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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

青年教师雷思温:哲学是关于人之为人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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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思温,汉族,甘肃兰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本科,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硕士,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哲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兴趣为古代中世纪哲学,早期现代哲学,发表论文若干。

 

学生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本科是商学院的,请问您为何最终选择了哲学专业?

雷思温老师(以下简称“雷”):我从小对理科和文科都比较感兴趣,小时尤其喜欢天文和音乐。后来高中选择了文科,对文史哲兴趣日益增大。但是高考时选择了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因为中学时对人文知识的过分喜爱使我希望能给自己增加一些务实的锻炼,以平衡自己的性情。但后来进入人大商学院学习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天性终究不能违背,骨子里还是更喜欢人文学科。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本科选择商学院,它让我初步学习了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帮助我更全面地领悟了社会与人的复杂性,更清楚地理解了人文学科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的位置和意义,同时也使我更能尊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职业选择。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在人大商学院的两位班主任章凯和王晓明老师,感谢他们的宽容,使我能在本科四年花了很多时间在别的专业上面。

在进入商学院之后,我大一就开始在哲学系旁听课程了。由于当时比较喜欢文学和艺术,所以听了很多美学专业的课程,张法、吴琼和牛宏宝等老师的课程我都听过,有些课程还听过不止一次。他们的课程带给我很深的启迪。美学课从我感兴趣的领域入手,又用哲学深度进行升华。

到大二的时候,我接触到了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并参加了张旭老师的读书小组及相关课程。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学习把我从自我的小世界中拉了出来,开始意识到人是一个群体动物,要去理解他人,关怀共同体。在读书小组之中,我除了精读了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原著如尼采和柏拉图的著作之外,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这让哲学不仅变成了读书思考的活动,同时也变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后来我发现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学习需要对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思想有深入了解,所以我的学术兴趣从大三开始转到了西方哲学,并正式决定改换专业。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开始广泛旁听人大哲学院张志伟、欧阳谦、韩东晖、聂敏里、彭永捷等老师的中西哲学课程,这些课程的学习为我后来在研究生期间学习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体来说,我更关心人之为人的问题,哲学学习让这种抱负和情怀获得了具体展开的形式,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究竟想做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生活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直指人心的学问,所以我从未动摇过改换专业的决心。

我非常感谢人大哲学院,作为一个外专业的学生,这些老师的课堂与读书小组对于我这样的门外汉提供了太多的滋养。现在我回到母校工作,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回报人大哲学院给予我的教育和帮助。

 

 

记:能否讲一讲在北大的读书经历?为什么选择笛卡尔作为硕士的研究对象?

雷:我在北大的硕士导师是吴增定老师。我非常感谢他的三年栽培,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给我定下论文的写作题目,而是给我了很大自由度,让我自己探索,并一直敦促我阅读不同类型的哲学名著。再加上北大哲学系的相关课程和自己所组织的读书班,我在研究生期间得以能够继续在本科时开始的经典著作阅读计划,而不是一开始就局限在一两个哲学家的专题研究上。

因此,虽然我研一开始对笛卡尔感兴趣,但我并没有立刻投入笛卡尔的阅读。相反,我读了很多别的早期现代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在我导师的课程中,我还学习了一些现象学的基本知识,深化了对尼采的理解,此外我还初步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这些都为我写作以笛卡尔为主题的硕士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哲学史基础。

我在构思和写作硕士论文时,并不是完全出于单纯的理智兴趣。事实上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现代化和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对西学的理解和研究是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紧密结合的。其中的复杂过程在此不能详谈,简略地就近来说,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和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热潮,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重点更多地偏重于康德以降的历史,直到今日康德仍是国内很多初涉哲学的人心目中最有名的西方哲学家。这不但是因为康德本身的重要性,也是由于八十年代李泽厚等人对黑格尔传统的反思、海外新儒家的影响、全球化秩序的建立等等各种原因而形成的。

随着我们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的各个细部与各个时期都逐渐更丰富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就我个人来说,我对早期现代哲学的兴趣正是出于希望了解中世纪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出现与形成的考虑。通常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会容易认为笛卡尔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这当然是一个很经典的哲学史定位。不过我在研究笛卡尔时,除了倾向于研究他与现代哲学的深厚联系之外,还希望发现他与古代中世纪哲学之间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由此作为突破口,我希望通过对早期现代哲学的研究,逐步能深入西方的古代中世纪哲学传统,从而进一步获得更为宽广地理解西方哲学的视野。也因此,我比较关心的是笛卡尔以及其他早期现代哲学家们是如何从古代中世纪传统中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要看到他们与古代中世纪传统背离的部分,又要看到他们之间的连续性。也因此,后来我选择了笛卡尔的永恒真理思想作为硕士论文的主题,它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些研究古代中世纪哲学的线索。

对笛卡尔的研究是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的,随着现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器物、制度背后的义理如西方现代哲学思想也在中国扎下了根,很多西方现代哲学所面对的问题也在中国扎下了根。西方现代哲学有它产生的根源。不了解古代中世纪哲学,就无法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来龙去脉,也无法获得理解现代中国的整全视野。所以哲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私人的事情或者爱好,它始终以直接或迂回的方式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未来产生关系。当然,我很向往“通古今之变”的高远境界,但这种境界需要极深厚的学养积累、人格修养和见识,我只能持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具体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只能是踏踏实实一步步来,期待后来者能不断进步,超越前人。

在开始构思和写作硕士论文之后一段时间,偶然得知李猛老师也在写作相似题目,他为我热情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指导,在他后来的笛卡尔课程上,我也收获很多。虽然后来我的论文与李老师的论文关注点与展开方式并不太相同,在此仍然要特别感谢他多年来的悉心教导与关怀。借此机会,除了吴增定和李猛老师,我还要感谢在北大哲学系几年中系里赵敦华、靳希平、韩水法、尚新建、韩林合、先刚、吴飞、吴天岳、刘哲等很多老师对我各方面的教育、培养和帮助。

 

记:为什么选择去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于出国学习,您有什么体会?

雷:上面说到了我硕士期间的学习情况。伴随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我后来在申请出国时选择了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希望能以笛卡尔为开端,进入对古代中世纪哲学的系统学习,而鲁汶大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是居于世界前列的。五年的学习经历确实也让我收获满满,这里丰富的藏书、专业而系统的古代中世纪哲学课程使我学习了很多在当时的国内不易学习的知识。除此之外,我还旁听了一些别的系的课程,开阔了视野。在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之后,我的学术兴趣最终锁定在了邓斯·司各脱上面,并以他的形而上学与上帝超越性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实际上是从我硕士期间的思路推进过去的。

司各脱在国内被研究得并不多,这部分也是因为古代中世纪哲学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冷门。近些年来希腊哲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中世纪哲学作为承前启后的时期,自然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不过与很多天主教徒不同,我对中世纪哲学的兴趣并不是出于信仰和对古代中世纪哲学的偏好,而更多的是从现代哲学回溯过去的。在我看来,司各脱的思想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世纪经院哲学如何从盛期走向晚期,同时也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理解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理解天主教思想与犹太-阿拉伯传统的关系、理解现代哲学和现代神学的线索。通过对司各脱的研究,我更加确信了早期现代哲学对古代中世纪哲学具有既继承又背叛的复杂关系。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世界和现代人。

五年的求学体会非常多,择要而论,有如下几点:

首先,留学的经历无论从学术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都增强了我对西方文明与欧洲社会的了解与体会。由于鲁汶大学的藏书非常丰富,我借此机会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和阅读面。那里有很多类似中国线装书一样的旧书、老书,翻多了就能打破对这些图书的神秘感,并增强跟它们的亲近感、熟悉感。我是做中世纪哲学的,因此有时逛一逛博物馆和教堂,特别能获得对西方历史和宗教传统的直观感受,我自己也很喜欢低地国家的绘画。鲁汶大学又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大学,跟各国留学生的交往能消除在国内时对西方以及别的国家所抱有的各种想象,比如要么把西方想象成天堂,要么想象成穷途末路。能感觉到不同族群、国家、信仰的人的确具有很多共性,但又有很多根本的差异性。

其次,学习西方现代哲学,有时会有一种各个文明无论过去有何差别,但都会拥有相似未来的感受。但是古代中世纪哲学的学习会让人感到不同的文明传统仍然会在未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鲁汶大学的古代中世纪研究除了注重传统与现代哲学的对话关系之外,也很注重天主教传统与其他非西方传统的关系。那里有犹太哲学、阿拉伯哲学的课程,还有不少这些领域内的优秀学者,这些领域与西方古代中世纪研究的关系相当深厚。我因此对犹太、阿拉伯和波斯等相对独立的文明传统都抱有很高的敬意。我并不认为这些文明传统只具有博物馆价值,也不认为它们只有在现行的学术研究范式内才具有生存合法性,相反,不同的文明传统会以自己的方式逐步改变我们对于人类未来一元化的想象。

再次,我在鲁汶大学的专业是古代中世纪哲学,而很多中世纪哲学的学者、学生都有天主教信仰。我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然而,通过与他们相处,加上经常阅读相关的论著、论文,会发现西方很多学术上的争论其实暗含着他们自己内在的问题意识和目的。此时来自中国而无宗教信仰的我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学术研究又需要研究者全心投入其中,否则不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了解。这个时候我经常有随时跳进跳出的感觉,并且我认为能够跳进跳出是一个中国研究者研究西方哲学应该有的能力。他们的很多学术兴趣与论点是与西方文明的发展紧密相关而非指向中国,因此对古代中世纪哲学的研究让我更为深入地理解了西方的过去、传统与未来的纠缠。有一些西方哲学的热门问题不见得都与我们至关重要,而一些不那么热门的问题却很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盲目跟从最流行的热点和思路,很可能产生不出经得起考验的成果。

最后,伴随着上面几点感受,在国外学习结束回国工作之后,我很希望一方面把在国外学习期间的一些有价值的部分通过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贡献出来,另一方面,毕竟出国已经结束,我终生的工作将主要在国内进行,因此不能一直停留在出国那几年的状态和意识里,而应该将出国的收获与心得可持续化。大致以五年为单位,不断推进自己的研究,避免热闹几年之后陷入失语、停滞和简单重复的境地。事实上,回国一年多来我的学术收获非常大,尤其是与很多师长还有新老朋友的交流、讨论都让我深深感到国内的学术共同体才是滋养我思考与研究的真正源泉。因此,无论是留学也好,还是在中国继续做西学研究也好,都是为在中国形成全面、深入的西学研究传统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贡献。

 

 

记:您的主要学术兴趣是什么?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和将来的教学计划及授课方式吗?您如何平衡做研究和育人的关系?

雷:我近几年主要的学术兴趣将还是主要集中在古代中世纪哲学和早期现代哲学上,因此,我这几年的开课计划也将主要围绕这些领域展开,同时我也会认真准备一些通论性的课程,如“西方哲学史”等。在早期现代哲学方面,我会每年讲授不同的哲学家,希望能做到几年之内尽量不重样,以使得感兴趣的学生能在几年之内系统学习这一时期的哲学。古代中世纪哲学方面也是如此。

这学期我开设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研究生课程。对于研究生来说,教课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激发学生的哲学兴趣上面,更需要把哲学原著中最核心的问题揭示出来,不断思考阐释,把书读厚。并且还要通过读原典来接触并理解西方的哲学研究传统,同时还能从对一本原著的理解扩展到对别的哲学家的理解上去。我目前上这门课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一方面我紧扣住哲学原著,逐段甚至逐句讲解,并且点出哲学文本背后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希望将这本原著与别的哲学家联系起来,使学生能够获得触类旁通的效果。至于二手文献的阅读,我会按照学生的基础来进行。如果他们并不熟悉原著,那么仍然应该以原著的讲解为主,并辅之以一些精要的研究。如果他们很熟悉原著,那么就应该更多讨论相关的重要研究。

在本科生的课程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比研究生的课程更难一些,难就难在如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让他们各自找到自身与经典阅读的关系,通过阅读原著思考问题,从而把读书和书中的问题变成自己生活的核心部分,而不至于沦为学生上课只是为了修学分或者听听热闹。这个对于老师的本科教学是最有挑战,然而也是最有意义、最有乐趣的方面。

作为一名好的学者与老师,很多基本的要求是相通的,比如最基本的对人格的要求,理性达观的态度,持之以恒地坚持初心等。唯有如此才能在育人的同时保持做研究的热情,并平衡好两者的关系。从这些要求上看,治学与育人是殊途同归的。

最后,除了常规的上课之外,我也在考虑组织读书小组进行教学。有些同学由于个人兴趣和写作论文的需要,想阅读一些当下还未开设课程的原著,这个时候通过读书小组的细读,可以帮助学生深化对原著的理解。除此之外,跟上课不同,读书小组的读书范围可以更广泛一些,除了常规的西方哲学经典著作之外,我也考虑阅读一些文史和中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具体的阅读书目和读书方式我正在考虑和准备之中,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加。

 

记:您入职以后在人大哲学院的工作感受是什么?是否觉得压力很大?

雷:人大哲学院是国内哲学研究领域顶尖的研究单位,同时又是栽培过我的母校,在这里工作当然是非常愉快的。人大哲学院的雄厚实力以及研究环境的优越我想不用多说,都是大家公认的。我想说的是另外一点,那就是我们院的人情味很浓郁,很养人,而这一点在如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是极为难得的。我所说的人情味并不是那种走歪门邪道的私情,而是人与人之间温厚的自然感情。如果没有人情味,就不可能拥有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以及团结奋进的研究团队。我们院师生关系很融洽,前辈老师们对我们年轻老师给予了很多照顾,这都是我很感恩并且享受的。而且我们年轻老师之间关系也非常铁。虽然我才入职不到一年,已经跟大家形成了牢固亲密的友爱关系。

至于压力,我想每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很多时候是可以转换成动力的。比如开课的压力,研究的压力,这些如果处理好,都会形成促进自己进步的力量。另外年轻老师时常也会感觉到生活上有压力,我觉得这是人生常态,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处理能力与成熟程度,事在人为。长远的事业永远比眼前的琐事更值得关注。

 

 

记:您对人大的学子们尤其是哲学院的学子们有怎样的期待呢?

雷:作为中国最好的高校之一,人大的学生自然也属于最优秀的行列。教书育人,总是会对学生充满期待的。就我个人来说,我对学生的期待有这么几点:

首先,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学习和读书终究只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大学时光很宝贵,大家也要好好生活,保持健康、达观的生活态度,让读书与生活不要彼此分割甚至互相挤压,而是互相促进,融为一体。如果没有健康的生活作为基础,学习和读书的状态一定不会太稳定。

其次,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几年宝贵的时间。如果你们选择毕业后参加工作,这几年很可能是你很长时间内唯一一段平静的读书时光。读书分两种,一种是时效性的,可以立竿见影,实用性强,但失效很快。另一种是长远性的,虽然见效不快,但受益久远。哲学就属于后一种。哲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缓慢而深远的。它既需要超越人的日常生活以实现其精神追求,同时也需要对日常生活抱有温情的理解与体认。经过这几年的学习,我相信你们今后在心胸、修养、对待别人和理解社会方面都会有长足的进步。它会把很多你以为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重新变成需要你自己再思考的问题。读哲学有时像是打预防针,你打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感受到它的效用,但它可以在今后的人生中帮你预防很多问题和困惑,至少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理性、开阔的思考角度。除此之外,哲学还可以提升你的人格和人生境界,这是一些实用性的学习所不能给予的。

再次,对于今后想继续读书甚至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学来说,首先,希望你们读书上课时最好不要太挑食。人因为各种原因形成自己的偏好很正常,但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你不但能理解跟你相同的东西,同时也能理解与你不同的东西。因此,高等教育不是为了讨好你的性情与偏好,而是为了给予你更整全的视野而存在的。不但如此,如果没有宽阔、全面的读书积累,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很难有很深的把握。哲学史是一部很多伟人构成的对话史,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能画地为牢。很多书在年轻时涉猎不多,以后再进入难度就会加大不少。其次,自己关心的学术问题应该与自己的生活与生命具有内在联系。这不是说大家要去做一些庸俗浅薄的思考,而是说自己的问题意识一定要成为自己生命非常重要的部分。学术问题表面上看是智力活动,实际上无不与人格、生命发生着紧密关系。读书和学术研究必须成为滋养你生命的源泉,而不只是枯燥而勤奋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生命联系,没有从心底里生发出真正关怀的问题,读书和研究就容易沦落为充满焦虑的竞赛和追求简单快感的游戏,生命也会日渐衰颓或者日渐单薄。

再次,对于学习西方哲学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来说,除了学好自己的主业以外,最好能扩宽自己的阅读面,对于一些经典的西方文学、历史名著,时间允许的话也应该有所涉猎,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罗马名人传》、莎士比亚和歌德的名著等等都可以拿来一读,这些阅读对于全面了解西方文化,获得对于西方文化的质感乃至理解自己的人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最后,对于将来毕业工作还有继续研究西方哲学的同学,最好都能读一点中哲以及国学的经典著作,如《四书》、《史记》等,早一点读好处会更大,甚至受益终身。

 

祝人大学子们和哲学院的学子们能拥有充实美好的校园生活,希望这几年是你们人生中最经得起回忆、最对得起初心的时光!

 

图文:哲学院新闻中心 李菁菁

编辑:哲学院新闻中心 顾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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