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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

陈先达:萧前教授——我的哲学启蒙老师
538陈先达未知

  当我缓步灵堂,泪眼模糊中注视着萧老师消瘦、慈祥、仿佛安然入睡的面容,难以抑制内心的悲痛。

  五十五年的师生亲密交往划上了句号。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之情和无尽的思念,是此生难忘的。一个白头学生对逝去恩师的送别,一个老年生者对亲如家人的死者的吊唁,情感的沉重,是年轻人无法体会的。

  我一生有两个启蒙老师。一个是私塾的老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我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家里送我到不远的一家私塾中“发蒙”。先生是依靠教私塾为生的老先生,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很有名气、很受家长的尊重。他年纪老身体又不好,经常靠在床上让大点的学生为他捶背捶腿,时不时地转过脸来对着我们坐在位置上的小学生大喝一声:念书。我们就象小和尚念经一样,摇头晃脑一通。这样读了二年,背会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来就上完小,学新式的国语、算术。这是七十年的事。老先生早已作古,留下的只有老先生不苟言笑、捶背捶腿的印象。

  萧老师是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是我走上哲学之路的引路人。我是1953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来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的。是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苏联专家也为我们讲课,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更多的是萧老师讲,辅导老师是乐燕平。当时萧老师风华正茂,不到三十岁。一表人才,口才又特好,讲课生动机智。每节课都有点思想火花,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1956我毕业后留在哲学系,变为双重身份:既是萧老师的学生又是同事。那年,哲学系招了一届从1956到1959三年制的哲学研究生。学生是应届大学毕业生,也有其它大学来学习的教员。当时全国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虽不是我们系一家,但也不多。我第一次具体担任的教学工作,就是和李秀林一道为萧老师当助教。我和秀林每人分管两个班,随堂听课,搞课外辅导,组织课堂讨论,当时叫习明纳尔。可以说这是萧老师对我哲学启蒙教育的继续。

  尼采说过,哲学家是死后才出生的。这句话很有点哲理。位高权重的政治家是生前的,是“在世”的。在位显赫一时,可人走茶凉或死后没没无闻,很快被人忘记;历朝历代那么多高官显贵,能数出名字的有几人!真正的哲学家,生前无权无势无钱,可死后当人们认识到他的功绩时,会越来越为人们所尊敬。萧老师的追悼会,一些学术界的知名长者被搀扶而来,许多学生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对萧老师作最后的告别。这表明,在哲学界同行的心中,萧老师是值得尊敬的著名学者。

  的确,萧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才。在当今中国各大学哲学系或哲学界,很多学术骨干是萧老师的学生,可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至于再传,三传,或四传弟子,更是遍及全中国,甚至海外。萧老师对中国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学书的建设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不仅是艾思奇主编的哲学教科书的重要参加者,而且亲自主编多种版本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是全国同类教材的母本,它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饮水思源,中国哲学界永远不会忘记萧老师的贡献。

  我们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究室,在失去秀林之后,又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奠基者萧老师,同志们都感到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果一个人逝世后,人们越来越为他的离去而感到惋惜、感到缺失,这就证明他不虚此生,可含笑九泉。萧老师和秀林都是这种人。

  萧老师在哲学领域中的成就是巨大,在个人生活方面却有着痛苦和不幸。自发妻柯老师死后,两遭变故。可晚年是幸福的。我从学生角度看,萧老师的老伴潘师母,对萧老师的照顾可说是体贴入微。十二年前,萧老师患脑溢血,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能够再幸福地多活这些年,能够多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世界,能与子女团聚,享天伦之乐,全凭潘老师的细心照料。人生很难十全十美。晚年迟来的幸福,弥补了中年的苦难,也算是人生不幸中的最幸。

白头学生耋龄师, 犹记当年受教时。

仿佛玉树临风立, 又似大鹏展英姿。

几经磨难身不死, 老树逢春发新枝。

乘鹤归去遗教在, 师恩如山敢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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