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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

[人大之子]张腾霄:人至期颐亦不休
537陈骊骊 人大新闻网

来源:文/记者 陈骊骊 学生记者 曹玟棽  编辑:浩爽

七月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年轻的面孔来来往往。这里,有他们所仰望的名师大家,所向往的学术土壤。这里,一代代人大人见证着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成长。就在这个七月,一位伴随着这所大学一路走来的人大人迎来了百岁寿辰。他就是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张腾霄。他的教育人生,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

从旧式“教书匠”到新时代教育工作者

1915年7月,黄河之滨,张腾霄出生在河南省孟县北陈村一个农民家庭。经过童年时期的私塾教育,他先后进入孟县高级小学、考入孟县师范,接受了新式教育。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他在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也正是此时,投身教育的想法在他心中萌发。1936年,因成绩优异,学习期满留校工作,张腾霄从此开始了教育生涯。

当时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逼近,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情绪空前高涨。“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腾霄怀着抗日救国志愿毅然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由旧式教书匠向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转变。

1937年11月,张腾霄到达陕西泾阳,先后参加了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山西曲沃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陕北公学第34队的学习。在这些革命的大学里,他接触到了崭新的知识和理论,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很快地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陕北公学期间,因为曾经任教师范,张腾霄被选派到鲁迅师范附小担任主任,具体负责该校的教学、行政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开展干部教育与小学教育十分迫切。1939年7月,陕北公学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40年2月,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设立了小学课本编辑室。张腾霄此时已随华北联合大学挺进到晋察冀边区,他担任了编辑室领导工作,带领大家编写了一套内容全新的边区小学课本,满足了根据地小学教育的需要。

在这套边区小学教材中,关于劳动观念、生产知识的内容占到全部课本的37%。在张腾霄看来,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与实现教育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教材本身价值有多大,如不合该年级儿童的实际能力或无法引起儿童之学习兴趣的,就不能采用”,“凡是编进教材的内容,应该是本学科最基本的知识,并且要结合实际生活的需要”。

在革命战争年代,张腾霄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教材编写工作,这期间,还发表了很多文章。1943年8月,他调任晋察冀边区雁北专区督学、民教科长,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在反对日伪奴化教育、办好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1948年,张腾霄暂时离开教育一线,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并担任徐特立的秘书。在徐老身边,他一方面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理论,一方面协助徐老领导教材编审工作和筹备接管全国教育工作。

与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同沐风雨

1949年春夏之交,张腾霄调往华北大学二部做教学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全国解放前夕,急需培养大批干部,华北大学汇集了众多此后活跃在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学员。在教学中,张腾霄坚持把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相结合,不仅注意学员的思想情况,还注重总结教学经验,在当时的《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产生较大影响的教育理论文章。

1949年秋天,张腾霄被调至华北大学校部任教务科长,协助筹建中国人民大学。

命名组建之初,中国人民大学肩负着“培养万千建国干部”的重任,要为改造旧的和建设新的高等教育树立新型正规大学的典型。张腾霄先后担任学校的教务部副部长、研究部副部长,陆续参与到教学与人才培养、学校发展规划等工作中。他一边担任行政工作,一边学习教育科学理论,尤其重视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办学实践。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张腾霄发表过数十篇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文章,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刊登在《人民日报》。他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要避免教条主义,一要弄懂,二要联系中国实际。在组织协调教学工作时,他也特别重视总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1954年4月,教育部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邀请全国财经、政法院校及综合大学代表参加,张腾霄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工作经验,得到了好评。

1952年,根据中宣部指示,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张腾霄兼任班主任。从教学计划的制定到实施,他投入了很大精力,作出了精心安排。在几年时间里,研究班为全国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培养了大批理论课师资和理论宣传干部。

1961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下放劳动的张腾霄得到平反,回校任哲学系主任。当时,教学秩序急需恢复,他为此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还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负责指导青年教师选择研究方向和攻读马列原著。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张腾霄再次被迫离开学校。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复校,他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校园。从初期担任哲学系系主任,到1979年3月担任副校长,1983年6月任职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张腾霄怀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到学校重建和发展的工作中。

复校初期的人大校园,校舍、家具、设备极度缺乏。在成仿吾老校长的带领下,张腾霄在主管后勤及行政工作时,多次为解决校舍“文革”期间被占用问题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到有关部委进行多方面工作,还带领后勤职工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保证办学需要。

1983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八次党代会上,张腾霄代表校党委作报告,提出了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的战略任务,并提出提高教学质量、坚持科研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四化”建设服务等重点工作。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大学在改革开放时期继续保持着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积淀着独具特色的办学传统和学术风范。

一场风波与一代学者的成长

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培养又红又专的合格人才”作为重点工作提出。在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郑文林的回忆中,张腾霄关于“又红又专”的一次讲话,曾经引起了一场风波,也影响了一代学者。

1960年到1961年,哲学系正处于大发展时期,郑文林和一些同学提前毕业,与一批毕业生一起分在哲学系教研室当助教。1962秋天,在一次教师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系主任张腾霄对这些青年助教说:“‘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由此,他要求大家提高业务,苦读书,讲好课,能写出有见解的论文、著作,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去。

不久以后,随着“重提阶级斗争”的发展,张腾霄这次讲话被当成一个“事件”。他因为在哲学系走“白专道路”作过几次检查,在“文革”中又再度受到批判。

然而这次讲话在青年教师中引起的震动也是持久的。“每次晚上回来,我看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每间屋都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苦读。”郑文林说,当时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助教方立天每周要去中国佛学院听佛经课,中哲史教研室助教张立文经常写论文向报刊投稿,教师团支部都给予了支持。

如今,方立天和张立文已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从教师团支部走出来的还有方克立、郑杭生等著名学者。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1987年3月,年过古稀的张腾霄再担重任,受原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著名人民教育家董纯才的约请,协助主持《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编写工作。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是“七五”国家级重点教育科研项目,董纯才在抱病主持编写工作研讨会时说:“张腾霄同志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根据地都是搞教育工作的,解放后还是搞教育工作。最近在他主持下搞根据地干部教育,也很有成绩。他的思想性强,自己是‘笔杆子’,身体也健康,所以让他具体负责编写工作是合适的。”

作为副主编,张腾霄组织课题组30多位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不仅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逐章逐句地审稿统稿,而且亲自撰写了十多章书稿。董纯才在写完全书的《结束语》后就住进了医院,是张腾霄将《结束语》最后修改定稿。董纯才看了《结束语》定稿后对张腾霄说:“你写的比我的稿子好啊。”

1990年5月19日,董纯才在逝世前3天写信给张腾霄,就如何写好《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最后嘱托。自此以后,张腾霄更是加倍努力,组织课题组精心编写。1991年2月,教育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一卷。不久,教育科学出版社又分别出版了该书第二卷和第三卷,全书共计100多万字。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被视为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在此之外,张腾霄还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从1985年9月退居二线,张腾霄在此后多年撰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弘扬革命根据地人民教育革命传统的论著,还撰写了一些教育学、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

如今,这位百岁老人安然静守在人大校园,依然保持着他的爽朗、朴实、严谨、诚恳。作为由革命根据地高级干部学校培养出来,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的教育家,他见证了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当见到前来祝寿的学校领导,他不忘叮嘱说,现在国家经济社会形势良好,高等教育繁荣发展,希望学校把握机遇,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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