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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曹刚:疫情过后的七个道德愿景

日期: 2020-03-20


曹刚:疫情过后的七个道德愿景



愿景一:最可爱的人最应该享有尊荣


1951年魏巍写了一篇影响了数代人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疫情其间,习近平也称赞医务人员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3月17日41支国家医疗队返程时,送行海报上的那行“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就是对最可爱的人的注解。最可爱的人最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怀。前几天看到一个抖音上的视频,一个有着健硕体魄的医生和一行刺眼的文字:你问我为什么一个医生还要这么健身锻炼,当然是为了在医闹时保护自己。

我不禁在想,疫情过后,当白衣天使们回到平常的岗位,人们还能把他们作为最可爱的人来尊重和关怀吗?我们得有信心,但前提是:

第一,回归医患关系的本质。医患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支配关系、契约关系抑或是伙伴关系?其实,疫情中,当重症病人被推进急诊室时,我看到的是滑向死亡深渊的病人,而医生是唯一可能把他拖回这个世界的人,这就是医患关系的本质,即治病救人的关系。那些所谓的技术上的支配、药品上的交易、权力上的博弈,不过是落在这种关系上的尘埃,拂去尘埃,看到的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医生对病人的回应和帮助就是医生的责任,病人的理解和感恩则是依赖者最起码的德性。

第二,我读过一篇“我不敢看医生的朋友圈……”,琪方只有16岁,她的妈妈和外公都是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为了帮妈妈做点什么,她给患者们写了一封的鼓励信:哥们,挺住,我把我的外公还有妈妈都借给你了!大年三十,彭渝驰援武汉,怕家里人担心,她谎称自己在医院值班。她老公知道后着急地跟她打电话大吵了一架。几天后,彭渝看到了老公这样一条微信:“你是我妻,也是战友。使命在先,盼早日凯旋。”这些故事给我们展现的场景是这样的,在生死之间,在听诊器的两端,不再只是医生和患者,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群人,而所有这些人,组成了以病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的治病救人的同盟军。可见,医患关系其实包含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医患伦理其实是社会伦理。疫情期间,有地区出台了为疫情防控做出贡献的医生子女加分政策,引起了争议。我以为,只要程序公正,就没什么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医患关系的社会伦理所要求的。

第三,疫情像面镜子,显现出医患关系背后的社会生态。SARS疫情中,医生同样是最可爱的人,为啥疫情过后仍然伤医事件不断?从道德眼光来看,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关键,一线医护人员因此成了“背锅侠”。因此,以预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为主体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必须成功,否则,最可爱的人不过是一句空话。



愿景二:做有礼有爱的文明人


郑州毒王“郭某鹏”出名了,他从郑州出发,到意大利兜了一圈,途径北京,回到郑州,还挤地铁上了两天班,最后确诊传染了新冠病毒。他所接触的所有人都有可能会被感染,因此被隔离。据说,其密切接触者遍布11个城市。按道理,郭某去意大利看球,是他的私事,是他的行动自由,但现在这个私事,却变成了最大的公共事件,因为他的活动涉及到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现代社会分化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两个领域,人们一方面通过隐私权、自由权等各种权利来明确公私边界,保护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另一方面,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界又是模糊和移动的,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边界,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原来私人生活的活动都具有了公共的属性。“郭某鹏”的游历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疫情防控凸显了公共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公共文明建设的重点在于:

第一,行为者要有公共文明意识。公共文明意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行有所止。所谓行有所止,是指人能意识到行为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社会规则。规则意识可以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动物活动的边界由其本能所确定,而人的活动则受到规则的约束,只有人才会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来约束自己。二是行有所耻。所谓行有所耻,是指一个文明人在没有遵守规范的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羞耻感。没有羞耻感的只能是动物或者野蛮人。

第二,要有公共文明行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汪勇只是武汉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但现在却成为了“志愿者汪勇”,从疫情爆发后,他主动组车队接送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帮医护联系到每天几百上千份的公益供餐,为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汪勇说,做这些事不为什么,“就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志愿者汪勇是公共文明的模范,也许我们做不到像汪勇那样,但我们起码要做到:一是在公共场所,要爱护公共设施;要维持公共卫生;要遵守公共秩序。譬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必须要戴口罩,必须要遵守社区的管控措施,等等。近日有澳籍返京女拒绝隔离,外出跑步还不戴口罩,社区工作人员劝阻时,竟大声叫嚷:“救命啊!骚扰啊!”我们可以称其为撒野,这个“野”就是野蛮的意思。二是在公共交往中,要注意文明礼貌,要乐于助人,起码不能损人利己。三是在公共参与方面,不但自己要遵守规则,还要勇于监督、检举和矫正他人的违法行为,同时,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公共文明建设要有制度作为保障。公共文明行为一方面要靠自觉,另一方面也需要法制。这几年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其中设置了鼓励和禁止的两类规范,并通过对行为者的奖励和惩罚的方式来促进公共文明行为。这种惩罚与促进并重的立场与基调,无疑是正确的立法姿态。



愿景三:谣言和暴力不再肆虐网络世界


宅在家里,就是挂在网上。网络生活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形态。但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就像另一种病毒在网络世界中扩散,搅得人心神不宁,甚至造成精神伤害。一部Discovery探索频道8年前拍摄的纪录片被翻了出来,这个视频中,钟南山儿子钟惟德接受采访时,系了一根爱马仕皮带,由此对钟南山父子的恶意指责便汹涌而来。73岁的李兰娟,为疫情防控拼命工作,每天睡3小时,却有谣言称她推销儿子旗下公司的药,攻击辱骂随之而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匿名的键盘侠往往借助网络谣言,以道德为面具,以攻击性的言论为武器,四处寻获道德猎物,以逞一时之快,其结果不但伤害了当事人,更污染了网络环境。

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往往随影而行,又因此产生了一种衍生的暴力,即任性删帖,暴力的叠加又进一步恶化了网络生态。怎样才能阻止网络谣言和暴力的肆虐呢?在虚拟世界里,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困难。这是因为,与现实生活空间相比:一是网络谣言和暴力的参与者是匿名的不特定的网民们,谁是造谣者,谁是施暴者,难以确定。二是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扩散性、流变性等特点,网络谣言和暴力事件一旦发生,就变得难以控制。三是网络谣言和暴力的伤害程度有多大、扩散的范围有多广、持续的时间有多久,难以预料。

因此,要治理网络谣言和暴力,不但要多下功夫,关键是要换思路,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治互联网的“病”。

第一,传播者要有他者思维。网民是挂在网上的存在,先有网,才有“民”。每一个网民都是网络上的一个纽节,也都是一个传播中心,他们搜索、收集和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链,向广阔的网络世界传播。可见,要消除网络谣言和暴力,网民作为传播者的道德自律极其重要。问题是这里的道德是什么道德?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我认为是关系为本的道德,可以叫连带主义,其基本原则是“以对方为重”,这是开放的、多中心的、平等的主体间的网络关系所决定的,翻译成网络术语,也就是数年前互联网大咖们热衷讨论的“用户思维”。意思是,每个网民,也就是每个传播者,在你敲下键盘时,就要设身处地地理解挂在网上的对方,尊重对方的差异性,并友善地回应对方的需要。

第二,平台管理。如今的网络平台多元而丰富,微博、微信、抖音、快手,不一而足。平台对网络谣言和暴力的整治责任重大,删帖就是一种管理责任,但任性删帖却演化为另一种暴力。其实删帖的主体有三个,个人的发帖或删帖是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网警删帖是职责,只要依法依规,合乎程序,也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平台的删帖。平台通过“删帖、封号”,可以及时的切断网络谣言的信息来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网络暴力,但在网络管理的实践中,却常常因“删帖”权力的任性和对事件的定性不清,不但助长了流言和谣言的滋生,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道德焦虑和不满情绪。我以为,平台删帖首先要确定底线思维,要谨慎运用删帖的权力。何为底线?2013年 “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与会者就达成了七点共识:一是法律法规底线;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三是国家利益底线;四是公民合法权益底线;五是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六是道德风尚底线;七是信息真实性底线。另一方面,有必要在平台上成立伦理委员会。对于难以判断其正当性的言论,予以澄清,并将启动、违法性判断、告知、发帖人答辩、实施删帖等相关程序予以细化。总之,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治理网络谣言和暴力,也不能使网络世界成为噤若寒蝉之地。

第三,受众伦理。网络上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每个人也都是受众,网络谣言和暴力的流行,和受众的从众心理也有密切关系。受众不应该只是信息接受容器和情绪的发泄者,而应该是理性的负责任的行动者。他理应做到:一是不要断章取义,要尽量在说话人的语境中准确和完整地理解所传达的信息。二是别心怀恶意,妄自猜测,要善意地进行信息的选择和判断。三是别言不由衷,也许你不能保证你所说的是真的,但要保证你是真诚地说的。



愿景四:弱有所扶的温暖社会


疫情面前,更加让人体会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只是在于你的科技有多发达,经济有多发展,楼有多高、车有多快,更在于这个社会对待弱者的态度。如果说,动物世界的规则是优胜劣汰,胜者为王,那么,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世界,恰恰在于合作互助,善待弱者。弱者总是那些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人,在现代风险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RUC新闻坊2月21日发表了赵小曼等撰写的《1183位求助者的数据画像:不是弱者,而是你我》,这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察其内容,我觉得更为贴切题目是:无论你我,都是弱者。

可见,无论对谁,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弱有所扶的社会。

第一,天灾人祸中遭殃的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天灾人祸不是弱者的错,他不应该为此吃上一辈子的苦,更不应该让后代受累。国家政府有责任兜住社会民生的底线,确保所有公民尤其是弱者都享有基本的生活标准、经济福利和安全保障。

第二,市场竞争的失败者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竞争,竞争的本质是争利,竞争的法则是优胜劣汰,竞争的结果是社会分化。市场社会里,输赢各担,盈亏自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但弱者在这里依然能够得到倾斜保护,譬如劳动者权益保护法,而失败者也不应该一败涂地,这个社会应该让其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三,每个弱者都能得到友善的对待。“一群人如果对彼此的命运漠不关心,在共同生活中不能相互关心,彼此帮助,那么,就不会有共同体的存在。”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都需要有情感的纽带,把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这根纽带就是友爱。这种友爱既表现为邻里的守望相助,也表现为制度化、组织化和专业化的慈善活动。



愿景五: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疫情汹涌,不仅提出了如何进行疫情防控的现实问题,也拷问了我国科研管理体系和研究伦理所存在的问题。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一文,引发了抢救人命还是“抢发论文”的质疑。其实,事件本身如何定论,还有赖于客观中立的调查程序,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质疑引发了对科研体制的道德反思。科学研究的初心是什么,专家的职责是什么,论文发表又是为了什么?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可以说是对这些问题的有力回答。

与此相对应,就是闭门造车,制造论文垃圾。有人把我国当前科研管理和评价体系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论文”,两个基本点“项目”和“职称”。论文是“硬通货”,有了论文就可以申请更多项目,就可以更快地职称晋级。由此,各种论文抄袭,一稿多发,不端行为频发。可见,要把论文写作祖国的大地上,就要破除这样一种以竞争为基本运行逻辑的绩效模式,就要破除一种科研工具主义的观念,就要破除使科研异化为挣工分的评估制度。

有破当然要有“立”,破后立什么?

第一,搞科研写论文应致力于解决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的、重大的、迫切的问题,而不只是从概念到概念,闭门造车,自娱自乐。第二,搞科研写论文的过程是自我超越和自我满足的过程,其创造性所带来的内在利益是主要的驱动力,如果只是盯着科研成果所带来的财富、荣誉和职称等外在的东西,就不可能做到“板凳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

第三,搞科研写论文应该遵守诚信、客观、负责、守法是基本道德要求,杜绝科研不端行为。



愿景六:山河异域,日月同辉


这次的武汉疫情,日本的援助让人感动,但让人感动的还有他们的捐助词。譬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13日,一架载有援助欧洲抗疫物资的中国货机降落在比利时的列日机场,通关后运往意大利,物资外包装上写着《图兰朵》一段咏叹调的歌词和曲谱。“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池田大作这样感性地描述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景:我希望人们不是借助于经济的光亮,而是借助于来自别的角度的光亮来看这个世界。比如说,借助于音乐的光亮——由它所照亮的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呢?借助于文学的光亮,世界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呢?再进一步借助于艺术、宗教、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心态等各种不同的光亮时,可以想像,我们人类70多亿人口所栖息的绿色的地球,将会展现出千变万化的景象。确实如此,在疫情中,从生命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组织及其个体,只有基于共存共生的意识,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才能更好地应对目前面临的严重疫情。

如果从经济的眼光看,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利益共同体。世界市场的形成、信息化的交往方式以及随着科技发展导致的风险社会的产生,促成了全球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因此,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形态。近日,美国股市有四次熔断,全球股市也一片哀鸣,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应该是精神共同体。为什么我们更喜欢山河异域,日月同辉,因为那是日本人说咱们的话,能扣动我们的心弦,我们为什么要跟意大利人说普契尼的话,因为这样才能说到别人的心坎里去。想起前不久,由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而引发的对“武汉加油”的吐槽,似乎说“加油”就没文化,其实自家人说话直白点通俗点没什么,文绉绉的反而矫情。但在国际交往中,用对方的优美语词表达,则显出对别家文化的尊重和欣赏,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尊重,只有相互尊重和彼此欣赏的交往和对话,才会有精神上的沟通,心灵上的共鸣。这样,人和人的联系,国家和国家的联系,才不局限在现实利益的层面,而有了精神的超越,才能通过精神纽带把全世界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愿景七: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新冠病毒源头也许是穿山甲或蝙蝠等野生动物,但疫情流行的源头却在人自身,是人的无节制的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疫情流行。可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不只是宅久了对大自然的向往,更是人类应该持有的对待大自然的态度。

第一,要诗意地栖居,就要改变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说,他不敢相信本国的外科医生,生怕胸腔一打开,持刀者会因思考人肝与猪肝味道有什么不同而开小差。其实不只中国人,在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上,西方人更甚。或者说,它是近代以来人们普遍持有的立场,也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价值观根源。所以,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要把人和大地看作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共生共荣。正如张载《西铭》所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第二,要诗意地栖居,就要改变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方式。“发展”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由此,“独狼”式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只有互惠共赢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寅吃卯粮”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只有代际共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竭泽而渔”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只有人和自然共生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要诗意地栖居,就要养成绿色的生活方式。什么是绿色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就是“手段俭朴,目标丰富”。说的是人的生活价值并不取决于所占有的外在事物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对多元的具有内在价值的美好事物的追求。说白话,不是越富有就越幸福,因为真正美好的东西,如生态、爱情、健康、友谊、亲情、审美、信仰等等,恰恰是用钱买不到的。


转载自中国伦理在线