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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伟:中国技术哲学的国际化思考

日期: 2021-02-21 撰稿人:王小伟

随着人类社会持续深度科技化,技术哲学讨论开始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化技术哲学话语的建构一直在摸索中前进。作为国际技术哲学学会的创会主席,米切姆(Carl Mitcham)始终特别关心中国的技术哲学发展。在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负责任创新”论坛和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工具与人”技术哲学论坛上,米切姆都作了有关中国技术哲学发展的演讲。他的《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重视批判性》一文即脱胎于这两次讲演。米切姆对美国技术哲学圈内的技术乐观主义颇为失望,希望能从中国文化中寻找解药。马克思五十多岁学习俄文,米切姆七十高龄仍然在学习中文,若非对中国文化抱有巨大热忱,绝不能发愿如斯。不过,他仍感到中国技术哲学界对技术发展的态度过于乐观。

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而科技哲学工作者对科技的评价整体上倾向于积极。近年来,越来越多技术哲学领域的青年学人到海外求学或访学,直接接触国际学界前沿问题研究。其中,技术哲学“荷兰学派”的工作备受关注。荷兰的高科技发展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对技术哲学研究有着强烈的社会需求,所以“荷兰学派”风头日劲。从“结构与功能分析”到“负责任创新”与“道德敏感设计”,“荷兰学派”引领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设计转向”等诸多新趋势。“荷兰学派”大体包括三个思路:(1)以克罗斯(P. Kroes)为代表的分析技术哲学,主要研究技术人工物本体论地位问题;(2)以维贝克(P. Verbeek)为代表的现象学路径,侧重考察技术对生活经验的调节;(3)以拜克尔(W. Bijker)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路径,着力考察社会因素对技术发明的影响和构造。目前,这三种思潮尤以维贝克路径的风头最劲。在国内,一批有荷兰学习背景的青年学者努力介绍“荷兰学派”的研究成果,还试图从比较哲学思路进一步发展“荷兰学派”技术哲学。

总结起来,中国青年学者的技术哲学国际化工作主要分成三大块,分别是现象学路径、后现象学路径以及技术伦理学-STS的路径。此外,分析的技术哲学也有学者涉猎,但相对前三条路径而言研究者较少。许煜曾师从斯蒂格勒。承袭海德格尔、斯蒂格勒、西蒙栋等人的研究方法,他着力从现象学角度考察技术的本质问题,指出技术得以可能的存在论条件,即他所说的“技性(technicity)”问题。他不关心具体的技术,而是提出“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概念,试图从中国特有的形上学出发来考察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性”概念。后现象学的思路则比较侧重考察具体的技术问题。维贝克的学生洪靖试图进一步发展设计哲学,尤其侧重考察儒家价值对技术设计的可能贡献。王小伟则从后现象学“文明给定(civilizational given)”概念出发,考察儒家的“礼器”概念的礼仪维度如何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技术。黄柏恒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伦理学领域,较早提出“走向儒家技术的伦理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朱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伦理和STS研究,一直试图借鉴儒家思想来开展工程教育工作。这些青年学者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学术交流频繁。黄柏恒、王小伟所编写《和谐技术:走向儒家的技术伦理学》(Harmonious Technology: A Confucian Ethics of Technology,Routledge,2021)一书,首次尝试构建儒家技术哲学。

目前来看,这些国际化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处于早期探索阶段,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各方大力合作。首先,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内外青年学人的文化自觉越来越强烈。建立必要渠道和平台使得知识和想法流动起来,能够帮助技术哲学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对国内外研究方法和范式的系统反思。另外,青年学者的工作必须建基于国内前辈学者的探索之上,必须将自己的研究同前辈学人的工作连接起来,才能作出有历史感的研究。国内前辈学者如陈昌曙、刘则渊、王前、李伯聪等都曾作过技术哲学中国化的努力,多次提到儒家传统可能的贡献。在此背景下,青年技术哲学工作者加强了同儒家学者的联系这一点也很重要。事实上,一些儒家知名学者对技术问题的态度非常开放。如李晨阳明确鼓励将儒家的技术哲学开展起来。近些年来,儒家技术现象学承袭后现象学和国内前辈学者的工作,颇为引人注意。

作为一种技术哲学中国化的努力,儒家技术现象学主要包含两种进路。第一种思路是将技术哲学作为“第一哲学”进行研究。海德格尔在这方面作了卓越的工作。他将技术当成一种“此在”的在世方式。但是,将海德格尔的思路作为一种方法来考察中国技术问题的研究路径有其不足之处。许煜延续这个思路作了一些工作,但他对中国技术观的历史梳理跨度太大,从上古神话到文化革命,试图从中理出一条有关技术的叙事线索。更为谨慎的方法或许是紧扣一个海德格尔的概念,例如他的“历史性”观念,考察如何把中国哲学放置在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技术史中展开思考。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指的是“此在”的在世结构,即“此在”将自己的过去当成有益未来的一种现在的存在方式。根据这一思想资源,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伦理学资源以及文化现实作为自己的历史如何能帮助我们深刻理解技术问题。这一进路一方面要求精研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另一方面要求创造性地将其思路通过概念“管道”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贯通。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向度值得深入挖掘。

一是情绪的存在论考察。海德格尔提出了“焦虑”和“罪感”是“此在”在世的一种存在论情绪。当“此在”面向未来,看到无穷的可能,理解到一切意义都是无基础的,于是“此在”沉入焦虑之中。当“此在”朝向现在,发现自己的过去由“常人”所设定,自己则沉沦在闲谈之中,于是“此在”感受到一种良知的悸动,陷入“罪感”之中。可见,“焦虑”和“罪感”都是一种历史性情绪,这种情绪进而提示“此在”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回应。而技术作为一种“命定”自然也会引发存在论情绪。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追问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否有存在论情绪,它对我们理解技术有什么启示。一些学者认为,相较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传统似乎更加重视情绪,如孟子的“四心”本身即具备认知和情感维度,“情论”是儒家和佛学的经典课题。如何开发这些传统资源,并将之同技术问题创造性地联系起来,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

二是将中国哲学资源当作技术可理解性的前提,考察不同文明所蕴含的不同形而上学如何理解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似乎认为,技术只有前现代和现代之分,而前现代的形而上学则将技术理解为一种“带出”的存在方式。类似地,比照古希腊,我们可以回到古代儒家思想中去寻找是否有不同于“带出”的技术观念,或者有别于古希腊“带出”的另一种“带出”。前者是更加基础的存在论考察,核心是找到在“带出”之外的存在可能。后者是具体的存在论考察,核心是“‘带出’的存在论结构是什么”。儒家“有机宇宙”观、“天人合一”观、“三才”观等都有与“技性”概念有关的资源,值得特别挖掘。另外,儒家“功夫论”与海德格尔的“上手论”都重视实践的生存优位,两者有相通之处。如何深入“开挖”儒家“功夫论”,把它当作一个存在论概念而非伦理概念去理解,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

相较于经典现象学考察,儒家技术现象学的第二种进路是后现象学的。这一思路又可粗略地一分为二。一是将唐·伊德(Don Ihde)的实验现象学考察具体化,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能否提供决定技术产品按照特有的方式显现给我们的视域。例如,考察中国人对木材、石材乃至金属等物质的生存属性之理解如何决定其对由这些材质所制造的技术品的体验。再如,研究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如何决定技术与美好生活的关系。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另外,也可以延续维贝克的思路进行具体的伦理考察。虽然师承伊德,但是维贝克把后现象学进行了伦理转向,开始关注道德规范性问题。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考察中华传统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设计、采用乃至想象具体的技术品。而“道器关系”“观象制器”“藏礼于器”等概念所包含的中国传统价值对物的设计、制造和布置的影响,亦均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以上这些向度都亟需在比较哲学视角下得到进一步推动。儒家技术现象学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伊德和维贝克的气质,对技术的态度相对比较乐观。这可能让米切姆感到忧虑。对此问题展开细致辨析首先需要区分两种技术观:将技术作为一种工程实践,与将技术作为一种哲学反思。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部分得益于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青年一代大都认同技术的工程效果。但是作为哲学工作者,大多数人对科技仍然保持着必要的批判态度。很多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工作者继承了海德格尔那种技术怀旧主义气质,即便是后现象学者,也都试图将偏好悬搁起来,考察技术如何显现的问题,其根本的思路是纯粹描述性的,一般不带有个人的价值偏好。

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0)中,许煜鲜明地表达了对技术发展的担忧,并试图通过回归“宇宙技术”的办法来防止现代技术对丰富存在的破坏。“宇宙技术”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技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前文提到的《和谐技术:走向儒家技术伦理学》一书则试图回归儒家“礼器”观念来找回技术的超越维度,将“用物”观改造成“敬物”观,这显然也是出于对技术之忧思。概言之,中国青年技术哲学工作者的根本态度更接近所谓的“审度”观,结合观察、描述、批判与扬弃,试图发展出一套别具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

从技术哲学史的角度来看,米切姆在北美学界所感受到技术乐观态度或许并非来自某个具体的哲学家,而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群体的普遍特征。“经验转向”之后,哲学家们开始关注具体技术品,不再将技术当成整体去批评。一旦对具体的技术品展开考察,技术往往呈现利弊共生的样态,较难统论好坏。不过,米切姆的忧虑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在一个工程大国研究技术哲学,的确要时刻避免自己的思考受到工程效果的压倒性影响。在此意义上讲,他的担忧深刻而现实。


中国技术哲学的国际化思考》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文

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