌之”自剖。对冯师的思想历程,我曾做过长久的思索。先生立身金箴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我亲炙的授业师中,冯师的使命感似乎最强,他怀抱着中国传统士人那种“经世济用”的自觉意识,“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与物冥而循大变”,孤明独照,力图跟上时代,为生民立命;但在求索中,也暴露过人性的弱点,自己检讨说:“附和一时流行的意思,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但终于在晚年回归自我,发出“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任我飞”的生命最强音。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师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哥大教授狄白瑞致辞称赞冯师:“他忍耐,他永不失望,总是向着未来”。这使我想起哲学家J•奥斯汀的话:“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你就得犯一个重大的错误。”冯师之误是君子之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那些宵小之徒不过是一抔黄土,而冯师是巍然屹立的峻岭,永远令我们仰之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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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炙拾零之八: 熊伟先生

 
  五十年前的人大哲学系真是想办出点名堂来,直到大五下学期,还在开重头专业课,其中一门大课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说是“大”,原因有二:一是这门课内容丰富,分量极重,系统讲授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人格主义等哲学流派;二是讲这些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国内研究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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